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意识流论文

东西方意识流小说异同
——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王蒙看东西方意识流意识流兴起背景：
西方意识流于20世纪初兴起，它在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小说类作品。

意识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提出。

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零散方法进行的，而是一种流，是以思想流、主观生活之流、意识流的方法进行的。

同时又认为人的意识是由理性的自觉的意识和无逻辑、非理性的潜意识所构成；还认为人的过去的意识会浮现出来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这就会重新组织人的时间感，形成一种在主观感觉中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时间感。

“意识流”原是西方心理学上的术语，最初见
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论文《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

他认为人类的意识活动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流程。

意识并不是片
断的衔接，而是流动的。

这是“意识流”这一概念在心理学上第一次被正式提出。

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绵延论”强
调生命冲动的连绵性、多变性。

他的关于“心理时间”与“空间时间”的区分、关于直觉的重要性以及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结构和梦与艺术关系的理论，都对意识流文学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

代表人物有：马赛尔·普鲁斯特、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威廉·福克纳。

东方意识流是这一概念进入中国语境经由两条路线：一条由西方先“流”到日本，再由日本“流”到中国；另一条则由西方直接“流”
到中国。

在时间上，前者稍早于后者。

因此，我们在考察意识流进入中国之前，首先应当检查意识流是如何进入日本文化语境的。

日本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突出代表是新感觉派。

新感觉派借鉴和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盛行的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有些作家也开始注意并借鉴西方意识流文学技巧。

横光利一（1899－1941）的小说《机械》（1930）就明显受到过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影响。

伊藤整（1905－1969）大力译介西方意识流文学，他翻译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撰写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方法》、《新心理主义》（1932）等著作，介绍了普鲁斯特的“内心独白”和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

与此同时，淀野隆三早在昭和四年至昭和五年（1929－1930）便翻译出版了法国著名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斯万的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密切，日本文坛对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关注和译介很快就被中国知识界注意到了。

改革开放以来，茹志鹃、王蒙、张贤亮为代表的作家借用西方意识流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序倒置等手法创作了一批既区别于西方意识流、又和中国传统小说不同的小说。

意识流文体特征：
西方意识流就文体特征而言，由于意识流小说以人物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来展示人物持续流动的感觉和思想，而且通常借助自由联想来完成叙事内容的转换，因此，它们往往打破传统小说正常的时空次序，而出现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大跨度的跳跃。

人物心理、思绪的飘忽变幻，情节段落的交叉拼接，现实情景、感觉印象以及回忆、向往等
的交织叠合，象征性意象及心理独白的多重展示，往往使叙事显得扑朔迷离。

在表现手法上，意识流作家较多地采用了内心独白、时序颠倒的叙述方法；象征性的艺术结构，自由联想（包括事实与梦幻、现实与回忆的相互交织，来回流动）；类似蒙太奇的衔接技巧，语言形
式的离奇的试验以及舍弃标点符号，等等。

西方意识流小说最大的特点是，首先，没有人物的肖像，行动，语言描写，而是以描写人的意识流动过程来展示其心灵世界，塑造人物形象，没有直接的自然描写，但反映的是社会的真实面貌；其次是采用巧妙的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抒发了全世界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宁自由生
活的情感；再就是没有肖像描写、没有行动，没有语言的描写，并且没有塑造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是以新颖的手法，把变化多端，不可说明，混乱的一种内在精神串联成一条意识的河流来表现社会的本质和深刻的主题，并从中显示出组织材料的才能和精心构思的技巧。

意识流小说中使用最多的技法是直接内心独白、间接内心独白、无所不知的描写和戏剧性独白。

直接内心独白是这样一种独白，在描写这样的独白时既无作者介入其中，也无假设的听众，它可以将意识直接展示给读者，而无需作者作为中介来向读者说这说那，也就是说，作者连同他的那“他说”、“他想”之类的引导性词句和他的那些解释性论述都从书页中消失了或近于消失了。

间接内心独白则以一位无所不知的作者在其间展示着一些未及于言表的素材，好像它们是直接从人物的意识中流出来的一样；作者则通过评论和描述来为读者阅读独白提供向导。

无所不知的描写是有一位无所不知的作家介入描写人物的
精神内容和意识活动的过程中，通过运用传统的叙事和描写方法对这种意识进行描述。

戏剧式独白直接从人物到读者，无须作者介入其间，但却有一批假想的听众。

它所表现的意识深度是有限的，也不像内心独白那样毫无保留。

意识流小说中的许多形象具有传统小说中所不具备的多层次的内涵，而意识流说法的加入也使小说的叙事过程变的扑朔迷离、天马行空。

在人物的内心意识的展现过程中，人物离我们越来越近，而我们仿佛也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审判，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呐喊。

