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国考密卷申论( 副省级) ( 二)

2019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密卷申论（副省级）（二）
重要提示：
为维护你的个人权益，确保公务员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监督考试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邀请2名考生代表验封签字后，方能开启试卷袋。

二○一八年
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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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考试时限为180分钟。

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5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3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

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用铅笔作答的，成绩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在作答时，不得使用本人姓名，答题中凡出现本人姓名者作违纪处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桌上，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姓名栏内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7.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正以“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站在更高、更广的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

这其中，培育网络文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抓手，能够以最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式，展现中国自信、开放、包容、负责任的文化大国形象。

为此，某市文化局邀请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把脉网络文化多元融合的发展趋势，以下是一些会议摘录：
W:在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技术融合、业务融合、行业融合、终端融合以及网络融合的发展趋势，形成了技术功能、业务范围和服务内容趋同的走向。

人们感受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多屏的融合，即手机屏、电脑屏、电视屏、电子阅读器屏以及ipad屏的多屏互联互通并趋于无缝覆盖。

三网融合带来的多屏交汇，为用户提供了包括文字、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个性化便捷性的服务。

Q:由于多年来全球文化传播格局中英语所形成的独特地位，目前网络语言多以英语为主；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高，中文（主要指汉语）语言学习和信息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中文在网上的使用也越来越普及。

如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为代表的中国图书馆界经过长期争取和不懈努力，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从2006年韩国首尔国际图联大会开始，正式增加中文作为国际图联工作语言,出版了《国际图联大会快报》中文版并在网上提供相关的中文信息。

Z: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以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呈现出多点突破、交叉融合、群体跃进的态势，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

2013年以来，以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为代表的佩带计算设备正在形成机器适应人的发展的特点，并与移动社区等结合在一起，增加了社交功能，从而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智能制造等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人们展示了多技术融合的精彩纷呈、日新月异的网络第二生存空间的独特魅力。

G: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既是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体现，同时也正在推动社会信息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发生颠覆性的变革。

金融互联网、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智慧城市、全球医疗、全球教育、网络出版、移动阅读、泛在办公、网络问政，如此等等，网络文化已是“上善若水”，“自上而下”地渗透延伸，成为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文化基因。

网络文化日益成为关涉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发展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进步和全球治理的软力量。

Y: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各国和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乃至军事和外交等形成了新局面，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互相并联度和依存度大大提升，互相难以区分和切割。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将全球更紧密地联为一体，不仅打破了时空的概念，也突破了现实社会中的国界和疆域，从而促进了网络文化的融合和共同体文化的产生。

近年来，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成为全球网络安全追求的
新目标。

资料2：
台湾作家席慕容曾在演讲里说道，虽然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也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但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意识”。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来源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

即使迁徙后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

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

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

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也没有对家乡的具体感知，可是他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

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灭。

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

“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

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
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近些年，原乡意识不断在觉醒。

例如天津话剧院的《望天吼》、辽宁话剧院的《凌河影人》、山西话剧院的《立秋》，这三部话剧已经不再是从表层上宣扬地域或家乡，不再是天津的就弄点儿京韵大鼓，山西的就弄点儿山西梆子或走西口，东北的就弄点儿二人转，已经不再是这种表面的文化符号，而是进入了更深层的地域精神和文化性格的发掘与呈现。

这三部作品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就是原乡意识的唤醒。

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传统风俗，甚至陋习局限，我们以前就是过多地停留于表面，而对精神风骨层面的东西缺少自觉把握。

在自觉向“原乡”回归的过程中，我们有着一份共同的期待，期待有一天，我们各地不同的剧种和不同的剧团，都能从自己的源头上重新起步，在重新找回曾经遗落的原始精神的同时，向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当代戏曲提供新的彼此不可替代、但是可供共享的艺术资源，进而把这作为我们创新的、民族的、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而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

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资料3：
大运河河北省段文化遗产分布广泛，体量巨大，具有多样性及复杂性的特征。

