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的力量：从年味说起--读吴晓波《跌荡一百年》

感性的力量:从年味说起•读吴晓波《跌荡一百年》
郭峰
北京理T.大学管理学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石化、北汽福田、北京燃气、广西柳工等企业特聘专家。

长期以来致力于职业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在《光明日报》等各类报刊发表文章50余篇，出版专著3本.参与国家级研究课题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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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故乡明。

离开家乡越久，对于
家乡的思念便越是深切。

回家，过年；
过年，回家，这是一种寻找的方式，也
是一种回归的方式。

无论经济如何发
展.方式的改变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千
百年来亘古不变的东西。

这种传承关系
到文化，也关系到血脉。

我们常说，吃
的是文化，穿的是品味。

“档次”一词
讲的更多的是消费中我们内心的感受。

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市
场中的感性。

经济学中一开始就讲到
“经济人”假设，认为市场中的人都是
理性的，但现实中很多时候，人是感性
的，经济中也如此。

浓浓的“年味”“小时候，乡愁是
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
头。

”原来读余光中的诗，读来总是满
满的惆怅，满满的悲伤。

在高速铁路四
通八达的今天，当距离不再成为距离，
我依然思念着我的故乡：“故乡的歌，
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
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乡愁
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
（《乡愁》席慕容）回首望去，依然人潮
涌动的春运，依然行李箱中装满沉甸甸
的思念与牵挂。

回家是一种仪式，它告
诉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年味就是
家的味道，愈久弥香，提醒你为这个家
以及这个家里的人做些什么。

乡亲与亲
情是一种传承，一种早于市场却又时刻
改变着市场的存在。

多少年来，人们一
直在“小家”与“大家”之间，争执着
“小我”和“大我”。

其实，人首先是
“社会人”，然后才可能是“经济人”。

在年货市场上，红色更能激发人们美好
的憧憬，感性超越理性，这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

感性—
—心灵的支点读过近代经
济史的人都知道，1905年，简照南、简
玉阶两兄弟在香港创办了南洋兄弟烟
草。

十几年下来，在英美烟草的打压
下，走得很是辛苦。

尽管从后来的发展
看，简照南的一些做法似乎更符合市场
规则，如与英美烟草接洽合并等，这些
似乎也是避免兄弟烟草走向覆灭的唯一
方法。

但在当时，这些做法在家族内普
遍遭到反对。

简照阶认为，即使这一交
易从长远来看是有利可图的，但它也是
不道德的。

“违背爱国原则”成为一条
他们不能逾越的准则。

兄弟烟草在简照
南去世后，不久就趋于消亡。

在一个企
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经营者能够“以义
节利”，确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

后来
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很是典型。

被称为
“中国敦刻尔克撤退”的宜昌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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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1940年的敦刻尔克撤退），发生在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

大量的物资囤积在宜昌急于运往重庆。

在短短的40天内（长江枯水期前），大家同仇敌代完成了全部人员和2/3物资的转运。

当时，承担主要运输任务的是一家叫民生公司的私营企业。

用这家公司老总卢作孚的话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

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跌荡一百年》吴晓波）中国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程度比之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无二致。

为此，卢作孚损失了400多万元，在做出舍与得的决策时，感性再次占据了上风。

家与国小学四年级的课本中介绍过陈嘉庚的故事。

他是一位孜孜以求的实业家，一位舍身为国的华侨，更是一位宁舍大厦、不舍厦大的热心教育人士。

在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曾做岀“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的决定。

他在家乡曾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中学、师范、水利、农林等学校，还开设了图书馆、体育场、科学馆、医院等，建成了远近闻名的“集美学村”。

黄炎培先生曾感叹：“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其实，在陈先生之前，投身教育的实业家已有好几位。

出身状元的张賽，希望通过“父教育、母实业”的方式，将家乡南通建成一座模范城市。

为此，他先后建成了南通师范、博物苑、更俗剧场、俱乐部、女工传习所等。

他的生活十分节俭，每餐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

他觉得：“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

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却不与草木同腐。

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

”前文提到的民生公司卢作孚也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实业家。

自1927年，他先后在家乡—
—重庆的北硝建起了学校、医院、科学院和植物园，“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成了继南通之后的又一个“全国模范之地”。

他希望在这一模范之地能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院，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

”（《建设中国的困难以及必循的道路》卢作孚）他那被称为家的6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里，围着破旧桌子的是一些坡脚的旧式木椅，餐桌上是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

这与他创立的实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照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高远境界。

（《跌荡一百年》吴晓波）。

才与德张元济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来创办了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套新版教科书。

他一生专注于岀版事业，多次谢绝出仕为官。

他关心每一个新技术的应用，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与提携。

茅盾（原名沈雁冰）20多岁时曾在他那里做过实习生，由于发现了新版《辞源》中的一些错误，而被他破格任用为《小说月报》的主编。

很多后生晚辈称其为“恩公张元济”。

选人用人之道，讲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德者，得也。

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

”徳是一种方向，这样才能多才而无害。

在他生活最窘迫的时候，张元济宁可卖字为生，也绝不与汪伪政府合作。

新中国成立，张元济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亲历了清朝末年以来的历史变迁。

在《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曾经举过另一个例子，从孔宋（孔祥熙、宋子文）等人身上.人们似乎可以得出另一种观感：一个拥有绝对公权力却怀藏私心的名牌大学经济学博士，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也许是最大的祸害。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当时的特殊情况，大发国难财，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很快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垄断地位。

《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之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

《流浪地球》这两天比较火，看完了，感觉确有火的理由，它展示了大国自信—
—对我们未来家园的主导。

以前地球被拯救过很多次，但多是金发碧眼的“大块头”。

地球是我们共有的家园，回到家的中心，这是我们该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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