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儒家“圣贤使命感”的践履者

方孝孺：儒家“圣贤使命感”的践履者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本传对方孝孺有如此评价：“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明史》的评价还是中肯的，观其一生，无不是在为实践着牟宗三先生所言的“圣贤使命感”而奔走，即便朱元璋时期未受重用，却始终笔耕不辍，积极谏言；辅佐建文帝时，殚精竭虑，恪尽职守；面对强权与厚禄的压迫和诱惑，毅然做出了儒家“舍生取义”的选择。

标签：方孝孺；儒家；圣贤使命感；践履者
牟宗三先生言：“每一个伟大的人物几乎都有使命感”，①其中，“圣人的使命感”在于“成德”，圣贤“可以只有使命感而无命运感，因为他的生命全副是德性的，他与神性的本质是不隔的”。

②以此阐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追求“仁”“道”为终极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最高评价标准，君主具备内圣外王双重气质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一价值诉求恰与先生所言的“圣人使命感”相契合。

虽然自孔孟之后，儒家学派分支林立，与各家之言的兼容幷蓄中，观点各有差异，但其共性却都是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圣贤使命感”为担当，因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种“圣贤使命感”的最佳代言。

明前期的“靖难之役”中，方孝孺的舍身殉难就是这种儒家圣贤使命感的真实演绎。

一、渊源——名儒之家与师从宋濂
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总是与后天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与个人成长休戚相关的家庭环境。

方孝孺就出生于儒学文化氛围浓重，人才辈出的浙东地区——浙江台州府宁海县缑城。

其父方克勤乃洪武年间著名的循吏，不仅如此，其父深谙孔孟之道，礼乐刑政之理。

在父亲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小小年纪的方孝孺就已经认识到唯有“圣贤之学，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为吾轻重也，遂有幕乎道德之心”③，他更曾经自负的说道：“周公、孔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师也。

颜子，孟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友也。

”④经过多年对儒学的研读，方孝孺认为后人曲解孔孟之处就在于将其视为神，而不是普普通通的人来对待，既然如此，孝孺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尧舜，“孔子、颜、孟皆匹夫也”⑤的结论。

正是基于此的认识，方孝孺以儒家“圣贤”为其人生目标，终其一生，都在捍卫和实践着儒家的道统。

除了家庭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笃志好学以外，方孝孺能承继一代儒家圣贤使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拜入元末明初的大儒—宋濂门下。

宋濂先后受业于吴莱、柳贯、黄溍诸名儒。

⑥他与刘基等人同“征诣金陵”，以“文学受知，恒待左右，备顾问”，更是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

⑦朱元璋曾评价他为“身无饰行，宠辱不惊，始终若一，抑可谓贤矣。

”⑧方孝孺能有这样的人生导师，其追求圣贤的儒家之路走的更是坚定而坦荡。

宋濂对其爱徒的评价更是甚高，“凡理学渊源之流，人文绝续之寄，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通晓”。

⑨
二、圣贤使命感的表现形式
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在圣贤型使命感中的直接表现就是“尽性”，在方孝孺的政治实践中，这种“尽性”的“圣贤使命感”就落实为积极入仕，倡导以“仁义”为治国核心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君职观”、“诚以格君”，反对严刑酷法等举措，都透露出其寄望于人君成为“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理想。

首先，方孝孺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提出了他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的“君职论”。

他认为君主的职责其一在养民，其二在教育人民。

他从君主起源入手，认为君主的产生是为了避免因纷争所导致的无谓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因而君主的责任在于采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遏制纷争，使天下人有安全、安定的生存环境。

⑩对于养民，他提出了两点措施：一是：“主政教，作礼乐，使善恶各得其所”，二是“均平天下”①。

其次，为实现儒家传统的“王道”政治，儒家学者一贯倡导人君能够成为道德与智慧双重并重的“圣贤”之主，方孝孺就是其中不遗余力的推动者之一。

为实现人君之职，他提出“格君”之说，“诚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②。

而“格君”的基础在“治心”，这里的“治心”就在于对“内圣”的一种德性或道德意识的追求，孝孺秉承的依然是儒家传统的“礼乐仁义”。

至于如何做到“格君”，方孝孺认为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外力，即臣子们的帮助、匡正，通过臣子们的进谏来达到。

因此，在朱元璋废相之时，方孝孺提出异议，失去了相权的规制，虽然减轻了臣擅主权的危机，却也堵塞了臣子帮助人君匡正错误的直接途径。

“格君”的另一渠道就是人君通过自身加强修养，也就是人君的积极配合，即君主必须有虚心纳谏，礼贤下士的雅量。

方孝孺讲“诚以格君”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阐释“君职”，在于“养民、利民”，以达到儒家仁、义、礼、乐治国，以民为本的政治主旨。

最后，方孝孺在《治要》中说：“无法不足以治天下”，但“天下非法所能治也”。

因为“法之为用，浅陋而易知，民之为情，深诡而难测。

以难测之情，视易知之法，法已穷而其变未已，未有不为窃笑而阴诽者也。

”③所以孝孺是主张依法治国，但并不是以暴制暴，以严刑峻法为惩治措施，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德主刑辅，以“圣人之道”为运行机制的理想政体，其核心依旧是儒家治国精髓“仁政”。

