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之诗的遗忘与唤醒——班宇小说的一个主题

班宇自2018年在《收获》第4期发表《逍遥游》开始，就引起了评论界的持续关注。

之后其小说作品不间断在各主流文学期刊发表。

目前，班宇已经于2018年9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冬泳》，而他的第二部小说集《逍遥游》也于今年（2020年）5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由于评论界当前关注的现实主义回潮以及地方性热点的再现，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一批成长于东北的作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是抛开传播噱头的功利性偏见，仅仅从现实主义和地方性这两个方面来概括他们的创作，其实是对这些青年作家的一种遮蔽，任何具有朝向文学史写作意识的作家都会将书写人类生存的普遍意义作为自己下笔的根据，而不会狭隘地以地方特色作为自己作品的创作基点。

评论家以某些大而化之的概念去谈论某个作家的写作趋势，还不如对具体的作品展开细读，解析其中的含义。

不假思索地把僵化标签钉在小说封面上或者生搬硬套社会历史方法去分析小说作品，只能是文学评论写作的倒退。

班宇在小说《渠潮》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但个人的诗句终归只能记在个人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忘记”[1]，这也许可以作为理解班宇小说的一个提示。

一个人出生时就在写一首以自己名字为题的诗歌，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诗歌的含义只有自己能读懂，自己之外的人对这些诗既没有能力去理解更不会抱着同理心去费劲解读，甚至这些诗歌在完成后连作者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而刻意抹去。

班宇虽然说个人的诗句是一个遗忘的过程，但他的小说却不仅写了遗忘，更写了对这些诗歌的唤醒。

一、个人之诗的载体——书籍与人之间的关系
现实中，诗歌写出来后无论是得以出版还是放进抽屉，至少都会被记录在纸上。

个人之诗的天然载体当然是人本身，个人之诗虽不被理解，但世界总有例外，会有一部分得以流传，而这部分能够被流传的个人之诗的实际载体就是书籍，以后的人们就从这些书籍中各取所需。

《空中道路》（收入小说集《冬泳》）里贯穿着《九三年》和《日瓦戈医生》这两本书，它们成为小说叙述发展的线索。

李承杰虽然已经看完了日瓦戈医生的整个人生经历，却并不认为日瓦戈医生的突然去世是这本书的结束。

在与班立新的缆车谈话中，他接续着书中1929年的夏日，向自己的朋友讲述着自己的大胆构想，用吊车代替公交汽车，实现城市交通更高效的运输。

李承杰的空中道路设想在现实中无疑是被人嘲笑的“民间科学”，但如果放在文学的层面上来看，它就成了一种虚构和想象，可以被书写成一首飞翔于天空的诗歌，而吊车这个意象的运用就来自于李承杰平时工作的载具。

因此，这首诗歌注定是一首工人力量的形而上之歌，具有无穷脱离现实的威力。

不过，此番谈话是发生于因故障悬停在空中的缆车之间，一旦缆车解除故障恢复正常驶向坚如磐石的大地，也就意味着这首诗歌的结束。

而在随后短暂的岁月中，李承杰也遗忘了这首悬浮于空中的工人之诗，他继续着生活、工作、下岗、安装铝合金窗、从二楼跌落、在冬天死亡、在春分出殡……李承杰们虽然不像日瓦戈医生那样突然地退出生活的舞台，但却与日瓦戈医
个人之诗的遗忘与唤醒
——班宇小说的一个主题
潘 兴
104
生去世时的偶然和随意很相似。

作为子辈的“我”阅读的书籍《九三年》是天翻地覆后的流浪出走，而李承杰阅读的《日瓦戈医生》则是在时代剧变中的独自承受。

流浪出走和独自承受这两种选择的最终结果难下定论，因为他们都被人生的迷雾笼罩，这种人生的迷雾就是遗忘本身。

没有了时间的不断更替，李承杰和班立新永远都在迎接李早和“我”出生的那一刻。

《枪墓》（收入小说集《冬泳》）中，书成为叙述人“我”的一个生存工具，“我”是一个以攒书为工作的写手，书是“我”的谋生之道。

在朋友刘柳的强烈要求下，“我”向她讲了一个戏中戏，故事的主人公叫孙程，少年时代家庭破碎，生父因牵连一起连环抢劫杀人案而被枪毙，继母在收容遣送中历经炼狱然后失踪，生母则对孙程若即若离，在这种情况下，孙程为自己寻找的拯救之道是书籍。

