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总体规划2030——传统城市规划的绝唱？

波士顿总体规划2030——传统城市规划的绝唱？
Here’s the plan for Boston: Ditch the ‘plan’ - The Boston Globe
译者：NovemberRain
两年前，当波士顿市长 Martin J. Walsh提出新的总体规划编制计划时，很多人认为这份规划能够改变这座城市的面貌。

那时候关于波士顿是否竞争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的激烈争论也使这座城市需要考虑体育设施、交通系统和住宅小区等现实规划建设问题。

但事实上，Imagine Boston 2030（畅想波士顿2030）将与普遍的设想大相径庭。

缺少具体的建设计划内容，规划将更多的篇章赋予了邻里开放参观（open houses）、社区作坊、愿景工作坊（visioning kits）等内容。

相比于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Imagine Boston 2030内容并不详细具体（在城市用地、城市形态方面），但无疑展现了更多的雄心。

而波士顿上一份城市范围的总体规划（citywide plan）颁布于1965年，与之相同地，Imagine Boston 2030也将波士顿定位为“创意之城”（City of Ideas）。

除此之外，两者有着极大的不同——几十年间波士顿发生了巨变，以及，不同时代城市规划学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1965年的总体规划完成于城市更新运动（urban renewal）的鼎盛时期，那是一个高速公路建设和“清除贫民窟运动”（slum clearance）等联邦项目大行其道、“造城”与“拆城”均轰轰烈烈的时代。

当然，那场造城运动的结果并不美好——当波士顿退出2024年
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竞选时，那种“自上而下”的规划风格所带来的糟糕回忆仍被提及。

波士顿的城市更新运动
过去几十年间，一系列例如发展许可审批(development approvals)、发展激励(developmentincentives)、不动产税征收等面向私人领域的手段逐渐兴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城市总体规划成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主要方法。

Imagine Boston和近年来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都认同了这种改变——这一系列的规划展现了对城市多元发展的包容态度，而非对城市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加以束缚。

城市规划和城市一样古老，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曾有过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从罗马帝国时期严谨规整的街道，到阿兹特克都城Tenochtitlan精致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奥斯曼（Haussmann）的十九世纪大巴黎现代化改造运动。

但是，任何城市规划的真正考验始终是如何能够有效实施。

放在今时今日的社会环境下，所需要的是资源、政治意愿和持久力，缺一不可。

这对Imagine Boston等偏概念性的规划来说尤其贴切，因为很难去把握和解读这类规划的真实意图与含义。

波士顿1965年的规划被当做更新城市的一剂良药，规划师们信心满满地列出了严格的建设时序表。

因为有着丰厚的联邦资金储备以及飘荡在城市上空的紧迫感，规划师们认为一切都能圆满如期实现——毕竟波士顿需要的只是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和随之焕然一新的居住区而已。

但是随着波士顿西区（West End）被推平，城市内环高速将Roxbury, Brookline, Cambridge和Somerville区切割的七零八碎之后，波士顿人民对城市规划失去了信心。

也正因为如此，Boston 1965成为了很长时间内这座城市唯一的总体规划尝试。

在20世纪中叶，建筑规划大师Robert Moses和城市活动家Jane Jaco bs针锋相对的那段时期，一系列城市更新运动伟大尝试的“失败”逐渐改变了人们思考城市的方式，并催生了历史保护规划运动、规划的公众参与程度和城市发展控制等新手段、新方法。

从那之后，Jane Jacobs的曾经那些看上去标新立异的观点几乎变成了城市规划管理的福音书。

城市肌理和街道体验等理念如今已经被当代规划界广为认同。

生活质量（一个在城市更新运动的年代未曾被提及的评价因素）的追求被现代城市规划界普遍推崇，而适合步行尺度的都市主义也成为了当今城市形态学的主流思想。

Robert Moses VS Jane Jacobs
城市更新运动的失败不仅仅改变了城市规划的目标所在，同时也改变了其编制的过程。

我们已经认识到（也许过度认识了）Jane Jacobs的理论中公众参与过程的重要性，以此杜绝那些轻率的规划(thoughtless planning)。

尽管城市更新运动很大程度是联邦城市政策和郊区化的产物，规划师仍然被单独拎出批判一番。

因此，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城市规划师通常只是致力于寻求共识，而非致力于解决问题或者展望未来（they often became consensus-seekers rather than problem-solvers and visionaries.），公众参与在规划的过程中变得不可或缺，但又往往适得其反地阻碍了一部分住房建造、公共交通等城市发展的迫切需求的实施。

现代城市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共同合作投资来解决，主要包括住房、公共交通、雨洪管理等领域。

而这些都需要超前规划（advance planning）的理念，规划师也需要不断地开拓新的方法与思路加以应对。

2007年，时任纽约市长的Michael Bloomberg颁布的PlaNYC计划被认为是一座里程碑，其篇章中涵盖了纽约市在住宅建设、减少碳排量、适应气候变化、慢行交通提升、
滨水区塑造等新兴领域的宏伟发展目标和策略，PlaNYC也被认为是自1909年Daniel Burnham的芝加哥计划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城市总体规划。

这种事无巨细的规划新思维也给后来者以启发。

2012年城市规划师们提出了底特律未来城（Detroit Future City）规划，以应对该城市长达数十年的萧条。

与规划师们在飓风卡特琳娜之后一股脑地放弃新奥尔良市所有被洪水摧毁的、破败的低收入社区的选择不同，底特律的规划师谨慎地筛选出一部分有升级改造价值的衰败社区进行了保留，并提出相应的复兴计划；许多的其他北美城市在近期也完成了属于它们的城市总体规划。

与Burnham的芝加哥规划不同，这些总体规划没有再提出城市形态的设想，而是专注于当前下经济、文化、气候环境下城市发展策略的制订，以实现城市整体的的再塑造。

即使在长达半世纪时间内都没有城市总体规划的波士顿，这种“非硬性的、指导性的”条规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推动城市发展的案例也是有迹可循——波士顿海港步行道（Boston’s Harborwalk）的设想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规划，随后被列入了马萨诸塞州航道整治管理条例。

时至今日，当初所构想的47英里滨水步行道已有38英里完成建设，而组成它的是一系列并非统一谋划的公共和私人海滨发展项目。

可以相信，这种渐进主义式的规划发展模式未来在波士顿“Emerald Necklace”绿道等类似项目上势必也能发挥相同的作用。

Boston’s Harborwalk
在波士顿和其他地方，我们已经看到城市运作中公私合作的新方式不断涌现，作为传统分区规划和联邦公共建设工程的补充，通过使用“更少的推土机、更多的激励手段”来对城市景观进行重塑——纽约的高线公园（High Line）将一段废弃的高架铁路变成一座生机勃勃
的线性公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通过增税、租赁、特许经营等丰富手段，城市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建领域同样也越来越依赖民间资本。

对于建筑师和开发商、对于城市官员、甚至对于一些社区居民们来说，与那些直观展示城市未来格局并赋予联邦拨款建设的传统城市总体规划相比，Imagine Boston听上去可能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但是Imagine Boston更加理想化的规划手法无疑是另辟蹊径的尝试。

Imagine Boston致力于重塑城市对于发展的态度，以此将城市复兴所带来的益处广泛播撒，这也是实现未来城市活力与社会公平的关键所在。

通过不断地规范和整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行动，城市规划终将引导城市去迎接未来的挑战——这便是规划原本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