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喊“自由平等民主”的启蒙运动，为何会吹起一股“中国风”？

高喊“自由平等民主”的启蒙运动，为何会吹起一股“中国
风”？
在作为冲破中世纪欧洲黑暗的第一缕微光——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思想并没有就此停下来，而是继续迈着步伐向前行进，走过了“宗教改革”，就来到了“启蒙时代”。

在欧洲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上，启蒙运动无疑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表明人文主义对人性尊重的强调转变成为了对人本身解放的要求，具有划时代性的里程碑式意义。

从此欧洲摆脱了“黑暗时代”，进入了充满理性和批判的“光明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发生于欧洲，但启蒙思想家们却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中发现了自由和平等精神，并备受其鼓舞。

因此在启蒙运动中，诞生出了一股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中国热”。

为何明明是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却宣扬正处于封建专制巅峰的中国的思想呢？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一、古代中国不重神权的思辨哲学契合了启蒙运动反宗教愚昧的精神
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孔子就教育弟子们对鬼神之类的事物要敬而远之，而不是去崇拜鬼神，这种精神最终被继承下来并贯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始终。

相较于西方哲学而言，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更注重“人”的本身。

例如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在强调人要进行自我修炼，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外界赋予；还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这种强调人和自然的中国哲学思想被当时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认为是一种“自然神论”，即要求人们无需求助于所谓神的启示，而是依靠自己格物致知，从自然中获得启示。

这无疑与中世纪欧洲宗教的黑暗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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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欧洲，由于天主教教徒众多、势力强大，教皇地位空前提
高，甚至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

天主教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内实施愚民政策，大肆宣扬神学，而将传统的自然科学与哲学视为异端邪说，并对大批哲学和自然科学大师实施迫害，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人民的思想牢牢掌控在神学之下；
而对外则不断扩张，称自己为“正统”，而对于其他异教徒进行残忍的迫害，最终天主教统治进入了鼎盛时期，实现了欧洲的“精神一统”。

直到启蒙思想家在黑暗中觉醒，他们急需找到一个能够启发民智，对抗神学的理论武器去对抗天主教，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

正在寻求思想解放的启蒙思想家们发现了重视天人合一、强调顺应自然的中国哲学。

这种与他们一直以来所接触的重视理性和宗教、对生命和自然缺乏应有的尊重以及人伦和人性上的实践的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思想，给予了启蒙思想家们新的而又深刻的启发，他们从中看到了反宗教专制和政治压迫的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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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这样评论道：“中国的哲学诞生于约3000年前，源远流长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之前。

”于是他们就用中国儒家思想，同天主教进行斗争，论证上帝的任何启示，都属于迷信。

魁奈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觉醒的启蒙思想家如同勇士一般以中国哲学为手中利器，划破欧洲宗教统治下的黑暗。

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契合欧洲近代自由、民主、平等精神
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们，通过翻译“四书”、“五经”等等渠道，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先后把孔子的教育思想传到了欧洲。

首先是“有教无类”这个教育观点，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有机会接受平等的教育，被欧洲人视为“教育平等”思想的新纪元。

他们认为，孔子信任所有的人、信任整个人类，也相信全体人民一旦提高了教育程度，他们最终会有能力区分善、恶之官，清、贪之
官。

可见，近代欧洲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平等思想、普及教育与实现民主政治的关系等近代民主思想，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之间某种程度的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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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民主社会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国民受教育的程度。

在一个国民教育程度很低的国家里，很难建立起现代民主，更难建设一个有高度民主的国家。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为近代民主制度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思路。

其次，是“学而优则仕”与科举考试。

有一位耶稣会士，在他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举考试的信中说，“先生，您可以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由一种明智的政治决定的，除了中国人天性爱好他们的文字以外，频繁的考试让他们只能专注于不断地向上进步，而不会变得无所事事、吃喝玩乐对国家造成麻烦。

他们为了保住经过努力所取得的资格与地位，几乎一生都要不断去经受新的考试或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

他一级一级考上去，仕途一级一级晋升，他们才能享受到某些有别于普通百姓的特权，这些特权给予他贵族的头衔。

“如果大官的子弟不继承父辈业绩，不像父辈那样用功读书，他们就会重新跌入他们第一、第二代祖辈所处的普通百姓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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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在这封信中，对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中作弊和行贿成风等等弊端，也进行了揭露，但是他对于中国官员不属于贵族阶级，也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漫长的一系列的考试、竞争和筛选的用人制度，还是充分肯定的。

中国古代这种通过统一考试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制度更多的注重人的能力与才干而轻视世袭和特权，与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和反对固化的封建世袭制度，渴望通过自由平等的竞争，攀登仕途高峰的理想一拍即合。

启蒙学者认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办学校，重视教育，有教无类的教育观点、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和通过科举考试选任贤能的教
育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这一点成为了他们反对欧洲贵族世袭制度的思想武器，同时又为当时欧洲教育改革方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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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政治制度对欧洲具有借鉴意义
欧洲哲学家们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是一体的。

一个以无神论为指导的国家,也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了他们巨大的震动。

欧洲启蒙哲学家眼里，相对于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绝对的王权专制来说,中国的君主制度无疑要开明得多。

欧洲的很多皇帝,独断专权,是凭着一己意愿肆意而为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君主制度,完全不同欧洲的君主制度,显现出开明乃至法治的色彩，至少从制度设计上是这样。

中国法律赋予皇帝无限的权力,但同时又不完全放任这种权力,而是要求权力的使用要克制而谨慎。

另外由于每位皇帝的上任都需要得到足够多的百姓和大臣的支持，因此皇帝对待臣民要如同如慈父一般而非奴隶主,唐太宗将君比作舟、将臣民比作水，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尽管不是法律上的要求却具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同时朝中官员每位也都可以指出皇帝的过失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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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酥会士利马窦就发现,中国皇帝在对任何国家大事做出有效决定之前都一定会与其他大臣或机构进行磋商和讨论。

再次,由于历朝历代都会有史官记录皇帝的一切行为,这让每个在乎自己名誉的皇帝都会进行一定的自我约束以免为后人不齿。

这一切,就足以与西方封建社会的绝对专制进行区分了。

难怪启蒙思想家们对这种君主制度的设计眼前一亮, 在他们了解到原来中国的皇帝不仅不能为所欲为,而且还要以爱百姓为自己的道德约束的时候，甚至有意让欧洲也采用类似的开明君主制度。

虽然在具体实践中,中国这种开明君主制虽然往往要打很大折扣,但是还是有不少在开明君主治理下的时代,经济富裕,文明兴盛,比如汉唐,比如康雍乾时期，这种情形，在欧洲王朝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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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华文明的兴盛,中国在历史上在各个领域领先世界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的君主制度并非那种绝对的专制，因为在绝对独裁专制下,不可能出现像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长时期的兴盛局面。

当然,中国开明君主专制的思想在欧洲的影响,只是昙花一现。

因为随着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浪的酝酿,称羡中国皇权制度的思潮毕竟不能持久,而至多是对当时极度独裁的欧洲皇权的一种思想反抗.欧洲人在政治制度上走上了宪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