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

三、怎样看待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访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
《长三角》杂志特约记者/莫默
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1.5亿，按照这样的速度，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数亿之多。

届时，核心城市将面临更大的“人口流入”。

城市的人口增长对城市发展有什么影响？人口流动如何才能有利于城市发展？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记者采访了人口与城市问题专家，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

记者：人们通常的概念里，与城市容量不相适应的人口规模会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人口规模与城市发展是怎样的关系？
王桂新：毫无疑问，与城市容量不相适应的人口规模将会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带来一系列城市环境和社会问题。

但对人口规模增长是否已超过城市人口容量，则不能轻易下结论，而要科学研究，审慎判断。

不能认为人口规模增长就一定不利于城市发展。

一般来说，人口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人口增长总体上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

以上海为例，上海已经是全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上海人口规模已经过大，人口规模增长会对上海城市发展主要带来不利影响，人口规模增长对上海城市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还是主要的。

有人担心城市资源短缺问题，这是不必要的。

除了个别专业化资源型城市，综合性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一般是有赖其优越的区位条件，通过与外部的有效交换发展起来的。

根据我们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人口规模增长与经济、环境、生态等指标都主要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上海人口增长，并没有影响上海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相反有正向促进作用。

记者：您认为未来十五年中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应达到什么水平？
王桂新：人口规模应与经济发展的目标相适应。

以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上海为例，国家发展战略提出要将上海建成“四个中心”。

我认为，目前，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还不足，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拥有能联系和撬动世界经济和城市化系统的世界级城市。

根据上海和国家战略部署，到2010年，上海要初步建成“四个中心”，上海也具有自身的优势，应该敢于一争，以建成与之位势相当的世界城市为目标。

与这一目标相应，上海人口规模还应进一步增长，根据我的研究，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应达到2300万人左右比较合理。

目前，上海还是发展中的城市，未来二、三十年，至少应该发展到目前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水平，这就要求上海人口规模还必须进一步增长。

上海“十一五”规划提出的 2010年19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将很可能被打破。

因为城市发展、人口增长有其客观规律。

记者：那么您又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存在的诸如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土地资源紧张等所谓的“城市病”？
王桂新：
这些问题的确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过去长期以来，实施二元社会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

首先，实施二元社会体制造成城乡差距过大，直到目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相反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知道，搞行业
部门垄断大家都不高兴，同样地，搞城市区域垄断，不允许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也不高兴。

差距大导致矛盾大，矛盾大了，犯罪率就要上升。

如果不改革二元社会结构，任城乡差距扩大，犯罪率还将上升，甚至后果将更严重。

其次，因为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一些公共服务只着眼于城市户籍人口，而没有考虑越来越多的外来流入人口，这样就造成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就不能满足城市总人口的需求。

仍以上海为例，长期以来上海也存在这一问题。

但近些年来上海逐步增加了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投入，加强了对城市的科学管理，现在的情况就已得到很大的改善。

另外，也与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人口经济分布不合理有密切关系。

仍以上海为例，直至目前上海人口仍高度集中在中心城，特别是市中心地区; 而郊区，特别是远郊地区，则人口密度很低，人口分布不合理也导致城、郊区域发展差异悬殊。

如果能在郊区发展几个百万左右人口规模的大型城市，实现职（工作）、住（居住）、游（休闲）“三位一体”，分散中心城市的密集人口，这样，不仅可以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及一些相关的“城市病”，也有利于上海市区与郊区的均衡发展。

所以说，人口规模大小并不是产生“城市病”的必然原因，关键还是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经济体制弊病对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强对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和管理。

记者：从城市人口增长模式看，主要可以分为机械增长（流动人口增长）和自然增长，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两者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桂新：
两个方面对城市发展都有作用。

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特别是城市对计划生育抓得更紧，成绩更大，使
城市人口生育率已经很低，自然增长的影响很小。

现在我国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迁移增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发展主要受到迁移人口增长的作用。

当然，也不能无视城市人口生育率过低将导致城市人口少子高龄化的严重后果。

人口流动性的大小往往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活力的标志。

一个地区和城市能吸引人口流入，说明那里经济发展有活力，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如果一个人在A地能创造1万元的产值，在B地只能创造1000元，我们就应该引导他迁移到A地，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当然，他自己也会设法迁移A地。

人口的流动总体上对区域发展和城市发展是有利的。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城市教育条件好，但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不一定比城市自然增长的人口差。

城市人口流动增长和自然增长没有优劣之分。

有人担心，一方面，拥有良好教育条件的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缓慢，而教育条件差的农村，由于劳动力需求和观念等原因，人口自然增长较快，这样就会形成人口素质的“逆淘汰”；还有的人担心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失衡问题。

对于前者，我认为近十数年来有这一趋势，但这可以通过政策措施来改变，如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素质。

事实上，城市发展也需要不同层次的劳动力。

对于后者，我认为正常的人口流动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因此，一定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打破行业、部门垄断，也要打破城市地区垄断。

目前，关键是要改变城市的“封闭”状态，大胆创新体制，完善政策设计，让城市“流动”起来、“活”起来。

不仅地方上要如此，国家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也要将流动人口包括在城市人口之中。

记者：近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鼓励“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人口增长模式？
王桂新：
撇开地方利益考虑，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总体上讲，西部地区不能继续增长人口了，其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已容纳不了更多的人口。

西部地区的人口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西部地区大开发最重要的是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环境，而非在当地大力推进产业发展，这样才是对全国、对民族、对下一代负责。

我的看法是，应该进一步鼓励西部地区人口继续向东部地区迁移，加快推进东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东部沿海地区，越是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迁入人口规模越大，迁入人口对推动其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也越大。

东部地区也有这个能力来接纳。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对东部地区实现可持续的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也有好处。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西部地区推进城市化的发展，而是强调，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从整体考虑，人口应向东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迁移集聚，这对全国和区域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

记者：从人口角度来看，东部地区要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下主要面临什么危机？
王桂新：
从人口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大城市的人口发展主要有两大危机，一是人口出生率过低，导致人口持续自然负增长；二是城市移民特色的丧失，使城市发展失去“源动力”。

以上海为例，十多年来上海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1，有的年份只有0.6左右，这离2.06的更替水平相差甚远，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老龄化、少子化和人口减少。

都是老年人，甚至人口减少，谈何经济发展？另一大危机在于城市移民特色的丧失。

大城市往往都是通过移民发展起来的，移民是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一个城市没有迁移了，那么就失去了发展动力。

从户籍人口来看，中国的大城市，几乎都具有很强的“封闭性“。

上海近50年来，历年累计增长人口中外来迁入人口仅占5%，人口迁移几乎一直是小进小出，使上海变成一个事实上的“封闭城市”。

结果城市失去了移民特色，进而导致城市发展动力渐趋弱化甚至丧失殆尽。

作为城市户籍人口迁移受到严格控制的重要补充，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城市流动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弥补和发挥了城市户籍移民的作用，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城市政府和市民一定要接纳和善待外来流动人口，不仅只要他们贡献劳动，也要搞好对他们的服务，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目前都讲对流动人口进行“调控”，我不主张用“调控”这种对待“非生命体”的措辞对待流动人口。

城市也是农村人口的国土，城市的发展更有农村人口的功劳。

谁也不能搞城市垄断，农村人口为了生存而流向城市，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理应得到尊重。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改善农民的国民待遇，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人口经济上的“和谐”。

月1年2007《长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