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解读

苏报案
自唱民族、讲公理、羞亡国、求独立之宗派出，而思潮之所鼓荡，风声之所趋驰，遂如急湍迅流，浸人脑际。

此盖国民之大幸，而政府之不幸也。

自此一原，遂造出满清无数之变幻风云，以求打消此派之尾闾，而为保全其家产计，始焉变旧法，继焉行新政。

惟其变之也无善因，故其行之也无良果，愈经营，愈狼狈，愈压制，愈激昂，而革命之先声，独立之影响，愈有一日而千里之势。

由是野蛮之政府，计穷力尽，乃转求其所以异我者而芟锄之，而苏报一案于是乎出世。

吾不意革命舞台中，乃有此如火如荼之新活剧也。

奇哉异乎！以一报馆，六党人，积极而震动全球，无端孕出此一大交涉，清廷不能强索，满奴不能反噬，遐迩闻其事，妇孺识其名，一切官者、民者、新者、旧者、腐败者、文明者，齐注目而观此案之结果，验此案之前途，奇哉苏报！异哉党人！
（甲）苏报案之原因专制政体为国民之疫神，故欧洲无不死之专制，以其为国民害也。

乃长命之专制，其戾气独钟于俄罗斯、土耳其与满清。

在土耳其之衰落，俄罗斯之内乱也，其民皆抱一不自由毋宁死之雄心，而专制之满清为此惧矣。

以为俄、土之专制，制其同种也，而为害乃如此，则以异族而制中原，其将来之为害，不且什百于俄士乎；故不惮瞻前顾后，易其温和笼络之手段，而为阴险暴厉之方计，欲杜渐以防微，宁杀一以儆百耳。

否则，彼之萃一国之精神，以购一二党人之性命，而劳此全狮搏兔之力者，何为也哉！虽然，彼既夺主人之财产，必不肯甘心而还奉之主人，而主人之子若孙，有怀大志，图光复者，又乌得不钳制之。

彼自为谋，曾何足怪。

所异者，苏报自高谈革命提倡独立以来，其排击满人，轰震民志者，殆非一日，乃虽有关系于满洲之前途，而此案独发泄于吕海寰之小传。

则清官亦知独立为不可无之义，清廷亦知革命为所必有之时，不过清官以攻及其身，暴露其恶，急不能耐，而出于此耳。

积羞成怒，积怒成仇，欲雪吾仇，必张吾势，而又自虑其直接之难也，于是不得不委曲运动，而间接以清廷捕党人、封报馆，借题发挥，以成此案。

其执仇之心未尝不巧，其效忠之计未尝不工，既可以报私仇，又可以博私眷。

呜呼吕海寰！上海何地耶？租界之治权果谁属耶？章炳麟、邹容之罪，在文明之国又果何罪也耶？即此计幸而获售，则能杀党人之首者，必不能没党人之名，而寰球之公论，革命之风潮，必自此而愈益不可遏，观于沈荩之狱而知之矣。

不幸外人爱顾治权，不忍放弃也，则此计直如画虎不类，而清国之辱，反自吕海寰而益增，苏报之名，党人之誉，且自吕海寰而益壮矣。

夫为一身而辱共国不可为也，辱一国而以增他人之名誉又胡可为乎！是吕海寰者，实孕育革命之功臣，而为苏报党人增长名誉者也。

如是吾不必为苏报哀，而当为吕海寰欢。

（乙）苏报案之组织上海党人而或可有一线之生机者，则实赖上海袁道与西官立约于前，遂为此案未审以前，不能交出租界以外之铁板注脚。

或以为袁道爱惜同种，不忍残党人，故不为已甚。

然清廷以是责之江苏大吏，大吏以是责之上海道员，则在袁道亦何爱于党人？不过知租界之治权，彼实不得过雷池一步，而不能为非分之想、出位之谋耳。

惟甫经照会捕人，旋即嗾差封报，则袁道之万钧压力，亦可谓重矣迫矣。

而卒不能偿大吏杀人固宠之心，慰清廷戮异赏同之愿者，此则租界之制限使然，而袁道无可如何者也。

曩令袁道未订立事前之约，西官能放弃界内之权，则苏报长封，党人受戮，本足以快野蛮腐败政府之心。

而何以美领事之朋比通同，魏光焘、恩寿之电文催迫，上海道之哀求贿托，法文报、同文沪报之吠影随声，合什百千万之小丑么魔，而不能制一铁笔斗胆铜头之死命者何哉？盖既有立约捕人之权，即有租界审判之权，有租界审判之权，即有租界行罚之权，而清官之伎俩至是皆穷矣。

