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的文本阐释

《在酒楼上》的文本阐释

作者：邹学丽

来源：《读写算》2011年第32期

鲁迅在其小说中主要塑造了现代知识分子和底层农民两大形象系统。通常对笔下的农民如阿Q、闰土、祥林嫂等都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又分为几类，而作者寄意深远的莫过于受过新思潮影响,有过改良社会人生宏愿却在黑暗社会环境的挤压与摧残下放弃理想追求，要么妥协要么沉沦的知识分子。毕竟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的希望与前途，作为同样是其中一员的鲁迅深感忧虑，在对他们的颓废﹑堕落愤慨时，也寄寓了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当知识分子再无法在救国救民的大道上纵横驰骋，无法担负起启蒙民众的使命时，或许在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差距面前,已经丧失理性价值的坚守，而变得浑浑噩噩，模模糊糊。

吕纬甫的形象意蕴

吕纬甫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曾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意识的先觉者。他曾是热衷于社会改革的激进者，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为了破除迷信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与别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十年磨一剑，吕纬甫应是奋发有为，然而，当十年过去，一事无成，在残酷现实的挤压和生活的不如意下，吕纬甫却判若两人，意气消沉了，行动迂缓了，相貌衰瘦了，精神颓唐了，失去了往昔反抗的热情和勇敢的锐气，变得颓废、消极，甚至动摇妥协。奉母命为三岁的亡弟迁葬和给邻家女孩阿顺送剪绒花的事情，吕纬甫办得郑重其事，这样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却在大事上变得浑浑噩噩了，他对于社会改革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对于教《女儿经》这样的事，也采取“无乎不可”的态度了。吕纬甫虽然浑浑噩噩地度日而无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却是十分清醒的，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充满着自责。他显然是不满于这样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却确实是一种“蜂子”或“苍蝇”飞旋似的悲剧。在“梦”醒之后却失去了新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恰如“蜂子”或“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吕纬甫由满腔革命热情变成了一个情绪消沉、意志颓废、行动缓慢、做事又敷衍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吕纬甫的人生悲剧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吕纬甫对人生的痛苦和焦虑，暴露了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和作家心灵的痛苦、无助、精神的迷茫，对现实的困惑失去精神家园的悲凉；吕纬甫的生命的苦闷与焦虑，来自生命的郁结，还来源于文化的冲突和现实的挤压，他集清醒与迷醉于一身，他的悲哀最大之处在于自我本色的丧失却又无能为力。他痛苦于自己的清醒，想用自我麻醉的方式求得解脱，所以他选择了违心事来做，把那些不愿做，不想做的事做得越郑重其事越荒唐，他才感觉到人生的悲哀。这种自我摧残自我折磨的方式，再加之对理想的追念，使现实的枷锁束缚他寸步难行，他只有在小事上费尽心力,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充沛的活力﹑青春，耗干﹑消磨掉。他也变得庸俗市侩，即使是生活的打磨他也不愿放弃读书人的颜面，孔乙己式的虚荣再次在新世纪的知识分子身上显现。他是一个可悲的形象，也只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才能产生这样的病胎。

“圈”的象征

在文中有段自白“北方固不是我的故乡，南来又只能算是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关系。”在这里表现的不仅是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更表现作者在漂泊中追寻的盲目与失落，一无所是的“在”而“不属于”的矛盾关系指向的是颓废，彷徨，迷茫失措的生存状态。苍蝇由于受了惊吓飞了个圈又回到原地，一切都是照旧，没有丝毫的改变，整个新文化的狂飙突进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只是一场“惊吓”，风波过后依旧风平浪静，不变的不仅是外部环境也是人内在心灵的昏暗，意识的麻木。这个形象的比喻不仅指吕纬甫也导向了作者。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明显的发现“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我”的叙述过程表达了对故乡与往事的失落感，并由此生发出较故事本身的意义更为复杂的精神主题。第一人称的叙述显然是在落寞的心境中想从“过去”寻得几许安慰与希望。叛逆的知识分子回到故乡寻找希望，这本身就是一大反讽，注定了“归来”只能从旧时的记忆求得精神安慰，而现实是吕纬甫的叙述让作者的希望成为虚妄。至此，叙述者对“故乡”与“过去”的追寻（实际上也是对生命意义或希望的追寻）彻底地陷于“绝望”与“虚无”中。这样一个“离去—归来”的过程正可解释人生恰似一个圆圈的轮回吗？叙述者与主人公的命运线索是一样的，都是一个逃脱不了的轮回困境，同时也象征了文本结构的圆形，叙述末尾就故事结束。然而末尾的“分道扬镳”也就意味着两条叙述线索将各自延伸开去，又将进入下一个叙述轮回，意义的无限生成性，可以引发我们的联想，这就是作品既在解结又在打结。

在“我”遇见吕纬甫之前，“我”是最主要的叙述者，“我”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的追忆，也即在追寻，而在碰见吕纬甫之后，叙述的主导权发生位移，转移到吕纬甫的视角。吕主要讲了两件事，一是为已故弟弟迁坟，一是为阿顺买花。自始至终“我”是作为旁观者来倾听他的故事，两个故事得以清楚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填补限知视角叙述的空白点。这些空白点的填补使得“圆弧”得以完整无缺。小说的结论便转向为对绝望之圈的思考性态度，这便提供了作者表述自己的人生哲学的可能——对“过去”的追忆与对“未来”的思考转化为“反恐绝望”的生命形式：“走！”。

本文的成功之处在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鲜明性，概括性，具有代表意义，同时又包含深刻的文化内蕴，用笔的精炼，几笔白描就把人物栩栩如生刻画出来，而且人物的声音和文本的情感基调吻合，都表现为低沉，沉闷。故事中套故事，巧妙地变化叙述承担者，使叙述完整清晰。象征意象的选取使叙述简洁有力，又在传达主旨上举重若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