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对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人口对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如何
利用或改变这些影响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或者社会而言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从古至今人口一直都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它不仅能带来充足的劳动力来生产财富更能用智慧的大脑创造财富。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人口资源利用好了能产生不可估量的财富，但若管理不当，比如人口数量的增长失去控制将会造成的问题也将会是让人们头疼不已的问题。

人口资源是指一定空间范围内具有一定数量、质量与结构的人口总体，系进行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条件。

人口资源是其主体劳动力资源的自然基础，与一般意义的自然资源相同，也面临着合理和科学地开发利用的问题。

不同的是，自然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是天然形成的，且相对比较稳定，而人口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及动态特征不仅受生物与生态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还特别受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引用自‘百度百科’/view/1836795.htm)
人口与社会
社会发展是人口发展的基本层面，人口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人口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其与社会发展有着日趋显现、日趋紧密、日趋复杂的关系.
1.3社会发展对人口转变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国家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等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发展的。

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人口转变的发动机，政府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则是加速器。

从人口转变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政策实施的时间进程关系看，人口
死亡率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启动，并主导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人口转变过程；生育率转变的启动及迅速转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并把中国带入人口转变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李建新、涂肇庆，2005；陈卫，2005）这表明，中国的人口转变主要是由社会发展启动的。

1979年政府开始执行的严格控制人口政策的作用主要是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进程，特别是农村人口转变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口生育率进入低生育状态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关系更为显著。

有研究表明，1978年、1990年和1998年中国各地区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系数分别为0.635、0.607和0.260，而与成年人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81、0.743和0.753（李建民，2003）.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
会发展对于推进中国人口转变进程的影响已经开始大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越来越重要。

社会发展对生育率转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人们的社会观念和人口行为来实现的。

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这种理性的基础在于夫妇对于生育孩子收益和成本的判断，而且还表现在夫妇对于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

因此，当我们探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夫妇们的生育决策，以及影响其决策变化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环境因素。

自改革和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
会、经济、政治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个人生育行为和生育决
策的影响却可能被低估了。

1990年代生育率结束了徘徊状态而出现了持续下降的现象已经
清楚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人们生育需求下降和个人生育自主决策的影响已经显现。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可以分为情感性需求和功利性需求，前者是指父母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的心理满足；后者是指孩子在劳动、收入、保障、风险防范、家庭地位等方面给父母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效用。

一些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生育主要目的是情感需求，而收入需求已经很小。

在农村还是以传统的生育需求模式为主，即生育的主要目的是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而收入需求已经处于更为次要的位置。

中国农民之所以把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作为生育的主要目的，关键是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子女仍然是养老的主要资源，而农村社会的人文环境使得家族势力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

因此，农村生育需求模式的转变将依赖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人文环境的改变，就前者而言，应该比较容易实现，而后者则需要一个更为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社会发展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显著增强，但总体上，社会发展仍滞后于人口转变。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出生人口严重漏报、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女性高于男性的失常现象、①「在正常情况下，男婴和男童的死亡率高于女婴和女童，而中国的情况却正相反。

」生活困难计划生育家庭的出现、老年人口的贫困化和边缘化等社会现象是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变关系失衡的突出表现。

中国的社会发展主要是在以下方面滞后于人口转变：第一，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薄弱，政府的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及行动严重滞后甚至缺位；第二，家庭和子女功能的社会替代品及制度安排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需求的迅速增长；第三，人口空间迁移和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导致了人口城市化水平偏低、劳动力产业结构失衡，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平及地区发展差距等问题；第四，在市场力量重新安排利益分配格局之时，政府的调节行动相对迟缓和低效，使得为人口控制做出巨大奉献的计划生育群众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第五，由于社会发展一些方面的滞后，
人口转变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收益的程度比较低。

社
会发展与人口转变不协调的深层原因是制度原因，即社会发展政策与人口政策不协调。

人口发展政策是中国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发展政策目标与其他社会发展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中国当前存在着人口发展政策与其他社会发展政策之间不协调的问
题，突出表现为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单边突进"，而其他相关社会发展政策却相对滞后。

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政策和社会流动与迁移政策对于孩子功利性的需求替代，对于国家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对于人口全面发展而言，都是必需的社会发展政策条件，
缺之不可，缺一不可。

2人口素质与社会发展人口素质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人口素
质的优化是人口发展的基本方面之一。

本研究将主要从健康和教育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的人口素质。

1990～2000年期间中国人口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2.1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健康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根据卫生部监测点的数据，在1991～2004年期间，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见表3）.另一方面，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显著提高，由1990年的68.55岁提高到2002年的72.88（见表2）岁。

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也将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2.2人口受教育水平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基本达到初中水平，比之1990年跨上了一个台阶，并且性别差异明显缩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长，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显著（见表4和图3），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口中仍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盲，并主要集中在农村，以女性为主。

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因素不仅仅是表征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财富，而且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人力资本具有多重性价值，它不仅具有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个人收入能力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提高国家机器运行效率、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价值，传承和创造人类精神财富的人文价值，提高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增加社会资本积累，增进个人和家庭福利的效用价值。