省文物局为了加大大运河河北省段遗产研究保护力度，目前已组织开展了运河文化资源摸底调查，发现各类由运河衍生的文物遗存包括分洪设施、河道、险工、水闸、桥涵、码头及沉船点遗址等共56处。

另外，
调查发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5项、市级非遗项目100项、县级非遗项目349项。

其中，大运河文物本体、两岸地上文物遗存和重要遗址遗迹的考古和保护是重中之重。

此外，备受关注的大运河（河北省段）文化带文物保护利用总体方案已完成初稿，捷地分洪设施、马厂炮台等保护规划编制也正在逐步推进。

同时，为进一步摸清早期运河遗址、白洋淀与大运河连通部分区域文物遗存状况，目前省文物局已安排邯郸市、邢台市进行永济渠遗址勘探试掘和大清河流域文物调查工作。

“河北省省文物局已与山东省文物局就南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遗产区保护工作形成了省际部门会商机制。

接下来，将充分利用遥感等现代化技术，对河北省段运河及相关遗存进行信息数据采集，建立较为完备的数字化信息化数据库，纳入我省文物数字化平台。

”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还在积极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和河道管护长效机制，通过密切与水利、公安机关协作，加强大运河文物安全监管力度，并启动重点段落安全防护工程。

不久前，在廊坊举办的通武廊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发布了2018年12项重点推进事项。

其中，北运河生态文化工程尤为引人瞩目。

据悉，三地将研究制定通武廊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协同机制，统筹规划三地北运河生态文化项目，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文化等。

8月初，邯郸市也专门召开大运河沿线非遗保护工作座谈会，并组织专家学者沿邯郸段大运河沿线的临漳县、魏县、大名县和馆陶县等进行实地走访。

衡水市通过“漕运印象、非遗表演、码头名人”等主题活动，充分发掘运河漕运文化、民俗文化，并在阜城县码头镇魏圈村建成全国首家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村级博物馆。

遗产管理、景观保护、水质控制、环境改善、产业谋划……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我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努力从文化和经济等诸多领域有序推进大运河资源跨区域保护和利用。

不断改善运河两岸生态环境进展良好。

“廊坊与京津同步治理北运河，成效显著。

”香河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与香河县政府以PPP模式合作建设的北运河香河段生态综合整治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

目前已完成8.6公里河道清淤疏浚、2公里岸坡防护等水利工程以及安运桥南北两侧约2.6万平方米景观工程等，下一步将加快推进生态驳岸、安运桥核心区景观、滨水景观带等工程建设并启动二期工程建设。

沧州市注重抓好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使运河人文与生态面貌焕然一新，正在形成一条丰富多彩的线性、活态景观，惠及沿岸群众。

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河北省大运河沿线城市还积极谋划产业项目，推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目前，香河县编制了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按照以点连线原则，进一步打造串连千亩紫薇园、文化艺术中心、荷花小镇等精品景观旅游线路，实现运河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和美丽乡村游有机结合，北运河生态文化体验带正在成为香河旅游新亮点，吸引来大批省内外游客。

沧州市运河区依托运河历史文化，整体规划了小南门商业区，正泰茶庄和周边建筑古色古香。

邢台市也积极谋划了贝州古镇项目和运河水镇项目。

邯郸不断推进漳河文化园区等多个文化产业项目，通过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内涵，打造靓丽文旅名片，从而惠及沿岸群众生活。

资料4：
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有76.8％的青少年知道春节的来源，
而知道圣诞节来源的则有80.5％；54.3％的青少年喜欢中国电影，80.5％的青少年喜欢外国电影；16.85%的大学生已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随口说出时兴的外语单词；着装的另类化趋势和“对偶像的狂热推崇”也分别在14.5%和10.4%的大学生身上有所反应；18.7%的大学生“举止的日渐西化”；35.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对”音乐视听的选择”有了全新的标准，更易于接受来自异域的独特风格；大部分学生早期校园朴实无华的装扮，到现在穿衣服变成了穿“概念”：“哈韩”、“新生代”、“后新生代”、“次新生代”。

