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论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论
恩格斯在谈论历史与逻辑的关系时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着同样的起点并经历了一个孕育、萌发、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以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为视角，从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对话中探讨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亡图存”思想武器的心路历程，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过程，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价值和民族化情结始终共存于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运用、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中，共同表达着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价值诉求，即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可以说，近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不断民族化、具体化发展的成功范例。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指导，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情系乌托邦了。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呢?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其实质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要求中国马克思
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而“思想”则是指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并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形成的、能够指导和规范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活动并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具有显著的实践性、革命性、科学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其孕育、萌发、形成和丰富发展深受中国社会特定的时代要求、历史任务、民族特色及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只有随着时代要求和中国实际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才能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的要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获得成功提供思想先导与理论支撑。

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实际相结合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就要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了。

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应该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层面；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层面；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层面。

当然，这三个层面上的研究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不可偏废，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价值诉求。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层面、实践层面来说，对其思想层面的探讨不可忽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们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层面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个辩证的互动过程，只有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上都注入了“科学性”的内涵，即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才能够为运用马克思主
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供强大的思想力量与理论支撑。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要求人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社会运动规律之中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在我国，首先明确提出并科学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种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今天的中国也越来越成为全党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共识。

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才得以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辉煌成就。

二、以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为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学理依据
社会思潮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某一阶级、阶层，不同社会群体或个人，以某种思想理论为支撑，以人们的社会心理为基础，以达到其理想追求、政治愿望、利益要求、情绪兴趣为目的，经过广泛传播并具较大规模和重大影响的思想潮流。

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任何社会思潮都是理论形态和心理形态的统一体，其产生、发展和消解(抑或跃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离不开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及价值追求，有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原因。

社会思潮具有历史性、区域性、能动性、功利性、流变性及社会共鸣性等显著特征”。

笔者认为，以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为研究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有其充分的学理依据。

(一)缘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产生、发展与其他任何新的学说一样，都是根植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之中，同时也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

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被旧的思想所禁锢，更没有全盘抛弃旧的思想，而是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前人已有的思想建树，取其精华，剔其糟粕。

进行根本改造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才成为工人阶级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1845年，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
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也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践性、革命性、批判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可能而且也必然要求自己的理论要随着实际隋况的迥异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骄傲自大、闭目塞听的“天朝上国”再也无法照旧演绎下去，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向西方寻求强国救民之路，由此各种思潮纷至沓来。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是集‘中外古今’之思想文化于一起的多维多元、多层次、多样式。

它们之间互相激荡、互相冲突和争斗，而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吸收，从而形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错综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传人中国并被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社会思潮势必会反映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

当然，解决这种危机不仅需要在理论内部进行，而且更加需要在革命實践的社会现实中进行。

也正是这种理论的运用与现实的运动直接和间接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才能得以形成和发展。

因此对于哪些思潮对人们的认识起过积极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养料，哪些思潮对人们的认识起过借鉴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经验和帮助，哪些思潮对人们的认识起过消极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拦路虎和绊脚石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回答，必然会成为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要领域。

(二)缘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和社会思潮演变的脉络走向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近代中国曾先后遭受西方列强的
多次侵略。

西方列强通过军事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并且随着侵略的不断深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愈陷愈深。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全然陌生的时代主题在西方列强的隆隆炮火之中“应运而生”了。

凝聚着中国各族人民智慧的中华古代文明曾经有过极其显赫的过去，昔日的辉煌与今天的“帝国”沉沦、民族衰败形成了强烈对比。

人们或者从西方文明中寻求真理，或者从传统文化中觅取良方，各种社会思潮走马灯似的在中国寻找结合点和落脚点。

然而直到五四时期，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科学社会主义最终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主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纷乱复杂的社会思潮的一个伟大总结。

因此，基于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国情，从社会思潮的演历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现实“可能性”及其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能够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逻辑进程中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过程。

(三)缘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创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地位
学术界对于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说法基本认可。

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
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此后的一段时间，学术界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高潮，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著作与文章，这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之间的认识从感性阶段跃升到了理性的阶段。

这个认识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的召开得到进一步的统一，这个统一了的共识逐步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指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理论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遭遇过许多来自不同方面的疑问和诘难、经过反复实践与探索才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正确认识的。

