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法实践中关于警察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的思考

在执法实践中关于警察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时遭遇围攻殴打、暴力抗阻的事件时有发生，且有增多趋势。

“袭警”事件频发，警察维权问题被“自然地”提到了社会的天平上来。

其实，即便没有“袭警”事件的发生，警察也有个维权问题。

这是因为，警察作为公民，他同样具有为一切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赋予的私权利。

然而，警察，尤其是战斗在一线的民警，却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私权利：《劳动法》的光辉照不到警察；职业风险高待遇低；执法权和公权力受到公民权利进步的制衡，权利与义务的不协调，执法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多；以非执法者身份出现而其正常权益遭到侵犯时候存在的难以说明的尴尬情况。

对警察执法权力的制约和警察维权问题的出现，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法治的进步，是告别权力专横和警察暴力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民权利不断张扬的集中体现。

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忽略警察权益的维护，同样背离法治精神，矫枉过正，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警察首先也是公民，其名誉权、人身权同样受法律保护。

如果法律连警察都保护不了，谁来保护公民？警察作为公民，他在执行国家赋予的执法权的同时，同样具有为一切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赋予的私权利，诸如生命权、人格权、名誉权、休息权、物权（产权），等等。

这个问题过去之所以没能提出，一方面在于警察本身是一个“奉献的职业”，再加上以往过于强调“奉献”，于是，警察的私权被淹没了；另一方面还在于，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势下，警察居于强势地位，是“管人的”，这种“强势”无形地“保障”了警察的私权。

袭警事件表现各异，但从现场看，其成因不外有三：其一，由于当事民警执法思想不端或执法作风不佳、执法水平不高，直接导致当事人不满，遂而发生冲突；其二，当事民警行为并无不端，但由于日常不注重警民关系建设，致使群众基础薄弱，一些群众心有不满、不平，于是被借题发挥或找题发挥；其三，当事并无摩擦因素，但由于一时误会或不明真相的人参与，其中也不排除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遂使矛盾得以发生甚或升级。

三种情况，三种原因，但从根本上说，袭警事件的出现，其主导原因则主要在警。

这是因为，警察作为公权拥有者，服务于私权社会、调整社会中的矛盾和关系，这是它的主旨。

我们不能期望于警察在调整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中是万能的，但是，警察至少不能因为自身原因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扩大或社会关系的紧张。

在我国，警察属于人民，这是它的本质属性，执法为民是它的天职，因而，任何与社会、与公民的矛盾，其主导的一方都应该说在于警察而不在群众、不在公民。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孤立地看，任何一起袭警事件的发生，警察都是“被动”的，居于弱势，但是，当把具体问题摆在具体的环境下，人们就会看到，这种“被动”乃是公权与私权不相平衡的一种必然。

只要不是有意回避，警察是不难从自身找到被“袭”的真正原因的。

从本质上说，新中国的警察文化是优秀的，是先进的——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法律、忠诚于人民，这是我国人民警察的特质。

但是，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于是，则显现出我国警察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职业文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传统国家学说认为，警察是国家暴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新中国的警察制度就是在这种学说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国家赋予了它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与职能。

“暴力”与“专政”构成了我国警察文化的底蕴。

但是，在经历了上个世纪那个极端阶级斗争的年代，这种“专政”文化被逐渐地异化成“武”文化，甚而至于以“武”为能、以“粗”为美成了警察文化的价值追求。

至今仍见于警营的“冷”“硬”、“横”、“推”以及“粗”、“野”、“蛮”、“暴”等现象，便是这种不良文化的内在驱使。

勿须论辩，正是这种不良文化的潜在作用，使警察伤害了群众的感情，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甚而至于成了群众的“对立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建设起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警察文化。

应该说，“武”仍然是当代警察文化的要素，但构成警察文化底蕴的则应该是“法”而不是“武”，当然更不
是“粗”或“野”，而应该是法制的权威和正义的力量。

我认为，“以人为本，公正执法，一心为民”，就是当代警察文化的核心。

那种被演化了的“武”文化之所以不能适应于发展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其要害即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性的存在，无视人权，排斥执法的人性化。