他在新华书店工作，除生存之外的余钱都用来购买书籍，他拼命阅读以求能从时间的监狱中逃逸，不要再被时间折磨。

叙述者“我”和故事中的孙程实现交会的地点是在沈阳的南郊，那里有一户农家小院，有一条狼狗。

孙程故事中农家小院的主人是他的仇人，对他继母的悲剧负有最直接的责任，但是孙程有没有用他父亲留下的手枪对这位仇人扣动扳机，叙述者“我”并未向刘柳言明，而在去往更北边的客车上，我则对刘柳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去完成剩余的长路，行踪成谜。

在《枪墓》中，书所承载的隐含意义并不多，它在小说中是一种功能性的叙述推进环节，将现在之我和过去之我（孙程）做一个顺畅的衔接。

但在写到这个衔接之处时，班宇还是给书做了一个比喻，孙程租住的单间，暖气漏水，“他回家推门，满地散发着白色热气，那些书在锈水上漂浮，像一艘艘搁浅的船只”[2]，时代的弃儿被无情抛掷，在人海的浮沉中原地踏步，找不到出发的借口。

在作品《于洪》中，“我”的前妻郝洁曾因母亲生病需要大量医药费，所以去大连打
工挣钱。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给郝洁的身心造成了永远的伤痛。

郝洁回家后，需要找到一个寄托以安放自己的心，而她选择的心之住所就是书籍，她在阅读中暂时得到解脱。

她在自己的笔记本第一页上抄录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礼物》一诗，这首诗讲的是与自我的和解、对过去的释怀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但是人生的实际运转总是和预期背道而驰，由于郝洁无法怀孕的现实，以及对于她大连经历的畏惧，导致“我”和郝洁渐行渐远，此时的书籍也从郝洁寻求灵魂安慰、过上普通人生活的努力途径变成了阻碍夫妻之间正常交流的障碍。

“这些日子里，我总觉得书像一道屏障，拦在我们两人之间，郝洁躲在后面，将自己遮蔽起来。

”[3]郝洁和“我”最后的分别，其实早在新婚旅行中就有暗示。

郝洁向“我”讲述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小说《再见了，我的弟弟》，她对我解读说“人跟人之间，相互理解就是这么难，都在一个环境不行，有共同经验不行，再加上血缘关系，也还是不行”[4]，这句话本来是从她的弟弟三眼儿那里延伸出来的一个想法，当时郝洁和“我”对未来都还充满希望，对已经发生的往事采取封藏的办法。

但不想这个评价最先在夫妻二人身上得到了体现。

过去终究是无法过去的，郝洁认为书籍可以成为拯救自己于水中的一叶扁舟，但不想人间的滔天洪水突破了人与人之间脆弱的堤防，自己挣扎一番还是再一次沉入了河底。

书籍对人的拯救只能是一场虚妄。

班宇近期的作品《羽翅》则将书籍作为“我”躲避现实的黑暗之塔。

《羽翅》里的书籍是“我”自己所写，是我自己一手创造的。

“我”是一个冷漠和自私的人，自己的小说获奖并没有让“我”产生荣耀或者振奋，只感觉到疲惫。

作品研讨会结束后，“我”并没有立即回家，而是不断拖延归期，对各种能让人产生热情的事物都抱有恐惧，对家中的大小事务一概不知，女儿生病也不能加快“我”的步伐；对朋友的关心也只是觉得心烦和琐
105
碎，对马兴和程晓静的突然思念也不过是兴之所至，虽然有那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去唤醒“只轻轻一跃，便可登上天台”[5]的时光，但依然是无可无不可，不过是对抗回家的缓兵之计。

