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重思想渊源

观察与思考 2023年第 3 期
中”①。

正是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英国经验论者勇敢地起来批判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积极探讨谬误之源，启发了法国启蒙学者对偏见的无情批判，最终由特拉西创制法语意识形态概念。

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② 的培根在建立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过程中，悉心探究阻碍人类追求真理的重重困难和障碍，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说”，将迄今为止蒙蔽人类智慧的假象区分为四种，即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初步揭示了谬误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开启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对谬误之源的探讨。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发挥了培根的“市场假象说”，列举了四种，滥用语言的形式，指出语言的滥用将导致错误的观念，倡导正确使用语词以求减少滥用情况的发生。

③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在观念来源和本质问题上的经典解答，其中的观点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针对当时流行的天赋观念论，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说，指出人类理性和知识方面所有的一切材料“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④ 唯物主义观点。

洛克将观念产生偏差的根源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观念尺度的误识，二是语言运用上的混乱。

对于前者，洛克列举出观念运用存在“四种错误尺度”，与培根的“四假象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后者，洛克延续了霍布斯对语言与观念关系问题的探讨，揭示观念紊乱背后语言文字本身的缺陷以及人们对语言文字的误用。

《人类理解论》中对人类认识问题的探讨对于特拉西创制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

黑格尔注意到二者的内在关联，指出：“洛克这种对于复杂的观念的所谓分析以及对于这些观念的所谓解释，由于非常清楚明晰，曾受到普遍的欢迎……所以法国人特别采纳了这种说法，并加以进一步的发挥；他们所谓Idéologie（观念学）所包含的不外是这种东西。

”⑤
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继承了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的传统，高扬理性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宗教迷信、愚昧落后开启了无情批判。

在这股批判的浪潮中，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三位学者共同持有的感觉主义立场、对传统偏见的批判与揭露是特拉西意识形态概念的直接思想来源。

孔狄亚克将洛克的经验论引入法国，坚持以彻底的感觉主义立场来批判当时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形而上学独断论体系，指出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哲学家所进行的脱离了感觉的抽象思辨都只是偏见。

孔狄亚克的思想对他的学生特拉西创制“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拉西甚至将他奉为观念学的真正作者。

在马克思看来，“爱尔维修同样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在他那里唯物主义获得了真正法国的性质”⑥。

爱尔维修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深入利益层面探讨偏见的来源，提出了“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的”⑦ 等著名论断。

他认为，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的驱动下，人们对相同事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个人利益的狭隘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立场的局限性使得偏见成为可能。

霍尔巴赫在他被称为18世纪“唯物主义的圣经”的哲学著作《自然的体系》中，
① [英]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333页。

③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④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4页。

⑤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1页。

⑦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0页。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重思想渊源
对封建宗教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霍尔巴赫将宗教产生的根源归结于无知，这种无知与极端落后的生产力、人在面对强大自然力量时的孤立无助密切相关，对宗教根源的披露深入到社会经济层面。

1796年，特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法语词“Idéologie”，用来指称“观念的科学”，以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可靠性程度为对象。

特拉西秉承了彻底感觉论的立场，认为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只能认识对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任何无法还原为感觉的知识存在必定是谬误或偏见。

“观念的科学”的建立旨在通过包罗万象的还原，为一切科学知识提供坚实基础。

然而，承载着启蒙运动理性旗帜的意识形态概念在拿破仑政权失败后被用作替罪羊，意识形态转而从揭露认识中的谬误和偏见的科学，转变为抽象和幻想观念的代名词。

特拉西期望以“观念的科学”为依据，实现对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制度的整体变革的设想，显然具有一定空想性。

因此，马克思沿用了这一意识形态概念形式（德语词“Ideologie”），但承袭了对该词的贬义用法。

在1837年3月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使用了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

他写道：“谁研究过拿破仑的历史和他对意识形态这一荒谬之辞的理解，谁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为拿破仑的垮台和普鲁士的胜利而欢呼。

”① 正是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信中对“意识形态”一词荒谬性的认识，影响了马克思对该词理解的最初定向—— 认识论视域内的批判定向。

《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首次在认识论层面使用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②，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并列使用。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尚未把握揭示意识形态“借以和具体现实的本质发生有机联系的那种东西”③，而揭示意识形态与现实存在的内在联系正是马克思思想早期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贡献所在。

易言之，承继意识形态概念认识论层面的贬义理解，其思维层次仍束缚于近代认识论哲学框架；踏上自身思想道路后，马克思不再满足在表层上、从认识论维度揭示意识形态的荒谬、空洞，而是追求从本质上、从存在论维度揭示意识形态从观念出发改变世界的空想性。

这集中表现为，马克思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哲学为“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

这里的“意识形态”（Ideologie）的本质内涵是唯心主义的。

综上，虽然特拉西创制了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但马克思仅仅沿用了这一概念形式，这一概念的“观念的科学”的内容因名实不符而被抛弃。

马克思致力于完成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在这一视域内，意识形态概念的重心不在于意识本身的真假，而在于它是社会存在的观念反应；不是“意识”，而是“存在”，才是意识形态研究应予以关注的重心。

