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第34卷第1期2021年1月
Vol.34No.1Jan.2021
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王
翼
（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71）
［摘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时代，不同样态、内容各异的西方社会思潮对我
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吸引力造成一定挑战，认清西方社会思潮的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本质属性进行透析，对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安全；本质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
A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思想研究”（17BKS102）；江苏省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宪政民主思潮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16MLC00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阶层分化视域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2018SJA0413）；南京晓庄学院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专题科研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挑战与应对”（2019ZBSJXM07）［作者简介］
王翼（1983-），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安全。

改革开放至今，西方各种社会思潮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不仅样态多样，且现实影响力日益增强，特别是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艰巨。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用“纷纭激荡”一词形容多样化社会思潮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并存、相互激荡的趋势。

因此，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监测，并对一些错误思潮进行辨析、批判与匡正，就成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应有之义与必然之举。

一、社会思潮的结构透视
对于“社会思潮”这一概念，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定义，但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思潮是一种具有双重形态的思想潮流。

换而言之，单一的心理形态或者观念形态都不能发展成为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够被社会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所接受，并且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自我传播，除了
因为社会思潮多用一些能够表达社会意愿或社会利益诉求的理论体系吸引人，还在于社会思潮往往还蕴含着一定的社会情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共鸣性。

“因为一种思潮只有和相当数量社会成员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从而引起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们注意时，才可能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思潮，即使是消极的乃至反动的思潮也会因它的某种迷惑
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

”
［1］
事实上，社会个体接受某种外来思想的内化过程也具有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属性。

情感内化是指个体对零散、个别观点的感应、认同或接纳；而理性内化是指个体对理论体系的接受过程。

与情感内化不同的是，理性内化的过程需要主体具有一定的教育经历和背景知识，缺少这些要素，个体的理性内化便很难实现。

而社会思潮若要引起共鸣，既需要情感内化，也需要理性内化。

由于“社会思潮的形成一般肇始于知识精英的话语讨论，再由媒介推
波助澜，最后表现为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和构建”［2］，因此，某种思潮的传播以及对其的理解一般只是起始于一小部分人，而要真正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共鸣，还需要能够进一步鼓动一定数量群众的情绪才有可能实现，进而才有可能完成向社会思潮的自我转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思潮一经形成，就不再仅仅是理论，其必然夹杂着大量的民众意愿和浓厚的个体情感，也必然将心理形态和观念形态融为一体。

一般而言，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够引起相当数量群众的注意和其本身具有的价值属性关系密切，特别是当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契合社会成员的目标追求时，且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定数量社会成员的意愿时，就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社会思潮。

从心理学上看，鉴于价值观是人们判定事物是非曲直的思维取向，而价值观的核心功能是为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提供评价标准，所以个人社会行为的选择与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联系。

“人们关于任何价值的信念、信仰和思想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用来衡量事物价值轻重、权衡得失取舍的‘尺子’。

人们用这样的‘尺子’去评判一切人和事物，从而得出自己的选择。

”［3］所以，只有掌握了群众的社会思潮，才会由“理论体系”变成“物质力量”，进而影响受众群体的思想和行为。

先进的社会思潮将有利于群众进步、社会发展，而反动的社会思潮则有可能蛊惑人心、蠹国害民。

总之，社会思潮是为了表达并实现某种价值诉求，在一定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具有系统理论基础和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思想趋势与倾向。

严格意义上说，社会思潮不是学术流派，但却具有相应的学理支撑而形成了自身明确的理论主张；社会思潮不是社会情绪的纯粹宣泄，但却拥有自成特色的话语构成而形成了自身的阶级基础；社会思潮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却具有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而具有明确的价值诉求。

20世纪以来，为缓和西方社会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各式西方学说都纷纷开出“药方”，这些学说除了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也对中国
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当前活跃在我国思想领域的西方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思潮、宪政民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等）大多与之相关。

其中，有的社会思潮提出的认识和观点对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具有启发意义，而有的社会思潮提出的观点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严重悖离，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对于这些错误社会思潮，我们必须高度注意与警觉。

二、西方社会思潮的本质属性
对于一种思潮的本质透析，离不开对其社会表现的考察。

社会思潮是观念体系的集合体，充满了稳定与流变、统一与多元以及融合与冲突等多种矛盾，体现的是一种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学说庞杂、派系复杂，理论观点更是五花八门，有些甚至彼此冲突、对立。

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些社会思潮却都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现状不同侧面的反映。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任何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不会是无缘之木，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其根源必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存在。

“每个人只要留心分析一下自己的意识就不难发现，我们所想的一切总是以某种客观实际存在着的东西为基础的。

如果说我们的意识是模本，那么客观存在就是原本；意识是图画，客观存在就是模特儿。

”［4］例如，面对二战后多次爆发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在承认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规律性现象的同时，开始从不同视角研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避免危机的对策，上面提到的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两股思潮。

可见，社会思潮扎根于社会生活，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突出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正因如此，在阶级社会，社会思潮也必然会被打上深深的阶级烙印。

