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当代效应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当代效应
王雨辰;孙珮云
【摘要】与马克思不断从哲学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不断转向哲学和文化,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之所以发生,既与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相关,也与他们反对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的理论主旨是探寻西方人的自由解放之路,他们由此关注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和被资本主义总体异化所吞没的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困境,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空间拓展到对种族、民族、性别等问题的研究,主张以总体革命论和多元主体的联合来对抗资本主义霸权,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宏观研究范式到微观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价值维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
【期刊名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00)006
【总页数】10页(P1-10)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文化和“文化研究”;异化
【作者】王雨辰;孙珮云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089.1
第二国际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将经济因素当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他们的这一做法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质疑。

这种质疑的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只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化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基于以上质疑和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理论主题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其价值和意义何在，这是我们应当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不断从哲学意识形态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不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哲学意识形态批判。

其中，文化是其焦点问题。

对此，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把全副精力集中于上层建筑的研究，文化构成了它关注的焦点。

”[1]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研究主题的文化转向，与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息息相关。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从暴力统治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统治，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向工人阶级宣扬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使后者逐渐丧失革命主体意识。

另一方面，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庸俗解读忽视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精神的作用。

因此，他们对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展开了批判，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

围绕这一理论主旨，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侧重点也有所区别：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反思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重视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对于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重要作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通过对其进行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
等探讨个体的自由解放问题；“文化研究”思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空间拓展到种族、民族、性别等问题上，探讨在多元社会中如何抵抗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文化霸权，实现社会边缘群体的自由和解放。

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阿尔都塞注重对文化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力图通过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唤醒无产阶级的主观革命意识，探索一条实现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的革命道路。

这是因为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逐渐从依靠国家政治暴力统治转向了依靠文化意识形态统治，通过行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使工人阶级逐渐认同资本主义的文化秩序和道德价值观，革命意识淡薄。

具体说来，卢卡奇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认为人不仅从事着专门化、机械化的劳动，沦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零件”，而且形成了普遍的物化意识，逐渐认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为了摆脱物化意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控制，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意识的重要性。

他指出，“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冲击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2]，无产阶级必须清醒认识自身历史地位和扬
弃物化的历史任务，把握社会历史总体，进而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在葛兰西所处的时代，宿命论、自发论的思想阻碍着意大利革命实践，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解读进行了驳斥，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同时又肯定了文化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由此将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是指国家的暴力机关，统治者主要通过政治暴力来行使领导权；而市民社会则是指政党、学校、教会等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代表社会舆论的民间社会组织机构。

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经济发达，已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不仅掌握着政治领导权，而且通过市民社会实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传播本阶级的道德价值观以获得民众认同。

因此，无产阶级想要获取自由和解放就
需要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即无产阶级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对大众进行引导，以便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进行“文化上的战斗”。

在葛兰西这里，意识形态是中性的，是被支配阶级和集团积极赞同的结果。

与葛兰西不同，阿尔都塞是从否定意义上解读意识形态的，他一方面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代表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另一方面又强调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无孔不入的压迫。

他认为存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种国家机器，前者包括警察、法庭、监狱、军队、政府和行政机关，后者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公会等，两种国家机器具有同一性，都致力于保持国家政权，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其中，镇压性国家机器主要运用暴力发挥功能,以保证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
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主要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以隐蔽的方式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渗透进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把个人传唤为主体”，将原本作为主体的个人塑造为“他者”，并将其嵌入到由大学、教会、公会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支配的各种实践中，进行着承认意识形态的实践。

阿尔都塞意识到了意识形态对人的塑造及其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支配，也因此，他强调要重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研究，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特殊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时期，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对技术理性的盲目崇拜导致了人的价值失落等现代性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并试图通过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来实现个体的自由。

具体说来，第一，他们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理性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充当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工具。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将理性单纯地降低为工具理性，忽视了人的价值与尊严，走向了它的反面。

不仅如此，在发达工业社会，
技术理性恰好满足了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

在他们看来，技术理性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丰硕的物质成果，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娱乐消遣使其沉迷于“虚假需要”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中，逐渐丧失自主意识，从而达到维系和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目的。