东方的意识流就文体而言，首先是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思考，用人物的意识来表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表现中国社会的生活内容；第二，在具体写作中，描写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以此来展现人物形象，和西方意识流不对外物进行精确描写不同，作家对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做现实主义的描写；第三，意识成为社会内容在心灵上的体现。

这种写法对人物形象刻画和环境表现是重要的。

西方意识流小说家写“主观真实”,人物几乎退回到纯意识状态中，意识和外部事物缺乏必然的联系，作品中表现更多的是人物内心的真实。

如卡夫卡的《变形记》绝大部分是在剖析格里高利变形后的心理。

中国意识流小说着重表现的却是对个人命运和理想的理性思考，如《蝴蝶》，看上去只是描写人物心理的自然流程，但通篇都是紧扣张思远如何“丢了魂”，后来“找到了魂”这一基线展开的。

第四，东方意识流小说重点不写潜意识，主要是写有迹联想，适当运用“心理时间”。

小说的联想缘事而发，意识在一定范围内有节制地流动、扩散，并非天马行
空任意驰骋，是一种联贯思维。

丰富的联想跟着人物意识流动，但是清晰，有序，连贯，同西方的下意识、混乱、无序、朦胧、迷离完全不同。

第五，性意识在西方意识流小说中表现较多，因此西方的有些作品对性意识有非常细腻真实描写。

中国的国情不同，虽然西方小说都比较擅长用心理描写，但中国的意识流更注重健康意识的描写，对性欲和性行为的描写是朦胧、虚化的。

以上是我们对东西方意识流的总体概述比较。

下面我们分析王蒙意识流写作手法与西方意识流代表人物伍尔夫写作手法的异同。

王蒙,因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篇“集束手榴弹”式小说的问世,一时引起中国文坛的轰动,当时,其新作曾被称为“中国的意识流小说”。

伍尔夫被认为是西方意识流小说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和意识流小说理论的阐述者,其创作背景、理念和手法等与该派作家大同小异,其著作能大体反映该派小说的创作特色。

所以，我认为比较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可以从王蒙意识流小说和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异同中得出结论。

一、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手法之同
王蒙的小说之所以在80年代被称为意识流小说,多因为他与伍尔夫等西方意识流小说家们在艺术手法上的选择上存在一致性。

1、有意淡化情节。

在伍尔夫看来,英国小说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历代小说家都试图用它来讲故事,而故事是文学有机体中最低级的一种,她取消情节或把之降至最低限度。

她的《墙上的斑点》就毫无情节可言。

《达罗卫夫人》
表面上讲的是达罗卫夫人和精神病患者赛普蒂默斯在街上的经历,但它终不成“情节”,顶多为事件。

《海浪》更无故事情节而言,只有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此起彼伏的意识的波涛。

我们不难看出,在她的小说里,故事情节和外部世界的描述一降再降,取而代之的是飘忽不定、连绵不绝的意识流。

王蒙小说多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素素与男朋友会面、(《风筝飘带》)、科级干部探亲在车上(《春之声》)等只做事件叙述从而串联全篇,意不在编织曲折离奇情节。

相对而言,《布礼》《蝴蝶》中的故事多了一些,但未产生错综复杂的吸引力,重在人生的体验。

2、以有限物理时间表现无限心理时间。

两人的创作目的反映到时间的处理上,一个旨在呈现人物心理意识,一个意在跨越历史的维度,获取沧桑之生命体验,他们找到了心理有穿梭时空之自由的切合点。

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里的时间跨度仅从上午九点到午夜时分约15个小时；《到灯塔去》象征性地建立在一种类似于从傍晚到上午的时间顺序上；《海浪》仅涉及从黎明到黄昏一个白昼的物理时间。

但在有限的网络世界里却反映了人物从青年到中年或从童年到老年等几十年的人生历程。

而王蒙的《夜的眼》从华灯初上写起到下夜班为止,仅三个小时左右的钟表时间,却涉及到20年前
的人生改造；在《风筝飘带》中，“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里重现了两人从初识至今的整个过程；《蝴蝶》里的张思远回城路上追忆了几十年的沉浮变化。