于是阖省官吏，喘汗仓皇，既惧今日之无功，又虑将来之得罪，乃翻然变计，欲借清廷之死力以临六人，而移之北京，以组成巨案。

斯时也，在各国宗旨不同，岂无市好清廷，而为染指利权之计者，无论刻意东方之野蛮俄国，固允交人，而即稍涉文明，如彼法、奥，亦复附和随之。

无他，利之所在，固不难背公法以行之也。

要之此案愈危，此案愈重，自有英、美之专电，日、意之确商，而光明复见矣。

何则？彼虽不
必尽为苏报党人计，独不自为租界治权计乎！故虽加以张之洞嗜杀希荣，再三之运动，而究竟无功。

综思数月以来，忽然立约，忽然捕人，忽然封报，忽然传讯，忽然索交人，忽然起交涉，忽然奥公使而诘责工部局，忽然美公使而电饬美领事，忽然而移归北京，忽然而仍留租界，前如兔起，后如鹘落，可以动一国之全神，可以分各国之意见，千奇万幻，异哉苏报之风云！
（丙）苏报案之波澜前说仍不足尽苏报案之奇也，惟有衬点助点而此案愈奇，如演剧焉必有别事为之串插，如绘事焉必有旁笔为之渲染。

自此案出现以还，清政府既逆料其野蛮之行为必难如愿；而积怒愈深，故无端而产沈荩之狱。

是时北京江左，正在昏昧之时，而短命之沈荩，遂惨遭其际，堕庆宽之手，以陷非刑，而为苏报诸人之替命鬼。

此非沈荩与苏报诸人有幸有不幸，亦非庆宽等之神通优于张之洞、魏光焘等之手段也，盖所处之地不同也，盖所处之地不同也。

前有枭目曾国章等之释放，后有南汇黄炎培等之保释，既有派庆宽查拿之事实，又有列单搜捕之风闻，真革命党耶，非革命党耶，或轻罪而重决，或无故而被诬，凡施种种之余威，皆以苏报六人为之中心点。

是章、邹一案，实为各案之孕母，而各案实为章、邹一案之产儿也。

至一切迁怒大学堂，移祸留学生，又其余波矣。

夫刑狱株连，在清国亦寻常之事耳。

戊戌康有为之变，被杀者六士，株连者四十余人；庚子汉口之案，至今搜求未已。

然此皆直接之波澜，而究不若沈荩、黄炎培等，为苏报间接波澜之奇妙也。

噫，异矣！
（丁）苏报案之参商伍员有言：失巢之鸟，尚且偕飞。

即同病相怜之谓耳。

今苏报六人，虽同时同地同案同祸，而意见仍有不同者，则章、邹以革命为宗旨，龙积之以保皇为宗旨是也。

夫言革命者固为革命，即言保皇者亦何尝非革命，要其名目固分为两途也。

章、邹见危授命，可死而不可屈，可杀而不可辱；而龙积之乃仍以奉有清帝密诏，托为保全身命之词。

此愿望志趣之不同，而狱中冲突之所由起也。

章、邹不待捕而自投，钱、陈等则被拘之后徒自呼冤，则程度之相去又何远耶！夫自古党人之狱，大都出于共辙同途；乃此案不过六人，而仍若门户相分、旌旗各异者，是则闻所未闻也。

即自清官言之，魏督则志在索人，袁道则先行立约，事本同谋，而情若相反。

且其始并无原告之人，至中途而突有恩寿之名出现，且以吕海寰为之先，张之洞为之后，而清官之状态，不待绘而各肖其形矣。

而自西官言之，则工部局之命意与各领事不尽同，此领事与彼领事之命意亦不尽同，彼公使与此公使之命意又不尽同。

以章、邹两种书说，党人六颗头颅，而演出此千般之活剧，吾不知其价值儿何也！虽然，党人亦殊苦耳，本无名之公罪，以满洲政府私仇之故，而受囚禁于盛署之中，久悬不决。

在党人死生且不计，即囚禁抑何足忧，所异者，自号文明国之领事府，本有判定此案之权，而竟任其阻挠于腐败之清官，以迁延累月也。

夫苟欲曲徇所请，则亦已矣；若律以租界治权之所有，其又焉能为领事解耶！
（戊）苏报案之现象及其前途今者此案已确定由上海会审公堂审判矣，清官之绝望，党人之重生，皆意中必有之事。