在马兴和程晓静的家中看到自己出版的小说集，在结束创作的勇猛氛围后，现在重读这本自我之书，看出了其中所隐藏的奥秘：“情与物在文本之中孤独矗立，而冷漠悬于背后，一览无遗”[6]作为逃避之所的书籍最终也无法隐瞒“我”内心的真相。

曾经的避难所——书籍也反转成为阻碍“我”逃逸的桎梏和枷锁，因此“我”更加渴望飞翔，渴望身体的轻盈，渴望身上能长出一对羽翅，能够去新的地方。

可以看出，在上面四篇小说中，书籍所代表的文本意义被逐渐地逆转，书籍与写作所互证的价值基础面临崩解，小说存在的合理性遭到无情的质疑，包括写作者自身也在其中。

到底小说该何去何从，
“我”彷徨于无地。

二、走入水中——将个人之诗写在水面
班宇的小说或多或少都会有对水的描写，有的文本里的水是实有的江河湖海，有的水则是虚指，是一种情绪的比喻，我们具体到与文本发生紧密连接的实有之水中。

这部分小说基本出现了主人公主动走向水中的结局，以《渠潮》《冬泳》和《夜莺湖》为代表。

这三篇小说的尾声都在沈阳的卫工明渠或它的附近，《夜莺湖》最后的地点虽然是在劳动公园，但因为它也在卫工明渠的南街旁边，广义上也就被包含其中。

《渠潮》中，李漫最终走向了卫工明渠，完成了自己作为“右手”的使命。

如果李漫最初听从自己父亲李老师的建议，报考锦州医学院，他也许将会拥有日出山海之间的大学时光，成为医生，生活无忧，平时急人危难，用所学帮助家人朋友，邻里和谐，每个人都尊敬自己，那将是一个没有悬念却幸福的一生。

但李漫没有这样选择，他渴望去比
南方更南的南方，渴望去与沈阳这个工业之都相比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的金融王城——上海，渴望与自己所爱之人相逢欢笑，渴望拥抱淡蓝色的未来。

但人是无法跳脱出已经安排好的终点的，因为你所钟爱的东西终将离你而去。

李漫决然地将刀划出之前，整个人就已经趋于崩溃，施晓娟的“告别信”无疑是对南方之梦最有力的一击，而恶朋的挑衅是烧了一把火，让李漫将幻灭之后的空虚全部宣泄。

服刑后期以及保外就医阶段，李漫陷入了精神错乱，他对曲天圣和李老师的相关叙述都是虚构的，这些叙述是李漫对心理压力进行的释放。

但是这些释放并不能起到疗治的效果，他生“病”了，成为自己弟弟的负担，他需要给自己和弟弟都做一个解脱，虽然现实中自己去往上海的道路已经被斩断，但是死后自己的灵魂却可以前往充满帆影的黄浦江。

所以他选择走入水中，走入在梦幻中能够通向亚热带之海的卫工明渠，希望通过明渠的潮水将自己送到可以安静唱出《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的地方。

班宇小说里的人物表面上看对一切似乎毫不在乎，但是往往背负着极其沉重的过去，玩世不恭下潜藏着令人无法呼吸的深海，草蛇灰线的命运将诸般偶然和巧合交织出一幕悲情戏剧。

《冬泳》里“我”作为叙述者，对读者撒了一些谎，做了一些隐瞒，当隋菲询问“我”是否记得卫工明渠淹死的小孩时，
“我”回答不记得。

隋菲继续讲述自己父亲在卫工明渠的意外身亡时，“我”大致询问情况后便以快回家做饭为由结束了此次谈话。

从后面“我”走入卫工明渠的自白中可以知道，“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孩溺水时的当事人，而“我”也和隋菲父亲的死亡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和隋菲父亲在一场牌局中发生争执，打斗中两人纷纷落入卫工明渠，“我”得以苟活，而隋菲父亲却长眠渠底。