第二，技术理性催生的文化工业通过机械复制和规模化的生产使得大众文化趋于商品化、标准化和同质化，它表面上给消费者提供了文化快感，但实则是对人的个性追求的压抑。

此外，资产阶级还赋予大众文化产品以本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并对大众文化传播手段进行控制，操纵着个体的意识和价值追求。

可以发现，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看作是资产阶级宣传本阶级道德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对文化的理解具有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侧重于强调大众文化的消极方面。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不同，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汤普森、斯
图亚特·霍尔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强调大众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它作为一种
对抗力量的重要性，注重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女性、被压迫民族和种族的文化身份问题[3]1。

它探讨的是在多元社会中如何抵抗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文化霸权，实现社会边缘群体的自由和解放问题。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文化研究”的研究重心经历了由阶级向种族、民族、性别等问题的转移。

“二战”后，国家经济重建的需要使得英国工人阶级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加之20世纪60年代美国流行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产生深
刻影响，文化逐渐由阳春白雪化身为下里巴人，普通人的生活经验逐渐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由于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新左派的影响，阶级问题成为他们研究的重心。

文化研究理论家们敏锐地把握到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并试图揭示文化是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统治工具的。

具体说来，霍加特高度评价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认为它是自然的、淳朴的，主张文化总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威廉
斯考察了过去200年中文化一词是如何被统治阶级所掌控的，他站在精英文化的
对立面，认为文化代表的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必须把文化视作从普通人、从工薪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升华出来的东西，如观念、制度、风俗等。

汤普森则认为，阶级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和历史现象，而文化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

他们超越了传统精英文化的狭隘理解，转而关注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到了70年代，移民潮、种族暴动、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的兴起使“文化研究”的研究重心从阶级转向大众传媒、性别、种族、民族和身份认同等问题上，从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政治层面。

赛义德和霍尔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已超出阶级的范畴和地域的界限，扩展到了民族、种族和性别等领域中，即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文化霸权将第三世界国家、黑人等少数族裔和女性塑造为文化上的“他者”并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境遇。

具体说来，赛义德认为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

他将世界范围内帝国的艺术比作一场文化的劫持，指出帝国主义不仅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东方世界，而且依靠强权政治通过文化思想上的潜移默化对殖民地区进行统治。

它们塑造出单一的东方形象，宣告“东方从属于西方”，并力图通过这种文化上的虚假构想来维护自身利益，为自己的侵略扩张服务。

不论是从事大众文化研究，关注媒体、社会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还是转向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霍尔都致力于揭示并超越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困境。

他早期分析了大众传媒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认识到大众传媒作为文化机构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本质，因为它们总是在国家权力范围内组织实施，并不断调整以适应统治阶级文化控制的需要。

另一方面，大众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收信息、消极地听从外部力量的摆布，主观因素在大众文化传播、消费中也具有积极意义。

由此，霍尔强调大众文化包含着抑制和对抗的双向运动，既承认大众的社会从属地位，又看到大众是对支配和操纵的反抗力量。

文化身份认同是霍尔后期的理论重心所在。

其
时大量移民进入英国，他们与当地人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一系列的种族冲突，面临着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对此霍尔指出，身份总是被建构出来的表征体系，正是通过否定的视角确立了其肯定的成分，必须通过“他者”的视角才得以构建自身[4]。

文化身份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
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3]215。

他认为，权力在文化身份塑造中具
有重要作用，不仅发达西方国家将原本具有多样性的其他种族固定化为一种消极单一的形象，建构为自身之外的“他者”，以满足自身优越感，而且在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下，其他种族也将自身视作和体验为“他者”，变相地维护着殖民统治。

因此，他强调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并主张建构以差异为基础的文化身份的同一，以期超越“他者”的身份，实现多元文化的认同，探寻弱势民族和种族的解放之路。

詹姆逊进一步指出，“文化研究应当被看做是有关各社会群体大联盟的设想的表现”[5]，应指向多元主体的斗争、联合和解放。

20世纪80年代，西方进入后工
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兴起，全球化席卷全球。

詹姆逊察觉到全球化对文化差异性的威胁，试图解释和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力量。

具体说来，他认为文化是内化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之中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运作影响着世界经济秩序和文化的构成。

在深度上，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文化权力对日常生活领域进行控制，权力的博弈不再表现为显性的经济剥削，而是通过文化以隐型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呈现为“中心化的、分散化的、弥散化的、多元差异的微观权力”[6]。