综上所述，活跃于新时代中国的任何一种西方社会思潮就其源起而言都不是偶然的，其从传入至不断兴起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所宣扬的政治观点几乎都能够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
治、经济以及社会等矛盾中寻求依据，都是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诉求。

当我们检视一些西方社会思潮的起源时，便不难触及它们的社会根源性。

例如，作为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开创性流派，唯意志主义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流行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德、法、英和北欧等国，主要代表是叔本华和尼采。

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悲观主义迎合了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悲观、懊恼情绪，为意志主义哲学奠定了理论基调，而尼采哲学中的疯狂意志则是对19世纪末垄断资本迅速膨胀的反映。

如果说哲学、文化思潮的兴起只是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那么政治、经济思潮的兴起则更能说明问题。

例如，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物，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发展变化的产物。

20世纪中后期，服务性经济的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制造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企业主不再是不可替代的社会支柱，大量出现的中产阶级，特别是以专业技术人员为核心的新阶级的出现对旧的社会等级体制形成重大挑战，文化进程中的主流也让位于大众文化，时代意识和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模式逐渐淘汰了理性和精英崇拜。

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中，受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影响，人类主体性的看重、个性的张扬以及世界发展的多元化已逐渐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

这种潮流将过往以一元化为重要特征的封闭体系碾压得粉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已呈现出显著的多元样态。

这些全球现象无不说明世界格局的多元化趋势。

总之，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近代自然科学而形成了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根源于这种哲学世界观的人类现代性理念和这种理念在现实中的体现——现代化运动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并充分暴露出它的负面效应。

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源于对这种危机和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和激情批判。

再例如，日前具有深远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在凯恩斯主义是当时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显学，更是那个时期西方社会的主流社会思潮。

尽管如此，当时依旧有一批学者始终坚持着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与观点，对新自由主义依旧保持着认真探索、积极研究的态度。

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伴随理论的积淀而日益成熟，并且逐渐形成好几个学派；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出现的经济滞涨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危机，意味着以扩张性经济政策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出现问题，新自由主义开始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影响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矛盾与社会福利方面均有所缓解和提高，但是一旦社会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不前或严重倒退，日益攀升的社会公共支出便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

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彻底沦为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代名词。

受此影响，早已在英美潜伏许久的新自由主义一跃而出。

特别是当美国总统里根以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实践被推向高潮，不久便正式将凯恩斯主义从英美等国主流经济学的霸主宝座上挑落。

其自身也由单一的经济思潮逐步转化为融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战略和政策主张以及改革实践为一体的社会思潮。

三、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
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

在此背景下，一些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国社会意识的更新，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实现自身发展。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还必须对这些思潮中的消极方面给予关注，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流行更是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环境产生影响。

首先，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

在十九大报告中，党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刻阐述，提出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可见，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关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确保经济发展目标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高度契合。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硬核，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最大优越性是实现共同富裕，所以物质富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精神富裕就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大的愿景，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也成为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最终目标。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得以普遍提高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差距。

而这一现象恰恰给了一些西方社会思潮借口用以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攻击与扭曲，它们叫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允诺的社会基本价值已经无法实现，并质疑其推动社会秩序和谐运行、保障广大群众基本利益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的功能。

这不仅冲击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目标，更扰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从而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其次，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阶级基础。

“意识形态产生以利益为基础。

意识形态的诸多形式，如哲学、法律、宗教、政治等，都以上层建筑的形式而存在。

同时，它们又都是在利益的推动下而逐渐发展并成型的。

”［5］可见，社会思潮的传播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有着密切关系。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日益被激发，这些新阶层的力量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也随之呈现多元化、复杂化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空间也随之被扩大了。

实际上，就影响力而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社会思潮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新时代的中
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长期并存、相互激荡态势更加显著，夯实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面临着巨大挑战。

再次，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途径。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之所以有较大的影响力，与其多样化的传播途径与方式密不可分。

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生成于普通的社会角落，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非常贴近，与社会公众的政治和利益诉求紧密相关。

这些社会思潮为了不断扩大影响力与受众体，必然选择不同形式的传播途径以扩大自身的覆盖面。

目前，西方社会的传播已呈现出浓郁的生活化印记，通俗化甚至已经深入进它们的话语体系，类似那种传统的大段理论叙事与抽象文字已经十分罕见，用化整为零的话语方式进行短平快式的表现成为主流。

相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过往更多地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宣传、普及与教育。

这种学院派作风与人民群众的思想需求存在距离。

“哪一种意识形态会被我们选中用来解释生活，则要取决于哪一种意识形态能紧密地联系我们的生活，能够满足群众自身的利益诉求，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肇因。

”［5］实际上，传统意识形态的教育途径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这也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出现某种程度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江秀乐.高校稳定论：新时期维护高校稳定工作体系
及机制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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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丽羽，张耀灿.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变革［J］.湖北社会科学，2016（8）：166-171.
［3］张静.组织行为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37.
［4］杨焕章.简明哲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02.
［5］王翼.人民利益：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核——基于合理性与必然性的探析［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4（12）：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