调查中，59.3%的大学生承认外来文化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最突出的表现是43.9%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更易接受新鲜事物”，其中还有16.85%的人坦白道“在音乐、舞蹈、影视等观念方面，对外来作品的风格有一定的偏爱”。

28.45%大学生感觉到自己“判断是非不再按照传统的道德尺度，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同时24.4%的大学生表示“自己认为对的就会坚持去做，不管父母持的是什么态度”。

资料5：
“我们要时时想到我们的文化正在消失，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家主席、著名作家F曾说过的话。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它在薪火传承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

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弓箭，古代冷兵器时代的一种远射兵器，其发明可追溯到黄帝时代。

北京“聚元号”可以说是国内目前能够完整保留传统弓箭制作技艺的弓箭铺。

“当年，我父亲曾给毛主席做过一把弓，毛主席给予了很高评价。

”今年56岁的杨福喜是北京“聚元号”弓箭铺的唯一传人。

初见杨福喜，络腮胡须、花白头发、深色唐装，浑身上下都透露着满族旗人豪迈洒脱的气质。

“聚元号”300多年兴衰史，他侃侃而谈。

“聚元号”在他手中“复活”，濒临消失的弓箭制作技艺因他得以保留与传承。

据杨福喜介绍，当年清兵入关，“聚元号”曾为清兵制造弓箭。

清朝末期，“聚元号”与其他40多家制作弓箭的店铺迁入北京东四“弓箭大院”，此时，“聚元号”制作的弓箭主要供皇宫贵族使用。

到解放后，硕果仅存的四家弓箭铺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

由于历史原因，1957年，“聚元号”与其他三家弓箭铺停止制作弓箭，改做木工。

直到1998年，40岁的杨福喜承袭祖业，重掌“聚元号”，成为当今中国传统弓箭唯一传人。

值得欣慰的是，杨福喜的儿子跟随父亲学习弓箭制作已五年多，杨福喜评价说，“所有的环节他都学了，但基本功还得锻炼。

”传统弓箭制作总共需要200多道工序，十分繁琐，“很多工序难以用文字表述，需要凭脑子记、凭经验试、凭个人领悟。

”杨福喜感慨，“一项传统技艺绝对不应该只由一个人来传承，而应该是一批人。

”
“宏音斋”创办于清朝末期，创始人吴启瑞迫于生计开始从事乐器制作。

上世纪20年代，吴文明在父亲吴启瑞的扶持下，在房山良乡北大街创办了乐器制作小作坊；后来为求发展，吴文明在宣武门东市场创办了“宏音斋”乐器铺；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文明之子吴仲孚全面接手“宏音斋”的工作，因制作技艺精湛，声名远扬，以至后来宏音斋虽几经搬迁，仍旧顾客盈门，许多著名的演奏家还常常到宏音斋聚会、切磋。

此外，吴仲孚
还借鉴西洋管乐器的制作工艺，研制出中国第一支标准唢呐、第一支插口笛子、第一支加键唢呐等乐器，弥补了民族管弦乐队低音声部的空白。

今年五十岁出头的吴景馨是“宏音斋”的第四代传人，对于父亲的成就，吴景馨非常引以为豪，也发自内心地崇敬。

从小的耳濡目染，也使得她精通各种乐器的演奏与制作，“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接手‘宏音斋’，甚至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也和乐器毫无关系。

”
吴景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烟草公司，这份优越的工作令许多同龄人都羡慕不已。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掀起一阵出国热，我也憧憬着能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吴景馨辞去了工作，办妥了去美国的一切手续，不想这时，父亲却一病不起。

当时，吴景馨只是打算暂时帮父亲打理“宏音斋”的工作，等父亲身体好了，再交还给父亲。

谁知，这份家业接过手就再也交不出去了。

1996年，吴仲孚去世，吴景馨正式成为了宏音斋的女主人。

在传承家业的同时，吴景馨经历了很多艰辛，“在我印象中完全没有开心的回忆，因为实在太苦了。

”吴景馨说。

“过去，我们是入不敷出，得到的与付出的完全不成正比，”吴景馨当年的邻居开饭馆，不到两年就买了一辆跑车，她开玩笑说，“我要是用我继承家业的精力去干别的事业，肯定早发了。