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越高，其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就越广泛。

从经济角度看，投资于人力资本是一种经济赋权，从社会角度看，投资于人力资本是一种社会赋权。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的效率、公平和稳定更加引人关注。

人力资本的社会功能对
于促进中国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3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人口结构包括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

人口自然结构及其变化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人口的社会结构变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1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人口
自然结构不仅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人口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

人口自然结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二是人口性别结构。

目前及未来的半个
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自然结构失衡的严峻挑战。

3.1.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影响（1）人口老龄化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0.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1%，这标志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变为老年型。

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已经成为21世纪上半叶难以扭转的趋势（邬沧萍，2004）.
根据年龄结构变化机制，人口老龄化进程一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由生育率下降推动阶段，由于少儿人口数量减少和比重下降抬升了老年人口的比重，即"低部老龄化"；二是由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快速增长推动的阶段，即"顶部老龄化".迄今为止，中国仍处于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阶段。

从2010年开始，随着20世纪50年代出生高峰人口陆续进入老年，中国将进入顶部老龄化的时代，204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20%，2030年以后，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届时，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

①[老
龄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比老年型人口标准下限高得多。

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老龄社会，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标准：一是人口零增长或开始负增长；二是老年人口负担比超过
少儿人口负担比；三是"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如果按照这几个标准判断的话，中国应该是在2030左右进入老龄社会。

] 如同总人口的城乡分布一样，中国老年人口也主要是集中在农村地区，2000年有65.83%的老年人是居住在乡村。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会进一步下降，但由于大批年轻人口的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水平都将超过城镇地区。

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5%，已经超过城镇6.4%的水平。

这种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挑战的重点是在农村。

（2）人口年龄负担变化趋势和"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老龄化趋势只是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变化，而其他年龄段人口的相应变化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和整个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中国0～14岁少儿人口的规模和比例自1980年代以来均呈现下降趋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则一直处于上升势头，15～64岁人口在2030年以前都处于增长之中，在2030年以后出现减少的变化。

三个年龄段人口规模及其比例的这种变化决定了中国人口年龄负担趋势的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少儿人口负担比持续下降，在2010～2050年期间将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第二，老年人口负担比自20
世纪80年代起进入了持续上升通道，并且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会超过少儿人口负担比；第三，总人口负担比在2015年以前呈现下降的趋势，在2015年以后，由于少儿人口比例基
本处于稳定状态，老年人口比例仍持续上升，从而导致了人口年龄负担比开始逆转上升。

尽管如此，在1995～2035的40年中总人口的负担比都在50以下，而且在未来半个世纪中，总人口的年龄负担比将大大低于1985年以前的水平（见图4）. 由此可见，由于生育率转变打开的人口轻负担的"机会窗口"②[人口机会窗口（也叫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期）指由于人口转变的迅速完成带来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在人口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段总抚养比很低的时期。

]出现于1990～2035年。

在此期间，人口总抚养比低于50，但是人口机会窗口前期和后期的人口抚养性质截然不同：前者以抚养少儿人口为主，后者以抚养老年人口为主。

综上所述，中国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最为严重的时期大约是在2025年以后，其理由有三：一是届
时老年人口将会在巨大规模的基础上迅速增长；二是届时老龄化发展的速度最为迅速；三是届时人口年龄负担比将进入上升时期。

但是，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行动必须从现在开始。

（3）劳动力规模及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其规模和
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将会给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广泛的影响。

根据预测，中国未来劳动力规模变化的趋势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劳动年龄人口将一直保持着巨大
的规模；二是在2025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将持续下降；三是2025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四是按照中国的劳动力年龄标准，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以后开始减少（见表5）. 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将出现老化的势态，并且超前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

199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指数①[劳动力资源的老化指数，一般用50～64岁人口数占整个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的比重表示（或50～59岁人口数占15～59岁人口数的比重）.]为16.08%，2025年劳动力资源规模最大时的老化指数将
达到31.25%，35年中提高了近1倍，2045年劳动力老化程度将可能进一步升至32.14%.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不利影响。

（4）人
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经济方面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储蓄和投资、消费需求、劳动生产率、劳动力供给等；在社会发展方面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收入转移、医疗保健和长期照护、家庭结构和生活安排、代际社会代际关系和社会分层等。

对于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和行动而言，最重要影响的是在社会发展资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分配，以及社会发展能力建设等方面。

具体而言，这些影响可以归纳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

从积极影响看，中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
转变降低了"人口抚养比"，打开了一个为期45年左右的"机会窗口".我们应该充分把握这个机会，把人口转变创造的潜在"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社会收益。

该机会窗口不仅为中国的资
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人口环境，同时也为中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提供了机遇。

其中特别是，少儿人口规模减少和负担系数的降低，直接为中国教育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创造了条件。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消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公共支出需求迅
速增长。