所以，在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公安警察必须摈弃重“武”轻“法”的传统观念，牢固树立起以人为本，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职业理念，自觉做到把人当人、把事当事、把心放正，努力追求忠诚、公正、专业、亲民的道德标准。

文化就是人的“胚胎”，文化又是制度的“模具”。

公安警察只要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的现代警察精神，那么，新型的、人性化的警务制度就一定会建立起来，新型的、平民化的警察形象就一定会树立起来，新型的、平等的警民关系就一定会建设起来。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法治对警察勤务活动的基本要求。

然而，由于警务保障乏力，不但制约了警务质量，而且降低了警察的社会公信力，由此而埋下了警察权益遭受侵害的客观因素。

这主要存在于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经费不足。

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后，贯彻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公安经费保障得到了重大改观。

但是，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也由于历史缺口太大，在一些经济欠发达乃至中等发达地区，现在能做到的也仅是民警的工资得到了基本保障，执法一线部门和单位的办案与行政经费，基本上仍然是“靠关系借点、自己垫点、找人要点、多少欠点”来维系。

经费短缺在客观上置警察于被动的地位，影响的不仅是警察的形象，严重的是影响着执法的公正和法制的尊严。

其二，装备滞后。

这里的装备主要指的是值勤防护装备和必须的警务设施，诸如防弹衣、头盔、盾牌、束缚绳以及候问室、醒酒室，等等。

这些装备还没普及于公安机关，特别在基层，数量有限，品种不全，远远满足不了实战需要。

在某些地方，很多基层派出所多年就根本没见过束缚绳啥样，还有的带回一个“酒蒙子”，由于没有有效的束缚设施，整个派出所都被闹得无法办公。

由于防护装备和设施的不完善，不但增大了警察自我保护的难度，而且增大了产生矛盾的系数，稍有不慎，便可能增加一次被“袭”的几率，而且还可能增加一次被“告”的缘由，无形中挤压了严格公正执法的空间。

其三，规范过疏。

长期以来，我国公安工作基本是靠政策指导、靠典型引路、靠经验摸索而前行的，警务行为包括执法动作、执法语言等等一直缺少统一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具体规范，这就不但容易使执法行为粗糙，而且极易被一些行政管理相对人以执法态度不好、执法行为不文明为借口而抗拒执法，甚或有的暴力抗法者见民警亮出武器警告，便指责民警乱用武器、恐吓群众，煽动闹事。

又由于有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也给公安执法活动带来若干不便。

警务行为缺少法定性的行为操典，不但难以保障执法质量，而且增大了矛盾产生的空间。

其四，训练乏术。

公安工作专业性很强，公安队伍应该是一支训练有术的队伍，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通过合法程序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需求不断增强，对公安机关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安警察单靠坚定的政治立场或较高学历水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近年来，加大公安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已经成为各级公安机关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由于经费与教学能力等诸多因素制约，也由于传统教育观念障碍，公安民警的业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自我保护能力，距一支职业化队伍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警察无能”、“警察没有水平”，这不只影响了警察战斗力的形成与发挥，而且轻化了警察的社会地位与执法公信力。

其五，环境污染。

执法环境不佳直接制约着公安机关公正执法，而执法有失公正则是导致警察被“袭”的重要原因。

有的地方公安机关被迫从事征地拆迁、城管执法等非警务活动，直接将警察推向了矛盾的风口浪尖；个别地方领导干预办案，依权压法，以言代法，严重干扰了正常办案；一些不负责任的非主流媒体以增加卖点为目的，偏离事实真相，有意无
意污损警察形象，负面影响很大;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公安机关内部，办“关系案”、“人情案”现象也时有存在。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不能公正执法，“帐”都记在警察身上，这就无形中增大了警民矛盾，袭警事件增多也就是很自然的现象了。

袭警现象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警察形象出现了危机。

在这种时候，警察特别需要的是更多的关爱而非简单的指责。

事实是，警察也有警察的难处。

引用一位民警的话说：“中国警察与世界警察比素质，最差的绝对不是个人品质、职业道德、文化程度或者本质能力什么的，而是现代法治意识”。

仅从解决袭警这一问题而言，警察需要强化法治意识，全社会都要强化法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