“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可以过去，“我”可以再一次重回按部就班的人生轨迹中，甚至可以将相亲过成一种生活方式，自得其乐。

但无情的命运向“我”怒斥：
106
你这一生既然已经破碎，那就无法复原，人生之瓶的碎片即便被重新拼接，也会留下伤口结合时无法消除的缝隙，这缝隙就是“我”与隋菲的相遇。

“我”中意的相亲对象竟然是那位深河长眠之人的后代，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我”重获的新生结束了，那些无解的负累再次浮出水面，要求“我”付出代价。

尘归尘，土归土，既然一切的源头都在卫工明渠，那么就在卫工明渠结束吧。

“我”独自一人走入卫工明渠，于冬日之水中向前找到死亡的彼岸。

《渠潮》中李漫为了解脱在水中结束生命，《冬泳》中“我”为了赎罪也选择在水中结束生命。

其实《冬泳》中“我”将隋菲前夫的脑袋砸烂是为了让隋菲以后不再有被骚扰之苦，是一种变相的对隋父之死的补偿。

不过，到了班宇的新作《夜莺湖》中，这种毁灭自我的爆裂方式得到了收束，主人公“我”最终得以幸存。

“我”的女友苏丽的弟弟在劳动公园的夜莺湖游泳时触电身亡，出殡当天，弟弟的遗体却失踪了，他们的心情因此极其糟糕。

“我”和苏丽在夜色中闯入了夜莺湖，在泳池边，“我”叙述了幼年时一位玩伴也在夜莺湖中触电身亡，从“我”的叙述中多少感到玩伴的意外掺杂着“我”的过失。

此处可以和《冬泳》中“我”的遭遇进行对比，能发现主人公都有相同的过失情节，《夜莺湖》中的“我”也步《冬泳》之“我”的后尘走入了水中。

“我”走入夜莺湖泳池的深水区，并将泳池极可能漏电的霓虹灯打开。

无疑《夜莺湖》的水域比《冬泳》的水域更加危险，但是夜莺湖中的“我”却活了下来，这是因为“我”接下来的叙述推翻了刚才的叙事。

其实当天并没有小朋友过来找“我”玩，“我”只是跟着爸爸去工人文化宫时路过劳动公园的泳池，那天“我”只是去听了宣告大厂时代落下帷幕的苏丽珂之歌。

以上三篇小说的主人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水面，让个人之诗的具体诗行隐没于水面之下，这些诗名刚被题写，就被潮水带走，
去向不明，隐没于水中的诗行则自沉水底，一直向下坠落，没有尽头，更无法打捞。

三、个人之诗的遗忘与唤醒
前文所列举的小说基本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为小说的主人公和叙述者，这本身也是对个人之诗中个人性的一个具体强调。

虽然以上分析的文本只是班宇小说中的一部分，但从对个人之诗的遗忘和唤醒的角度来看，却能将班宇目前为止的创作有机串联起来，不过像《山脉》《铁西夜曲》《隐鸣》《蚁人》这样实验性的写作暂不纳入此范围，因为这些作品是班宇对自己先锋文学阅读史的呼应，是对小说形式的追求和挑战。

在班宇的小说中，个人之诗的行文可以分为幸福之诗行和残酷之诗行。

小说里面的人物都希望能够遗忘残酷诗行，唤醒幸福诗行，但往往适得其反。

《枪墓》《冬泳》《于洪》《夜莺湖》中的相关人物都不希求幸福，只希望一切能归于正常，但还是毫无征兆地回旋进了旧日的残酷诗行里再难脱身。

当然也有幸福诗行重现，那些高光时刻再次降临，如《空中道路》中李承杰向班立新敞开心扉讲述远大构想的时刻，《逍遥游》中许玲玲从沉重的生活中逃逸登上澄海楼的时刻等。

但这些时刻都是极其短暂的，任何温暖只能停留片刻，接下来的漫长时间里，小说里的人物只能继续面对压抑的未来。

李承杰早已忘记那次缆车之上的工人之诗，许玲玲则要孤独一人承担无尽的夜海。

还有就是已经对残酷之诗和幸福之诗的彻底无感，遗忘和唤醒与否都不在意，如果说《双河》里的“我”想与刘菲再续前缘，想前往南方与女儿共同生活多少还有一些挣扎，那么《凌空》就是一种无畏的放弃。