在广度上，当今的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它们通过跨国资本、技术等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干预和操控，实则是一种文化霸权。

它是西方文化和其他非西方民族文化冲突对抗，使全球文化趋同的过程。

因此，针对资本主义依靠文化权力对日常生活领域进行控制，并使之成为一种殖民压迫力量的现象，詹姆逊不仅强调多元与差异，而且主张实行“认知图绘策略”，要求多元主体在社会总体中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和使命，形成全球范围的政
治联盟以打碎资本统治的链条。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始终关注人的生活世界，探寻人的自由解放之路，它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张力，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

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期工人阶级由于遭受直接的经济政治压迫而成为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通过行使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使得无产阶级整体和被资本主义总体异化所吞没的个体逐渐认同资本主义的文化秩序和道德价值观，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的肯定力量。

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作为一种殖民压迫力量使得第三世界国家、被殖民者和黑人等少数族裔陷入身份认同危机。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文化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力图透过复杂的文化表现形式，深入分析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阶级结构、种族、性别、殖民等社会现象，并与现象背后的权力系统发生关联的。

正如葛兰西所强调的，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也是政治的哲学，又是一种也是哲学的政治”。

“文化研究”亦是如此，“其目的始终是揭露各种权力关系，以及揭示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和塑造文化演变。

”[7] 可以看出，这一文化转向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反对霸权，致力于对现实社会进行文化和政治批判。

第二，对经济决定论进行反思，强调人的主体性。

葛兰西和阿尔都塞都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文化力量对于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的重要作用。

其中，葛兰西主张“在意识形态是历史所必需的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
行斗争。

”[8]292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论”，认为社会结构中包含着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经济因素从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文化研究”强调对文化的分析应与所处社会制度与结构相结合，揭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大众文化传
播意识形态产生普遍赞同的。

他们都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理解，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鼓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以实现社会变革。

第三，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政治层面。

不同于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的总体性话语和宏大革命叙事，“文化研究”超越了阶级视角，从性别、种族、民族等微观政治层面进行文化批判。

如果说在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场所，那么在“文化研究”那里，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文化成了“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3]5。

这一文化转向的逻辑起点是对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模式进行批判，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探讨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

它有其内在发展逻辑，一方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实现了人、实践、历史维度的统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另一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对后来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具体说来，就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方面而言，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文化理论的批判精神和基本观点。

马克思认为，从抽象存在和观念出发去解释世界的旧哲学实际上充当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掩盖了现实的物质利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无法帮助人走出生存困境。

因此，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就需要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批判。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应对新的时代问题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世界化和民族化的产物，其文化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核的同时又根据时代历史条件的变化有所深化，具体体现在：
第一，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9]，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探讨的是人
的存在方式，其理论旨趣在于人的自由和解放。

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价值旨归，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以葛兰西为例，他在“人是什么”问题上与马克思观点一致，即认
为人具有生成的维度，而非抽象的概念和既定的存在。

一方面，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自己生活和命运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人是一系列能动的关系，能动地与他人和自然界发生关系，在改变外部环境时也在改变自己。

葛兰西在社会关系中考察人的存在，强调人的意志及其实践在创造自身及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并将其放在政治语境中加以考察，认为无产阶级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就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在人的实践与感性世界的交互过程中产生并呈现的,卢卡奇、葛兰西也是从实践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对苏俄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的。

卢卡奇坚持总体性辩证法，要求以实践为基础，把人类社会历史当做研究对象，将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当做宗旨。

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实践哲学，并将其与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试图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将哲学变成现实的和使实践革命化的力量，“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8]260。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则，坚持历史主义方法，强调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和马克思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文化是内化于社会历史进程之中的，强调文化的社会历史语境，面对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关注不同的文化问题。

如在葛兰西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发生变化，因此，相比于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一种自由的赞同，并呼吁无产阶级通过获得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了理解“二战”后英国社会的变化，以霍尔为代表的学者借鉴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分析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是如何生产普遍赞同引导舆论的；在文化趋于同一的全球化时代，霍尔又分析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文化身份问题，反对文化霸权，强调多元与差异。

另一方面，强调文化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在多元化时代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