正如户坂润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观念乃至意识的问题”④，而“意识问题……从 观念论乃至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是无解的。

只有把意识问题当作非意识的问题，将其作为从属于历史性社会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⑤。

由此可见，若诉诸历史来解释，后人之所以对意识形态概念如雾里看花、尤其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真假之辩，部分地归咎于意识形态概念形成之初形式与内容相分离这颇具戏剧性的一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页。

③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刘丕坤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9页。

④⑤ [日]户坂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郭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21年版，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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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德国古典哲学渊源：
存在论革命的砥砺与现代涵义的启发
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生成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

特拉西创制了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但马克思仅仅沿用了其概念形式，扬弃了其概念内涵“观念的科学”，指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为“唯心主义”。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扬弃，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宗教批判思想的砥砺。

在完成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后，马克思开始在新的理论地平即唯物史观基础上审视意识形态，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涵义——“统治阶级的思想”。

这种对意识形态理解从哲学视域向政治社会学视域的转换，思想因子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教化与异化思想。

（一）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砥砺马克思实现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的实现经历了艰难、复杂的思想转变过程，核心线索正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宗教批判思想的吸收—批判—扬弃。

1837—1841年间，青年黑格尔派领军人物、马克思的老师—— 鲍威尔的思想给予马克思以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为理论范畴的沿用，也体现为思维模式、语言习惯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

鲍威尔认为，宗教源于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加诸自身的精神枷锁。

为了消除这种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鲍威尔诉之于“批判”，掀起对人的自我意识的革命以扬弃异化，实现“自由”（自我意识复归自身）。

“自我意识—异化—批判—自由”，是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

① 就文本而言，不仅马克思在自身思想起点——《博士论文》中持有的自我意识立场承袭自鲍威尔，在该文中马克思宣称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②，而且此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思维习惯、表述方式甚至所用范畴都有鲍威尔的影子。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鲍威尔的理解是通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镜像来进行的，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对鲍威尔不遗余力、完全彻底地批判，客观上遮蔽了马克思与鲍威尔的思想的传承关系。

罗森意识到这一点，竭力扭转人们对二者思想关系的误解，大声疾呼“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被人们不适当地低估了”③。

然而，当《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日益接触社会现实，以鲍威尔为核心人物的柏林“自由人”却沉湎于思辨哲学争论，思想分歧日益演化为思想冲突。

针对柏林“自由人”空洞无物的宗教批判，马克思提出了“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④ 的要求。

与鲍威尔分道扬镳的马克思，开始借助于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理解现实生活，却惊异地意识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与现实国家生活状况存在“应当”与“事实”的遥远对立与矛盾。

此时，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

费尔巴哈认为，“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⑤。

费
① 参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③ [波]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 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王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⑤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2页。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重思想渊源
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颠倒”方法，被马克思所吸收并运用于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国家哲学中，“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①。

虽然沿袭了费尔巴哈的方法，但马克思通过将这种颠倒追溯到颠倒的现实存在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

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出发，费尔巴哈对于宗教进行了批判，认为宗教的起源与唯心主义的起源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源于对思维与存在内在关系的人为割裂。

唯心主义将概念与其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割裂开来，概念被视为独立的实体；宗教的产生具有相似性，“人在宗教中将他自己的隐秘的本质对象化……上帝跟人的这种对立、分裂—— 这是宗教的起点——，乃是人跟他自己的本质的分裂”②。

“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属神的本质之秘密，就是属人的本质。

”③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继承费尔巴哈宗教批判思想，阐释了自己的宗教批判思想。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④，人依赖于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意识”⑤ 获得虚幻的安慰。

一方面，作为颠倒的意识的宗教有其存续的现实社会土壤；另一方面，宗教是对颠倒的社会现实的精神补偿。

对于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根基及其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表明马克思已经把握到了意识形态概念内含的基本要素。

在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过去惯常的做法是将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前的最后一个环节，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麦克莱伦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一书中提及产生这种误解的根由。

他指出：由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将费尔巴哈放在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之后叙述，给人一种错觉即按照时间顺序费尔巴哈是这些人中最后一个影响马克思的人。

但费尔巴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所写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即《未来哲学原理》发表于1843年7月，而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于1844年末。

⑥ 更重要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之后的“圣麦克斯”章对施蒂纳展开了详尽的批判，这部分内容占到全书近十分之七的篇幅。

究其实质，“施蒂纳才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最后影响马克思的人”⑦。

正是对施蒂纳“唯一者哲学”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哲学理论的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理论发展批判的最后完成。

“唯一者哲学”的诞生表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运动找不到从抽象思辨的理性王国走向感性存在的现实世界的正确道路，到了施蒂纳这里，黑格尔哲学体系极端发展的结果必然以“唯一者哲学”如此这般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而，施蒂纳将“我”之外的所有思想体系视为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否定的方法，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启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思想体系统称为“意识形态”，并对自身以往的意识形态观进行清算，认为以往将意识形态批判局限于宗教批判的做法，缩小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范围。