沈晓彤心比天高，孟凡遇人不淑，而父辈也已辞世，身边的周遭都在向“我”作最后的告别。

班宇的小说最终让所有的个人之诗都燃烧成了灰烬，这些灰烬将所有的阅读体验缠
107
绕并使其窒息。

但作者毕竟还有一些仁慈，为了这种窒息感的适度，小说里加入了幽默的语言，让读者能有片刻喘息。

可最终到了真相被揭穿的时刻，还是令人会难过很久。

班宇小说里一直飘荡的灰烬令我感到一丝遗憾，因为这使他的创作陷入了一种重复，这种重复不是指内容的同质化，而是指小说的精神内涵趋于同质化。

书写灰烬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味向下而忽视了向上的空间，就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向上绝对不是指颂扬和赞美，而是指在意义破碎之后的重建意义，重建过程中展现的勇气和毅力同样具有无比的审美力量。

作家将小说献给了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但是不是也可以把作品送给那些平淡的人呢？他们没有经历过大起大落，没有巨大的挫折，也没有辉煌的胜利，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个人之诗，虽然平庸，可依旧有存在的道理。

我们一直在强调小说是为那部分被人忽视的少数而写作，小说是为那些无人尊重的失败者而写作，但是难道因为这样，普通的大多数就应该被忽略吗？就因为要对以前的胜利者书写进行扭转，就要矫枉过正吗？令人惋惜的依然是我们对大多数的写作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此，我最钟爱的不是班宇发表在文学期刊上的一系列小说，反而是2015年他以“坦克手贝吉塔”为名发表在豆瓣阅读网页上的两则小故事《铁西冠军》和《我曾见过满天星斗》，这两个小故事是两首干净澄澈的个人之诗，没有什么灰烬余埃，甚至存有一丝温暖。

李棋为了工作和爱情向前奔跑，即使面对失败和无望；李文和林红之间逸出常轨但最终止于发肤的情感，让人一声叹息，而心间却莫名有一种余热。

这两个作品都让人觉得人这一生还是有值得活下去的理由的。

小说对世界的解构、对语言的追求、对形式的挖掘，归根到底还是要肯定人们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不过，我依然对班宇的写作充满期待，毕竟他正式进入小说创作的年头才刚开始，
他的黄金期还远未到来，写作的将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对此，《烟霞骏马》就是给阅读者的一个惊喜。

刚开始读《烟霞骏马》时，甚至怀疑这不是班宇的小说，直到小说典型的抽象式结尾出现，才确认是出自班宇之手。

《烟霞骏马》的惊喜之处在于它的题材，一个关于“农民进城”的故事，85后、90后写作者大多成长于城镇，对于农事并不熟悉，对于农民的书写更不多见，因此班宇的这篇小说就显得尤为珍贵。

当然班宇肯定不是为了突破题材去写这么一个故事，他是通过一个青年人的遭遇去反映长大成人的种种问题。

班宇这篇小说中丰富的庄稼耕作画面以及垒菜驱马的细节，再一次展现了班宇优秀的观察力和敏锐的生活感受。

班宇的人生体验预示着这位青年作者的创作将会是别开生面的冒险之旅。

注释：
[1]班宇.逍遥游[M].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24页
[2]班宇.冬泳[M].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291页
[3]班宇.于洪.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J]，2019（12）
[4]班宇.羽翅.花城[J]，2020(1)
（潘兴，男，1991年生，四川乐山人，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助教，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化，西藏拉萨，850000。

）
【责任编辑】 李 阳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