换句话说，先进的中国人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课题，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这个客观上的“必然”、主观上的“自觉”是经过近代中国无数“主义”、“思想”的洗礼并得到“中国化”的改造后才形成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的。

因此，要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就势必要对毛泽东思想和产生毛泽东思想的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度的探讨，无疑，这个历史背景也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诸多社会思潮对话中的理论纷争。

三、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研究应该重视的六个方面
为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和主张。

例如，叶险明指出了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上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内在文化根据”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规定”这两个环节。

梅荣政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在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会和碰撞的广阔背景下”，也应与“近现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相联系。

陈金龙认为：“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与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需要学术界重新研究。

””汪信砚也认为，要研究“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诸种盲点”，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历”等方面。

显然，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层面的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也很及时。

笔者认为：从马克
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对话人手加强以下六个方面问题的探讨，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过程，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大有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两个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題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指导和规范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活动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

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则是指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10年间的社会思潮，从不同层面上看主要“有哲学上变易史观、进化论思潮、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有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有文化上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思潮；各种改良思潮，如实验主义、国家主义、联省自治、乡村建设、妇女解放、社会风俗演变等；其他消极反动思潮，如尊孔复古、法西斯主义、投降主义等””，上述这些思潮中，虽然有些比较消极甚至反动，但大多数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精神之高扬，形成了一股股改造中国的思想巨流。

搞清这两个范畴的基本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进行这项研究的前提条件。

唯有如此，才能生动客观地刻画出近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思潮进行斗争的思想历程，从而使得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能有一个清晰的再现。

(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演历中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问题
“近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经历了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民主科学思潮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潮。

在这一历程中，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当时来说都属于中国进步人士，其目的也都是为了寻求‘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思想武器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课题。

而最终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武
器来解决中国问题，不仅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不断探求真理、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必然结果，更是近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潮基本理论内核——‘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发展轨迹所决定”。

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成果为基础的。

””五四期间，改造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先进分子的主观愿望、十月革命成功的深刻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等诸多因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得以传人中国的条件和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正是通过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思考和对比，在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及其局限性做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之后，才毅然决定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

(三)建党前的三次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受到顽固势力的压制与阻扰，甚至受到反动军阀的“查禁”与“迫害”。

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表现出了忧虑、恐惧和抵制的态度。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

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

””’在建党之前曾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

在三次争论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及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阶级斗争的方式、暴力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等思想主张在后来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都一一得到了印证。

正是基于这一意义，笔者认为发生在建党前的三次论战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发和启迪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次社会改良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关系问题
经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思想状况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众多的“主义”、“思想”中寻求答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国家主义思潮、联省自治思潮、乡村建设思潮绝非偶然，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基础。

它们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救亡呼声日益高涨的历史背景中，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纷纷粉墨登场的。

但是无论如何，事实胜于雄辩，不管是高喊“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主张“国家至上”、“全民革命”的国家主义，还是打起“自治”旗号，鼓吹“联省自治”的联省自治思潮，抑或打着“复兴农村”的旗号，提出“民族自救”的乡村建设思潮，其本质很快就昭然若揭了，更谈不上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

而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不仅对它们的滥觞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反对观点，而且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隋况正确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上的一种态度意识和价值倾向。

(五)共产国际中的教条主义影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关系问题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着一种无视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将共产国际的决议教条化、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思潮。

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接受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在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教条主义思潮得以兴起并长期困惑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代表错误指导思想下，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导致了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惨遭失败。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方针，开始了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历史性的转折。

遗憾的是，在反
右的同时却滋长了“左”倾盲动情绪，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这之后的连续三次“左”倾错误几乎使党和中国革命陷入了绝境。

直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领域的几次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关系问题
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以及东西文化之争等关于文化问题的论战在鸦片战争以后狂飙突进，高潮更迭。

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的文化往往更能为政治上、经济上发生变革提供思想上的准备和舆论上的先导，因而到了二三十年代，这种影响对于国内的文化思想领域的社会思潮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的科玄论战、2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动向，更透视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在这三次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者以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较为深刻的社会洞察力，深刻地阐述了人生观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

论战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思想武器的强大威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