论批评界权威与大众读者对柳永词作经典地位之确立

论批评界权威与大众读者对柳永词作经典地位之确立作者：郁玉英杨剑兵来源：《知与行》2016年第01期[摘要]柳永词在宋金时期既被广泛传播又被深度接受，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但其经典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却充满着矛盾现象。

把握了审美话语权的批评界权威，即宋代文人士大夫极力效仿柳词的同时，却对柳词表现出极其排斥贬损的态度。

另一方面，下层普通大众读者对柳永词则推崇备至。

以上矛盾现象的出现，既与柳永行迹及其词的内质相关，又与沉淀着历史传统、时代文化的读者接受心理有着密切联系。

柳词艺术上的原创性赢得创作者的认同与效仿。

柳词直面生命，直率抒写性情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品格与宋代日渐发达的城市文化及自然人的本性相契合，却与主流的传统文化与审美观念相冲突，这导致他人对其词毁誉叠加。

由此亦可见，柳永词是批评界权威与普通大众合力确立的经典。

普通大众读者对经典的确立拥有隐性的话语权。

[关键词]柳永词；宋金；矛盾性；经典；话语权[中图分类号]I207.23；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1-0109-06柳永是11世纪最具人气的宋词名家，其词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充满斥责、诋毁之声，尤其是批评界权威——上层文士几乎一边倒地批柳。

但词史上这些把握了审美话语权的批评者却并没能将备受他们訾责的柳词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柳永词在宋代便确立了词坛经典地位，而且一千年以后，其人其词仍以无可争辩的影响和生命力列于文学史之林，跻身经典之列。

什么样的力量最终造就了柳永词的经典地位？经典化过程中，掌握着审美霸权的批评界权威有没有绝对的话语权？普通大众读者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何影响？一、经典地位之确立经典，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是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解的统一体。

经典的生成，是不断向未来敞开的“作品（作家）——读者”之间交互碰撞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作品（作家）的内在特质与沉淀在读者内心深处的历史传统、时代文化碰撞融合的状况决定着作品（作家）传播的广度和接受的深度。

由此所形成的影响力大小决定着作品（作家）能否成为经典。

柳永是一位在生前和身后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典词人。

纵观整个宋金时期，当时上至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下至平民百姓、青楼歌女无不生活在柳词的影响下。

柳永的词既被广泛传播，又被深度接受。

1.柳词在宋金时被广泛传播作为宋金最具人气的词人，柳词在当时下层读者间流传相当广。

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1]49另据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引《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入禁中。

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2]163可见柳永的词不仅普通百姓爱唱，上至皇帝也爱听。

柳永的词不仅在宋朝本土流传，甚至远播境外，在西夏、金国、朝鲜产生巨大影响。

从西夏归来的官员描述当时西夏传播柳词的盛况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1]49另据载：“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3] 这些记载虽只是小说家言，却可见柳词的传播以至于西夏、金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另外，载74首北宋词曲《高丽史·乐志》，是作为一种音乐文艺传入高丽的，其中就有《转花枝》《夏云峰》《醉蓬莱》《倾杯乐》《雨霖铃》《浪淘沙》《御街行》和《临江仙》八首可考为柳永词，可见柳词在朝鲜半岛也有重要影响。

2.柳词在宋金时被深度接受柳永的词不仅因为广泛地传唱而声播海内外，具有传播的广度，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宋代词人的创作，同时具有被接受的深度。

由于文献的散佚，流传下来的宋词中，可考的有四首直接唱和柳词的作品，分别是朱雍《塞孤》《西平乐》《笛家弄》及张师师《西江月》。

但柳永词对宋代词人创作的影响远不止于唱和。

宋代的著名词人，大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柳永词的影响。

薛砺若先生即认为实际上“在苏轼…横放杰出‟的词风没有取得广大读者拥护之前，整个的北宋词坛，几乎全为柳永所笼罩”[4] 。

他还特别指出了在周邦彦成名之前，“受柳永的影响和反映而雄起词坛的，则有苏轼、秦观、贺铸、毛滂四个最大的作家。

在他们五个人的作品中，已将全部的北宋词风概括无余”[5] 107。

至于集大成的周邦彦，亦受柳词影响。

“周美成的长调慢词的格局，几乎都是从他（柳永）蜕变而来的”[5]114 。

在宋代，柳永确实影响了相当多的词人。

譬如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

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

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6] 另外，俞文豹《吹剑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

因问我词如何柳七。

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外晓风残月。

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2] 2013这两则在词史上广泛流传的轶事已体现了典型的面对前辈大师时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

苏轼40岁始作词，此时柳永已然离世。

面对柳词产生的巨大影响，苏轼自觉地拿自己的作品与柳词比较，表现出期盼超越前人的渴望，从中也可见柳词的影响在当时词坛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再譬如文人雅士们将秦观与柳永戏谑并称为“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2]1963 ，也表明秦观词有似柳永词之处。

