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一论庄子的言意观

文学理论一论庄子的言意观
庄子的“道”不可“言”主要是由“道”的特性所决定的。

庄子把“道”作为万物的根源和现实世界价值体系的本根，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庄子认为“道”至大无外、至细无内，是无为无形、不可言传的。

任何通常的认识、任何是非的分辨、任何爱恶的感情，都是对“道”的遮蔽和损害。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符号，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但语言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它只能记录传达经验世界的暂时凝结起来的部分思维成果。

既然“道”是终极性的最高存在，而“言”又具有非圆满自足的局限性，因此，在继承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思想的基础上，庄子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从根本上明确了“道不可言”。

庄子进而认为“至言去言”，即最高的言论是不需要言论的，人类最高的言论是“无言”、“不言之言”。

这里，庄子一边说“道不可言”，一边又以言论道，形成了悖论式的命题缠绕。

“道不可言”突破了有限指向无限，启发人们超越有限的外在语言形象去领悟无限的内在意蕴，启发文艺创作主体应从形而上的本体高度——“道”——来总体把握文艺创作的所有重点、核心问题，高屋建瓴地实现创作“理念”对创作实践的宏观调控。

庄子在论述道与语言关系时，提出了“言不尽意”这一重要命题：“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天道》）这里“意之所随者”就是指“道”，“言”不能表达“意”中之“道”，因而“言”也就必然不能尽“意”了。

“言不尽意”，意思就是语言文字不能全面、完整地表达人们的思想。

庄子的“言不尽意”包含两层含义：首先，“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表意的。

庄子肯定了可以言论的范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秋水》），即语言还是能认识、表达到有限事物的粗浅外在表象。

其次，“言”不能全面、完整地表达人们的思想。

庄子认为“言”是无法洞悉事物的总体性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至于他所追求的“不期粗精”的“道”则更是语言、心意都难认识到的。

我们知道，语言作为一种表达人的思维内容的物质手段，只能算是一种并不称职的工具。

带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语言，在表现抽象思维方面也许还比较有效，但对生动而又细致的形象思维、微妙深刻的情感世界、复杂朦胧的潜意识却往往难以充分体现。

在科学的领域里，“言”常常可以尽“意”，但在文学艺术审美的领域里，“言不尽意”恰恰是审美感受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看，庄子的“言不尽意”说反映了这种语言的表达的困境，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言”能不能尽“意”，直接涉及到文学创作是否
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

庄子的“言不尽意”说对文艺创作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世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一方面并不因此否定语言的作用和文艺创作，另一方面是要求在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意愿的时候，既要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的作用，又要不受语言文字表达思维内容时局限性的束缚，以言为意之筌蹄，寻求在言外含有不尽之深意。

这为后世寻求“滋味”、以禅喻诗、“四外”说、神韵说、意境说等更进一步追求言外之意的创作方法与批评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含蓄深远、意在言外的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特征。

“得意忘言”是庄子在“言不尽意”的基础上提出的解决“言”“意”矛盾的办法，见于《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认为，筌与蹄是人们获取鱼、兔的工具而并非鱼、兔，语言文字是人们
获取“意”的工具，而并不是“意”本身，因此，“言”“意”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语言只是人们一种暂时、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或手段，其根本目的是“得意”。

“得意”、“忘言”是艺术形象审美特征的两个质的规定，涉及到了语言与思维的复杂关系，它要求艺术形象必须是具象和抽象、有形和无形、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统一。

“得意忘言”说就文学创作而言对我们的启发是，作者要充分利用语言和意义之间的空间感、距离感，利用语言的模糊
性、歧义性、隐喻性、象征性、暗示性和意向性，以少胜多，以一当十，以有限表示无限，寓全于不全之中，寓有于无之中，通过具有无限包孕性的意象，来突破现实语言的樊篱。

就文学欣赏与批评者而言，就要诉诸自己的直觉、本能、体悟、想象和情感体验，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感知——期望、失望、追求和重建，沿着语言文字比喻、象征、暗示的方向，充分地从有限的文字中体味作者构建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司空图《与极浦书》)、“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这正是“得意忘言”论的意义所在。

庄子的“得意忘言”等言意论思想把人们引向一种幽远、玄妙的意境，一种主体独特的、内省式的领悟，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文学作品“意在言外”的传统，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