”“最初接手宏音斋的时候，对于传承和责任没什么理解，只是秉着‘没有完成的事情一定要完成’的原则在硬着头皮做。

”然而当吴景馨真正经历了一件件乐器的反复研发、试制、改进，才体会到要打磨出一件经典的乐器是要凝聚几代人的心血、智慧与辛劳，“因此，前辈们总结的优秀经验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责任重大，”她越来越觉得在传承和发展民族乐器方面，自己可以做和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保护和传承好它可
以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及存在的意义，使其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们只有做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资料6：
中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发展、促进人民相互理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被俄罗斯社会各界广泛理解、认同和支持的背景下，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规模、层次、水平不断提升，成果丰硕，形势喜人。

中国驻俄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中华日前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明显地感到，“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俄文化发展，中俄文化交流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升温。

张中华表示，中俄双方在文化领域中的合作机制日臻完善，两国在双边和多边机制内均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文化合作关系。

正是由于两国政府对双方文化交流的高度重视，一大批大型文化合作项目才能落地生根，成为推动中俄文化交流发展的强大动力。

自2010年起，每年在黑龙江举办，集文化贸易与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中俄文化大集，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中俄两国在边境毗邻地区跨境同期共同举办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构建了国际上毗邻地区跨境文化合作与交流的新模式，为我国持久有效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一种因地制宜、务实有效的样板。

中俄文化论坛自2013年起在两国轮流举办，两国文化界人士交流学术，
沟通思想，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促进了两国在文化政策、文化理念、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交流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中国不断在海外举办或互办文化周、文化月、文化年、“感知中国”等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迄今为止，中国与世界上121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国外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

资料7：
在三教并行的唐代，儒、释、道都会围绕“道德”诸概念展开一系列论述，往往指涉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价值观的混乱。

鉴于此，韩愈明确为“仁义道德”下了定义，强调“道德”这个谁都要讲一讲的“虚位”，必须被赋予“仁义”这一核心价值观念，才能真正为天下人所奉行。

然而，那时的佛教徒往往抛弃儒家倡导的仁义，抛弃仁义所维系的君臣父子之伦，去追求寂灭。

对此，韩愈拈出《礼记·大学》“正心诚意”数语，向世人宣告：“佛教讲寂灭、强调治心，儒家又何尝不重视治心？更何况儒家治心，是为了承担起天下国家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韩愈之前的数百年间，《大学》虽属儒家经典，却未得到多少重视；自韩愈之后，《大学》的价值才逐渐被发现，最终被尊为“四书”之一。

在佛教治心的理论魅惑之下重新发现《大学》，韩愈的这一做法可谓透过外来思想文化激活本土经典话语，实现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经典案例。

不仅如此，韩愈还借鉴佛教禅宗的理论，明确标举儒家之道的统系，这更是发前人所未发。

他指出，儒道从尧、舜、禹、汤传到周文王、武王
和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又传给了孟子，孟子去世至今已经1000年了，道统始终没人能接续。

在韩愈列举的这些人物中，商汤与周文王相隔数百年，周公与孔子相隔数百年，孔孟二人也相隔百年。

不难看出，韩愈所建构的道统，有取于禅宗的“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一定经过当面指授，只要能赓续、发扬儒道的精义，就应被列入儒道的统系之中。

韩愈如此高标道统，非仅思古之情，要在直面现实—在孟子逝去千年之后，在核心价值观缺失的唐代，理应有人站出来承续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担负起天下国家的责任。

也正因此，学者往往把韩愈建构道统这一做法称为“入室操戈”，即韩愈到佛教阵地里，拿起佛教的理论武器来武装自己，发展自己，从而对中华文化起到了“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重要作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韩愈之于中华文化史的意义，关键就在他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立场，做到了破中有立、立而能破，破又能新，既勇于进行思想文化的批判与省察，又积极推动思想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这正是今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