同时，“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尖刻批判促进了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彻底决裂”⑧。

马克思扬弃
①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99、199页。

②③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349页。

⑥ 参见[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1页。

⑦ 刘森林：《为什么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不重视施蒂纳？》，《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⑧ 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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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为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核心及其宗教批判手段的“类”概念，指出青年黑格尔派无论从“自我意识”还是从“类”“唯一者”出发终将无法触摸到观念背后的社会现实，更无法本质上地改变现实，最终落入唯心主义窠臼。

正是通过批判以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实现了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代表性论断为：“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

理解“意识形态”的重心，根本不是“意识”，而是“存在”；意识形态批判的表层，是对诸种形态的意识的批判，深层是对诸种形态的意识以之作为现实前提的社会存在的批判。

基于该种认识，马克思重新确立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起点—— 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将意识形态批判确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由此打开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广阔空间，意识形态批判不仅包含对宗教的批判，也包含对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观念上层建筑的批判。

（二）黑格尔的教化和异化思想激发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涵义
当完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转而在唯物史观视域内理解、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定位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开始使用另一个概念即Bewuβtseinsformen。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代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核心观点的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不是同一个德文词，前者使用的是Ideologie，后者使用的是B ewuβtseinsformen；就词源而言，前者源自特拉西的“Idéologie”（直译为“意识形态”），后者源自黑格尔的“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直译为“意识诸形态”）。

② 国内最早系统研究意识概念史的学者俞吾金清楚地指明了马克思离开哲学视域、转而在政治社会学视域内理解意识形态概念时，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表现在：“黑格尔几乎很少提到‘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精神现象学》却对与社会历史发展相对应的各种意识形态作出了卓越的阐述，尤其是对异化了的现实世界的说明和对教化的虚假性的揭露，为‘意识形态’概念涵义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基础。

”③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诸形态”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另一个词源。

指出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既然译成中文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两个不同的词源，那么我们就“不能误以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只是Ideologie，更不能只是从Ideologie出发，而应从Bewuβtseinsformen出发理解马克思的作为科学用语的‘意识形态’概念”④。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意识诸种形态，精神现象学就是意识形态学。

黑格尔在这里在广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 “意识诸形态”是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现代政治社会学概念—— “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来源。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人的意识从最初的、最直接的感性阶段到最后的绝对知识阶段的发展道路划分为三个部分六个阶段。

在第四阶段即精神阶段，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教化（Bildung）”和“异化（Entfremdung）”思想。

“精神”的发展又可被区分为“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了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三个阶段。

“真实的精神，伦理”是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混为一体、尚未发生自我异化的第一阶段。

“自我异化了的精神，教化”是精神彻底自我异化的阶段。

所谓教化，就是个体从自然状态向自在存在状态过渡的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②④ 参见周民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26页。

③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重思想渊源
段，国家通过教化激发个体的“高贵的意识”，使个体致力于服从国家权力。

个体在意识到教化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后，自我意识力图超越这种状态。

启蒙是克服主客体对立、扬弃异化的开端，但启蒙并不能真正克服异化。

在“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阶段，主客体统一依然无法真正实现，只有到了绝对知识阶段，精神才在概念中达到主客体的真正和解从而扬弃异化。

黑格尔的教化和异化思想立足政治社会学视域理解意识形态，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功能学内涵，深刻揭露了意识形态得以运转的社会历史根源，给予马克思以深刻的思想启发。

黑格尔的教化思想表明国家通过推动个体服从国家的思想统治体现自身思想型权力的必然性，异化思想表明个体在接受国家思想统治后意识从自然状态向自在状态转变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肯定了这双重的必然性，尤其是国家彰显自身思想型权力的必然性，代表性论断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① 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未明确以“统治阶级的思想”来指称意识形态，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首要思想任务是批判“意识形态之个别”——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本质进而确立唯物史观，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意识形态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定位，可以推论出“统治阶级的思想”正是唯物史观视域内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之总体”的内涵的理解。

上述代表性论断清楚表明，进入政治社会学视域后，马克思将对“意识形态之总体”即一般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与一定阶级的统治及其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此，意识形态是否虚假降格为次要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否虚假取决于统治阶级所处的发展阶段，在于统治阶级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与发展方向，由此决定掩盖自身特殊利益和赋予自身思想以普遍性形式的必要程度；升格为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型权力，其思想引领、观念重塑、社会重构功能如何实现。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其实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从意识形态的社会效力和社会职能中去理解”②。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思想渊源：
意识形态全方位批判的思想材料
思想孕育于时代之中，体现时代的要求，也受制于时代的局限。

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内涵 —— “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他对一般、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

马克思提供了这一思想火花，但并未具体展开，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属时代的要求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而这恰恰是列宁的思想使命。

马克思立足他所处的时代，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展开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

然而，马克思并非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一人，而是他此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资源的继承者和扬弃者。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之时就已经开始，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充分展开后，集中体现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所展开的，对资产阶级宗教、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全方位的批判。

19世纪初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页。

②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