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文化遗产浑河之利助努尔哈赤攻取沈阳巩固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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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沈阳文明专题报道之二十八
《母亲河上的桨声，你从何时响起》接续报道浑河之利助努尔哈赤攻取沈阳巩固基业
文/张新清
▲浪奔浪落的浑河水，见证了沈城的发展变迁
▲20世纪天后宫，此景现已不存
努尔哈赤的浑河情结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即1619年），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在萨尔浒（浑河上游，今大伙房水库）地区大胜明军，这次大战后，努尔哈赤巩固了兴京，占领了抚顺、开原、铁岭等要地。

努尔哈赤势力大增，一发而不可收。

接下来拿下沈阳、辽阳，掌控全东北，成为努尔哈赤下一步的战略目标，他首先剑指沈阳。

沈阳当时是军事重镇，“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高池深又有重兵把守，是个很难攻下的地方。

努尔哈赤充分认识到攻城的困难程度，对此做了充分准备，决定利用浑河适于航行的便利条件进攻沈阳。

天命六年(1621），农历三月，正是冰化雪消河水畅流的季节，后金军“自萨尔浒起程，梯楯营棚之战具，悉载舟中，沿浑河水陆并进。

”梯是爬城的工具，“楯”，即是盾牌，“营棚”约为部队帐篷之类，善于用兵的努尔哈赤，将这些笨重的战具装上船顺浑河而下，使这些战具很快运抵前线，克服了山路难行，减轻了人马运输的困难。

后来这些战具发挥了作用。

梯楯营棚都属于大型笨重的战具，说明后金早已有了造大船的能力，也说明后金早已有了在浑河航行的经验。

攻下沈阳后，明朝援军纷纷杀到，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八旗在沈阳城南浑河桥两岸与明朝精锐之师展开决战，战斗激烈而残酷，最终，后金又取得了大捷，明朝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辽阳指日可下，辽东已在后金囊中。

努尔哈赤疗伤及去世的过程更与浑河航运分不开。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在宁远受伤后返沈，七月去清河狗儿汤洗温泉疗伤，八月返沈途中在叆鸡堡（位于今翟家街道）去世，整个往返旅途都是乘船进行的。

狗儿汤，也称沟儿汤，今称温泉寺，在本溪县（小市）西太子河左岸。

从沈阳到温泉寺陆行不足120公里，但走水路却费事了。

从沈阳顺浑河而下，到三岔河约为140公里，从三岔河转入太子河，上溯经辽阳、本溪到温泉寺，约为250公里，水路全程近400公里。

努尔哈赤因年高（68岁）又有伤在身，无法骑马坐轿，在一定要去洗温泉的情况下，舍近求远选择了水上行，他返回之际，大妃从沈阳乘船赶来，两人在三河交汇处相遇，再沿浑河逆流而上，至沈阳西20公里的码头——叆鸡堡，努尔哈赤就在那里病故。

留守的大臣们从城里赶到浑河岸边，从罗士圈渡口，将努尔哈赤遗体抬回城里，后金的开创者大清的奠基人——努尔哈赤最后在浑河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他的后人将他葬在天柱山上，让不息的浑河水永远陪伴他。

需要说的是，努尔哈赤与大妃出行都有大队警卫，在温泉寺的卫队达三千人，这表明，明末清初之际，大型船队在浑河、辽河、太子河间已经畅通无阻。

陈梦雷、缪润绂与“浑河晚渡”
陈梦雷（1650—1740）进士、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一年（1682）蒙冤被流放铁岭尚阳堡，后在留都沈阳生活了十六年，其间他完成了《盛京通志》等著述，在他的《留都十六景》组诗中，“浑河晚渡”成为沈阳一景。

康熙时，沈阳的名胜甚多，那么“浑河晚渡”为什么能占有一席之地呢？先看看几段诗句。

康熙时的戴梓（1649—1726)在《浑河晚渡》诗中说：“暮山衔落日，野色动高秋。

鸟下空林外，人来古渡头。

”后来有关“浑河晚渡”的诗作大致也如此，“沙岸人唤舟，波明起鸥鹭”、“暮景河间系短篷，客旅无边渡口行”，这几句诗都描绘了傍晚落日、岸边呼舟的田园风光，实际上就是傍晚人等船。

不过“浑河晚渡”还有另外一景，《陪京杂述》中说：“城南之浑河渡口，当年贾船粮艘，汇集于此，每于落日前后，欸乃声喧，晚船争渡”。

这里晩渡的情景，
已不是傍晚“人唤舟”，而是“船争渡”了，“船争渡”就是浑河航运了。

陈梦雷不仅亲身感受了为支援雅克萨之战，浑河码头装运粮饷的紧张景象，亲眼看见了浑河码头运送建筑材料的繁忙场面，而且也目睹了闯关东的人群在浑河码头上下的情景。

清朝的闯关东始于顺治年间，顺治进京登基时，90万人离沈随行，加之明末战乱，导致辽东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在不断有饥民从山东、河北逃荒到辽东的情况下，顺治十年朝廷正式颁布了《辽东移民招垦条例》，辽东无边的肥沃土地，政府免除三年赋税的规定,使闯关东的人群“蜂拥蚁聚”，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力军，在辽东移民中占八成，康熙末年差不多每年都有10万人进入辽东。