何则？以六人既在租界有罪，则亦在租界受罚而已。

即清官必欲致之以死，党人且不畏于死，而在租界又乌能牺牲其权限，以乱次行之乎！虽然，以上海道受上游之督责，上游又防清政府之愤怒，岂能不介于中，势必竭力于将来，再筹计外之计，或重延律师以证成重罪，或示罚之后再设他谋，或定案以还复行索讨。

此虽千万难行之事，要以清官奇思异想之所必至者也。

不宁惟是，以美领事之与清官既已通同一气，而美外部之电词乃至大违所欲，则彼纵不能明抗外部之电，而其心固未必释然也，如是则何难为清官施其助力，小罪大罚，以稍报向受清官深厚之情。

此又平日不爱治权，不恤人言之美领事，情所或有，而当代为六人虑者矣。

然姑勿论其处置六人者何如，而此后限制租界报馆言论之权，必有顺清官之意而重加压力者。

压力重则公论难伸，报馆之公论不伸则国民之前途必碍，是此案之关系于国民前途者又乌可以道理计耶！
噫嘻！天之孕育一大事，固如是其不易也。

有排击者，有嫉忌者，有冲突者，有限制
者，有助虐者，而总归于自然之结构。

曩令诸人被逮而后，即能依约办理，有罪者罚之，无罪者释之，固足以完领事之责任，又不失租界之治权，而此案反不见其重也。

即使清官横索，领事徇情，工部局不据公理而力争，英美不准人道而电阻，则诸人必陷黑暗之地狱，而不免刀锯之酷刑。

然死则死矣，仍不足见此案之奇也。

其原因也，则以排满之声，中清廷之忌，而以异己之仇，肆杀人之欲。

其组织也，则官吏求媚清廷鱼肉同种，美领事则为一人之私怨，俄、奥公使则为一国之利权，而法公使又以联俄之故随声而附和之，于是而电文照会络绎于途。

其波澜也，则以未得六人而甘心，故借沈荩等而泄恨，迨私恨既泄，而适足动外人之观念，遂反为六人之续命金丹。

然惟六人之生死计较相殊，各国之交涉方针亦异，因而有意见之参商；亦惟租界之权不可弃，事前之约不可更，因而有今日之现象。

至于此案之前途，则有骤难豫计者；然而清官之积忿难消，死灰复燃，是可断言也。

异哉烈少年，其章、邹之徒乎！夫革命何事耶，何者为种族之幸福，何者为杀身之本原，在六人非不自知也。

业已知之矣，而不忍以压制之辱，奴隶之羞，无国之惨，长之万世，独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提倡民气，鼓吹风潮，为一国计，绝不为一身计，何其明于死生利害之若斯之至哉！异哉烈少年，其章邹之徒乎！夫囚狱何地耶，自苏报放言遭忌以来，捕人封报之风声已非一日，乃不惟不避，而顾坦然自投以证之，以甘蹈此不可知之祸，斯已奇耳。

观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之书，处蒙难之际，绝无怨心，而劲直之气，绝不改其初操，乃举国若狂，终不理于谬悠之口者（如法文报、同文沪报等），抑又何耶？虽然，自今以后，此案之结穴，其尾声尚不知如何，而上海之风气言论必因之一变，可想而知矣。

谓余不信，请观此案自有归上海租界办理之确闻，而法文报之议论顿为之一改。

然则使党人而幸不致死，则沪上之华字各报，昔以附和官场，紊乱黑白，颠倒是非，欲嗾党人于死地者，至是不结舌而终，吾不知其何以造词也！以报馆有对待政府之权，又遭汉种奴辱之秋，而与党人有同胞之谊，尚且如斯，而反待阐发转移于无甚关系之西报，宁不哀乎！吾以为苏报之被封，党人之被逮，实我同胞之一大机关也。

响使清官既可以封报，又可以杀人，未尝不少沮国民之锐气；今而有一线之光明也，倘借黄帝在天之灵，幸而获免，则虽封苏报，而如苏报者既可以兴，虽捕党人，而为党人又可以脱。

则此后之是非，庶以此案为定论乎？（选自张木丹、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１卷下册，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４月第１版第７７５—７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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