三、“圣贤使命感”的最终选择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面对生死与个人使命、信仰问题上，早就做出了“杀身成仁”的抉择，经过孟子的演绎，转变为儒家世代相承的“正气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④可见，对于儒家学派来说，与其所担负的圣贤使命相比，个人的安危荣辱已微不足道。

“圣贤的使命感只是‘于穆不已’之‘纯’之创造，这里没有命运感，亦没有命定主义”⑤，牟宗三先生如是总结。

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方孝孺为何对有杀父之仇的朱元璋非但没有怨恨，反而尽心辅佐和规谏，为建文帝改革殚精竭虑，宁愿被诛十族，也决不背叛其主，这无疑都是作为一名“圣贤使命”承担者的必然选择。

朱元璋对儒士有个明显的态度转向，由开国时的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到后来对群臣的苛刻、猜忌甚至残暴，对待方孝孺亦是如此，一是大臣举荐方孝孺，朱元璋深知其才却不用；二是错杀其父方克勤。

但方孝孺丝毫没有因个人命运得失而忌恨朱元璋，他从个人担当的“圣贤使命”出发，对朱元璋颇多肯定和赞扬。

方孝孺
看来，朱元璋统一全国，是“圣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岛主”，朱元璋即位后，能“闵前代习俗陋而事功卑”，而“大敷文治”，实行科举，以程朱理学试天下读书之人，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传圣贤之道了。

⑥并且，根据孝孺“诚以格君”的理论，一个贤君必须要守儒学之道，在他看来，朱元璋实行的恢复古制、兴学校等政策，就是守圣道皇帝的写照。

可以说，朱元璋是符合方孝孺心目中“内圣外王”形象的帝王，只是后期朱元璋对法治刑罚的推崇过甚，对大臣的残暴喋血，令方孝孺有些微辞。

因此，在受到建文帝器重时，他积极帮助建文帝作出政策的改革，逐步向儒家德治礼义靠拢，也逐步承担起为建文帝打造“圣君”形象的贤臣使命。

表现在政治中，其一是削藩，方孝孺认为削藩之策势在必行，并刻不容缓，因为诸王权力已过大，如若继续发展，势必最终酿成一场叔侄之间的权力争斗。

其二是改革洪武管制，据《革除遗事》卷一载：“君日召方孝孺论周官法度”，前文已述，我们知道方孝孺是主张君相分权，并主张扩大相权，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也许方孝孺与建文帝讨论“周官法度”意在恢复相权，只不过历史没有给我们预留出足够的时间去验证。

靖难之役后，方孝孺临危受命，恪守着儒家严格的社会、政治理想与道德责任，与朱棣发生正面抗争，其“取义成仁”的儒家“圣贤使命感”得到了最终的升华与践履。

成祖欲草即位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恸彻殿陛。

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

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

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

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

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

孝孺慷慨就戮。

”⑦
朱棣的残暴不仁，孝孺应是心知肚明，而姚广孝之前为他的请托说辞，孝孺应是不知。

即便如此，从对话中丝毫感觉不到孝孺的怯懦与退缩，反而是一种对朱棣的反客为主，咄咄逼人的质问和嘲讽。

可见，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方孝孺关注的仍然不是个人生死，而是儒家捍卫的皇位正统继承权，也就是对儒家道义的坚守。

四、小结
明末李贽曾对方孝孺的这种“杀身成仁”颇不以为然，以山西清远戍卒罗义的经历（罗义曾上书燕王，‘乞早息兵当国’，再赴京上书，请求建文帝息兵讲和，被建文帝系于狱中。

朱棣即位后，提升他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升为湖广右参政）为例，评议道：“此卫卒见识、胜方正学十倍。

以全盛之天下，金汤之世界，付与讲究《周礼》、精读《大学衍义》之大学士，不四年而遂败。

可畏哉，书也。

”
⑧应该注意的是，戍卒怎会理解“一代读书种子”方孝孺内心承载的“圣贤使命感”，所以二者本就无法等同。

无论是基于之前姚广孝对朱棣的请托，还是后来
朱棣对方孝孺的不情之请，都可以免去方孝孺一死。

但是，对于这种委曲求全，舍其义以求苟活的做法，方孝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也许只有那句“圣贤只有使命感而没有命运感”才能对方孝孺的一生做出最完满的解读。

〔参考文献〕
〔1〕王春南，赵映林.宋濂方孝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3〕张树旺.论明初行政体制改革的精神内涵—以方孝孺与朱元璋宰相制度改革争论为线索〔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0，（03）.
〔4〕赵伟.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J〕.东方论坛，2011，（01）.
〔5〕徐立新.儒家之绝唱——方孝孺悲剧根源剖析〔J〕.台州师专学报，1996，（05）.
〔6〕张树旺.论方孝孺之死的儒学史意蕴〔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船山学刊，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