沈阳地区成为闯关东的主要目标之一，到近代还是“至新民府的甚多”，到辽中的“来者甚众”，沈阳市区为数不少，罗士圈子的早期住户就有闯关东过来的，中街的早期商家，也有康乾时期来沈的，他们之中相当部分是从山东登莱登船过渤海入辽河，乘帆船转浑河来沈的，有的移民者，只是独身前来，逢年就要回乡看看父母亲人，这种春来冬归的往返方式更使闯关东大军浩浩荡荡，大概他们傍晚在罗士圈码头下船的身影让陈梦雷牢记在心，于是“浑河晚渡”的画面便定格了。

到营口开埠后（1861），辽河、浑河的航运更加繁忙，外国势力直接侵入辽东，在贸易方面西方一下子就看好了大豆，1862年进入营口港的外轮是86艘，三年后就增到274艘，有的空船而来，就是来运大豆的，这样辽东內地大豆通过辽河、浑河等大量运往营口。

1872年刘世英在《陪都纪略》、1878年缪润绂在《陪京杂述》中，都把“浑河晚渡”作为沈阳的一景，缪润绂是沈阳名士，他的“八景”也被社会广泛接受。

罗士圈的缆桩是谁立的？
去过罗士圈公园的人，无不停步于安置六根缆桩的石座之前。

2005年4月20日在罗士圈建造生态公园的施工人员，在浑河岸边挖出了8根缆桩，缆桩各长一米，直径30厘米，基座40平方厘米，重约340公斤，铸铁材质，它就是著名的罗士圈码头方位的实物证明。

罗士圈是沈阳浑河早期码头之一，与沈阳众多的码头七间房、上木场、下木场、石庙子、望北楼、官渡、浑河堡等码头相比，罗士圈码头以存在时间长、作用突出而名列前茅。

这次发现的缆桩是清末安置的，此前码头缆桩情况不详，粗壮高大铸铁缆桩的出现，说明进出这里船只不少，船体不小。

那么缆桩是谁置放在这里的呢？现在看，政府、会馆、船行或船主等都有可能。

清政府对河运一般是要收税的，有记载说，道光二十年（1840），“沈城浑河、太子河、巨流河每有私船偷运粮石之事”，二十三年经将军公禧奏准对辽河上从事商业营运的船只征税（包括浑河、太子河），咸丰三年（1853）清廷令盛京将军、奉天府尹告知米商，准许自行运米到天津出卖，回船载货一律免税。

政府既然收税，也应该对码头进出船只负责，置放缆桩在正理上。

会馆也可能是置放者。

会馆是我国明朝以来，旅居异地的同乡或同业共同设立的供同乡同业落脚、寄居及聚会办公等的馆舍，沈阳的闽江会馆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康乾时期闽浙商人来沈阳经商，经常往来海上、河上，为了祈求水上安全，就按福建当地习惯，在相当于后来26中学东北角的位置建立了闽江会馆，供奉天后。

今天沈阳人坐126路公交，就会听到天后宫的报站。

天后原起于福建，也称天妃、妈祖、海神娘娘等，是我国沿海渔民、商人等尊奉的海神。

沈阳还有一座会馆称山东会馆，从道光十三年（1833年)起在沈山东人,集资在怀远门外现一经二小学附近建立了山东会馆，也供奉天后，所以称山东庙。

这两个会馆的闽浙及山东商人，经常通过浑河、辽河、大海运送货物接送旅客，所以尊奉海神娘娘，他们有财力，也愿意作些慈善事情，所以出资为码头安几根缆桩应在情理之中。

航运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出现相应的组织，大约在清朝中期，沈阳有了船行组织。

“船行”类似行会、协会、船帮式的组织，是船家之间的统筹组织。

辽河其他码头也有类似组织，铁岭称作“船店”，当时沈阳浑河运输任务很重，每天官船及大小私船来往于浑河码
头的不下千艘，从沈阳上船木柴、粮食、药材及土特产（浑河上游下来的），经营口出海运往天津、山东及南方港口，运进从南方转营口运来的日用百货等，这样协调内部关系，对外承接水运任务，处理矛盾纠纷，保护本行利益，及关注码头秩序等等，自然成为船行的宗旨。

船行有经济实力，船又多，对码头的依赖性强，所以多少“出点血”，铸几根缆桩安在码头上，其可能性很大。

有商号的船，自然是较大型的船。

在浑河河运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浑河航行的船有了名号，1905年日俄会战，俄军败退到奉天，将在罗士圈码头过冬的五六十艘船尽数当劈柴烧了，这些船的标志分别是：利庆升、永泉茂、玉成福、广昌栈、义集长等，如果这些船不属于船行，也不是两个会馆的，那么这些船主也有可能铸缆桩。

左宝贵曾经集资为民众买渡船，那么是否也有人出面集资铸铁桩也未可知。

多说一句：望北楼其实不是真正的“楼”，而是得名于码头。

望北楼码头位于古城正南，浑河右岸，距城约9华里，其实码头上并没有高楼，当时古城与浑河之间有个大沙岗，站岗上可望见故宫凤凰楼，故称望北楼，商人出城登船，旅人下船进城，往往都要在沙岗上看看沈阳城，抒发离城之苦进城之盼，这里便成了一个情感寄寓之处。

▲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浑河上行军。

无论在古今任何一个战争时期，谁占据了浑河之利，就拿到了在辽沈地区的战略主动权。

沈阳晚报沈阳文物保护协会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