虽然中国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支出而言则是一个负担
不断加重的时期。

因为，不同年龄人口对财政公共支出的影响是不同的。

少儿人口对公共投入的需求主要是教育公共的支出，而老年人口则主要是对卫生医疗保健和养老的公共投入的影响。

在许多国家，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都远远超过其他年龄组。

一般来说，老年人口对
公共支出的需求要大大高于少儿人口（G.J .Stolnitz ，1992）。

因此，即使是在低抚养比的"机会窗口"时期，对中国财政公共支出的需求仍会快速、持续增长。

此外，目前中国少儿
人口和老年人口的人均公共支出水平还很低，特别是对老年人口的覆盖面还很狭窄，如果把其提高到应有的水平，扩大到应有的范围，中国政府财政在该领域的投入将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第二，社会代际关系可能趋于紧张。

人口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社会代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公共资源的代际分配格局也会因此而改变；虽然中国代际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还仍然存在着不和谐或者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收入的代际转移、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

解决好这些矛盾应该成为中国协调代际关系政策的重点领域。

第三，社会公平和贫困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

促进社会公平和消除贫困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要内容，由于现在的老年人以及未来一个时期进入老年的人口，在其生命周期的工作阶段属于低收入群体，这意味着，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可能会出现老年人的贫困化现象，社会公平也因此会受到
挑战。

老年人贫困主要是收入贫困和卫生医疗资源贫困。

"贫困的老龄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提高，二是在老年人口中贫困老年人的比例提高。

老年人贫困现象目前在中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其中农村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更为严重。

3.1.2人
口性别结构问题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目前以及未来一个时期内的人口性别结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多种调查、多种方法均验证了这一事实。

导致这一现象的直
接原因主要是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

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已经成为
一个趋势（见图5和表6），其特点如下：一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偏高；
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不断加剧；三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域范围有逐步扩大、偏高程度普遍加剧态势；四是城乡出生性别比均失衡，但农村比城市更为严重；五是孩次越高，出
生性别比就越不正常（陈友华、米勒。

乌尔里布，2001；原新、涂肇庆，2006）.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已经持续20多年，目前已经开始影响到青少年人口的性别结
构。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异常偏高已经形成一种潜在的社会危机。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1980年代以后出生队列男性人口数量相对于女性而言，已经绝对"富余"2320万人以上，其中10～1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800万人，0～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1518万人。

随着该队
列人口的生命演进，性别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将会日趋显现和加剧。

由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也将会是长期、持续的。

性别比失衡可能引发由性罪错导致的犯罪率的升高，给社会安全造成危害，如果再与吸毒和艾滋病等结合起来，将有可能成为对中国公众生命安全的极大威胁；对婚育和家庭稳定的形成挑战，影响社会稳定；对
社会性别关系造成不良影响；部分男性婚姻成为不可能，他们将会孤老终生。

3.2劳动力结构转变及其对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在业人口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在业人口产业结构已经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之中，并初步完成了第一个过渡阶段，即三次产业分布从"一二三"型转变为"一三二"型。

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质量明显提升，主要体现在：在业人口职业非农化、"白领化"和社会性别平等化。

劳动力就业结构对人口发展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

对于劳动力者而言，其就业形式、收入、所属产业、行业和职业等因素直接影响到个人的人口行为，特别是对中国生育率的迅速转变和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积极的影响。

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和劳动力职业上行流动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分配方式，提高了时间的经济价值，因而提高了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

劳动力结构转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劳动力产业结
构的转变，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为中国整体的社会发展及农村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劳动力的产业和职业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劳动力从低收入职业向较高收入职业的转移，从而有利于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为消除贫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四，职业上行流动的加强，促进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合理化，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这将会给中国社会关系的协调带来积极的影响；第五，女性劳动力产业、行业和职业结构的改善，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促进了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正常化，并对于中国人口发展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六，劳动力的产业结
构转变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4人口的社会分层和贫困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并进而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迅速分化和重构。

当前中国人口的社会分层变化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农村和城镇在总体上仍然是两个世界。

在旧体制松动和解体之后，由旧体制所塑造的"二元结构"并未随之消失，城乡社会不平等依旧存在，甚至表现得更为严重，新的不平等不断产生。

第二，社会流动的"闸门"被打开，上行社会流动趋于活跃，代表社会稳定力量的社会中间阶层开始出现。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由民营企业家、新经济组织中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知识分子等所组成的受过良好教育、职业声望高的"新中产阶级"正逐渐取代"旧中产阶级".另一方面，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下层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子弟有了向上
流动的正式渠道。

近年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条件。

第三，社会下行流动同样被强化，在社会转型中被边缘化的
城镇社会的"失败者"与留在农村的农民一起构成社会的底层。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一种向上流动，即由社会地位低的向社会地位高的阶层流动。

1990年代以来，社会
的下行流动却日显突出，并出现了城市贫民阶层。

中国先富阶层和城乡贫困阶层的日益分化，已经在社会上积聚起强烈的不满情绪，并给中国的社会稳定带来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