往事以回忆的形式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演”一遍。

3、内心独白、象征暗示与“蒙太奇”手法的组合运用。

伍尔夫小说中的内心独白是不言而喻的,在《墙上的斑点》和《海浪》中达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

王蒙作品也多用内心独白,《布礼》第五章中间标明“1951年到1958年”很长一节中以“我们”自称,写出心中想的没说出来的话。

他们还同时使用象征来揭示主题。

在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中,不仅“灯塔”“浪”“窗”等许多事物有象征性,而且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具象征意义。

《到灯塔去》第一二三章长短不一,且对应黄昏、黑夜和黎明,暗示人生悲欢交替,象征人的生与死变化。

王蒙小说中的“风筝飘带”“海的梦”“春之声”等都被赋予了象征之意。

蒙太奇手法具有时空转换的自由度。

在《布礼》《蝴蝶》等反映历史跨度的小说中,镜头时而停在1957年8月,时而飞至1966年6月,随即又回到1949年1月；画面此刻在回城的路上,顷刻置换为10年前的山村。

而在《达罗卫夫人》中,则表现为空间的转换,随着汽车巨响,闪出达罗卫夫人惊跳的镜头,忽而转为赛普蒂默斯恐慌的场面。

显然,他们用蒙太奇技法,或为顺利展现历史变迁,或为成功实现人物在同一时刻内意识活动的交替并置,不过都强化了小说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然而，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在创作背景、思想价值取向、叙述策略等方面存有迥异之处。

正如郭宝亮先生在《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中所说:王蒙(小说)与西方“意识流”的区别是根本的。

二、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手法之不同
1、创作背景之别。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任何艺术形式的创新并非空穴来风,它必定脱颖于一定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

伍尔夫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和国度。

她认为作家应抛弃“物质主义者”着力描写“躯体”等外部环境的一贯技法,选用新的小说模式窥测人类心灵的真实。

意识流小说是她不断探索而寻求到的现代小说模式,它以“主观性”“内倾性”之优势真切反映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王蒙,与新中国一起经历了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

要想如实反映“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大起大落、大伤大悲的生命历程,真切地反映历史断裂时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把历史的巨大裂隙修补接续起来,必须选用合适的小说表现形式。

他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又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兴”体,庄子、李白、李商隐等人超凡的想象力以及《红楼梦》、鲁迅作品中的联想方法进行整合,创造了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意识流小说”。

2、主题基调之异。

伍尔夫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试图以艺术的形式来探寻
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本质。

通观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它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感情基调和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反映人类失去理想和价值观念之后,迷失自我、抑郁无望、恐惑不安、茫然不知所措的生存境遇。

王蒙,在政治风云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在浮出后所写的“意识流小说”中,虽发出了不解的拷问,痛楚的呻吟,却仍保持着“少共情结”。

王蒙作品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思想情感基调与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主调色彩相一致,与他的共产党身份不无联系。

同时,中国长期以来
政治强权压制文学,使中国文人在重获新生后虽有锐意改革之势,却还不能从阴影中彻底走出,采取趋步妥协之举以迎合时代潮流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不能说这不是王蒙创作时思想情感的真实取向。

他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

3、内在情理之殊。

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在实践着她的“非个人观念”,其主旨之一便是“作家退出小说”,采取不介入态度,使其人物的意识流动呈自由性。

而王蒙在创作中却无这种自觉性,他在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

社会意义嵌入“意识流小说”,一定程度上会有叙述者的介入,人物的意识流动也被过滤和逻辑化了。

作家表现人心理意识的自由度以及使用的叙事策略,从文本的内部分析可窥见一斑。

伍尔夫与王蒙作品中叙述方位多为第三人称有限主角人物角色，但在单复上存在显豁差异。

伍尔夫多用复式,叙述视角随着所叙述主人公的改变而变化,读者随这一变化而感知不同人物的意识流动,从而了解多个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

王蒙也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却用了双重性身份主角人物角色的单式形式。

他的几部作品都围绕单个主人公的行为而展开,其他人物则成了附属于主人公的次要人物,叙述的视角多集中于主人公一人之身而呈单式形式,意识的流动不存在多人间的置换,只限于一人意识流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