对柳词颇多微辞的王灼也不得不承认：“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晃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绝出。

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2] 83同时，他还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2] 85张端义则引项平斋的话明确地说：“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永”[7] 4276。

事实上，李之仪《姑溪词》被认为“长调近柳，短调近秦，而均有未至”。

方千里词被认为“其胜处则近屯田”[2] 84。

南宋极具影响力的姜夔即被认为“脱胎耆卿”[2]3588-3589 。

刘熙载则明确指出“南宋词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

少游疏而耆卿密也”[2] 3992。

柳永对宋词的创造影响深远。

二、柳永词作经典地位确立过程中的矛盾现象上述可见，柳永词始终处于词坛的中心，既具传播广度又具接受深度，是宋金时期当之无愧的经典，但在其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却充满了矛盾。

1.批评界权威对柳永词的贬损与苏轼、辛弃疾、周邦彦、姜夔等宋代经典名家颇受赞誉的情况不同，作为把握了审美话语权的批评界权威——宋代文人士大夫对柳永词的接受态度是极其矛盾的。

一方面，作为批评界权威的上层文化精英一方面难免于对柳永词的效仿，如上所述。

另一方面，他们对柳永词又极其排斥与贬低。

宋代上层社会对柳词的贬斥甚于任何时代。

正统文人学士既鄙夷柳永偎红倚翠的游冶放纵生活，又不满他那些“淫冶讴歌之曲”，即大部分以市井口语入词，以歌妓为题材，涉闺闱秘事或张扬个性的作品。

据《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柳永“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因此科举之时仁宗“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2]135 抛开这则逸事的真伪不论，故事本身反映出柳词那种宣扬平民意识、游离于主流价值观之外的个性为正统阶层所难以容忍的观念。

另外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文字：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相府。

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

柳遂退。

”[8]1553“彩线慵拈伴伊坐”是柳永《定风波》里的词句。

该词用市井俗语，将女子思念情人的慵懒无聊之态刻画得备足无余。

可是，身为上层文化精英的晏殊根本不能容忍自己的文人雅词与以浅俗之语直白描写市井生活气息的柳永词相提并论。

柳永无趣而退正表明作为上层文人领袖的晏殊对柳永词的批判态度。

宋代上层精英文化人士对柳词之“俗”的批评从北宋至南宋，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苏轼批评他的门生秦观“学柳七作词”，王灼说他“浅近卑俗”“声态可憎”[2]3697 。

李清照在肯定柳词“协音律”的同时也批评他“词语尘下”[2] 202。

吴曾说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2]135 。

徐度亦是明显地站在“流俗”阶层的对立面说：“（柳）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7]4518。

陈振孙尽管称赞柳词，说“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但最后还是批评“若其人则不足道也”[9] 。

至于金代，大环境是“苏学北行”，主流文化以苏、辛豪放词风为宗。

譬如王若虚《滹南诗话》主张“诗词只是一理”，力推东坡词“为古今第一”[10] 。

金代文学第一号人物元好问也谓“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11] 。

钟振振先生也认为：“北国气候干烈祁寒，北地山川浑莽恢阔；北方风俗质直开朗；北疆声乐劲激粗犷。

根于斯，故金词之于北宋，就较少受到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婉约词人的影响，而更多地继承了苏轼词的清雄伉爽。

”金代文人以崇苏辛一派表明了他们对柳词的贬抑态度。

2.普通大众读者对柳永词的推崇在上层文化精英们极尽贬损的同时，柳永词却深受普通大众的喜爱，是市井百姓极其崇拜的偶像。

据徐度《却扫篇》载：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因谈歌词力诋柳氏，旁若无人者。

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

[7]4518从老宦对刘季高诋毁柳词的严重不满中，可见柳词在当时深入人心的程度绝非一般。

又据《湘山野录》载：吴俗岁祀，里巫祀神，但歌柳永《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8]1409 。

可见，柳永词不仅仅在青楼楚馆、勾栏瓦肆间广为流传，而且融入当时民间风俗节气，不同于流行一阵风的通俗文化，成为民俗的一部分。

至于长时间与柳永直接接触的歌妓，她们不仅爱歌柳词，对其人更是崇拜与追捧不已。

譬如《醉翁谈录》记载：“至今柳陌花衢，歌姬舞妓，凡吟咏讴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

……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12] 这说明柳永在当时流行歌坛享有巨大的声望。

再如以下三则记载：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间余杭令，长于词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净，安于无事，百姓爱之[13] 。

（柳永）卒于襄阳。

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建安南门外，每春日上塚，谓之“吊柳七”[14] 867。

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

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

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15] 。

柳永，《宋史》无传，他的故事散见于一些野史笔记中，有的真伪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