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吕氏春秋_淮南鸿烈_合论

收稿日期:2005-02-05
作者简介:刘康德,男,1952年生,上海人,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吕氏春秋》《淮南鸿烈》合论
刘康德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　要:《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适应国家统一的客观形势,兼儒墨名法,融九
流百家,以阴阳五行配置、对应自然气候物候与社会人事政事之一切自然变化和社会活动,为王朝帝国规划整合出一种自然社会人伦秩序化的模式和框架。

其学术体系功能具有为王者规范天下和限制君主专制权力的两面性,这种思想体系对后代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吕氏春秋　淮南子　吕不韦　刘安　阴阳五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6)02-107-07
一
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总有一些绕不开的人和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孔子创立儒家学说……这些人和事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文化。

说绕不开这些人和事,并不是简单地说历史就是由他们所创造,而只是说他们顺应了客观形势、时代潮流、历史规律,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而已。

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已具备了全国统一的客观形势,如果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客观统一形势,秦始皇统一全国仍将是不可能的。

而这些客观形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已具备了水陆交通的网络,互相连贯且四通八达,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全国的统一和流通。

同时,全国发达的水系特征决定了华夏土地上的人民也必须建立统一的社会整体,打破各诸侯利用水而以邻为壑,破坏对方生产和生活的做法,以达到“四海之内若为一家”的和谐境地,因为在《战国策・西周策》中就记载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利用水来破坏对方生产和生活的情况,如“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所以只有全国融合统一,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而以后的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
同样,春秋战国时期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决定着各国只能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礼记・月令》仲秋月就讲到:“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

”国家间的闭关自锁,不相往来已不可能。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可以从别处到秦国为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点。

社会经济生活也决定了华夏大地上的各国行将融合统一。

同时,长期的诸侯为政,各国战乱,兵革不休,也使广大民众人心思定,于是虚心仰上,企盼有一强人率强国来安定局面统一社会,《孟子・梁惠王上》就讲到要“定于一”。

当时的共识就是“一则治”,
“异则乱”(《吕氏春秋・不二篇》
)。

诸如此类,决定了即使不是由秦国秦始皇,也必定有其它国家的君主来统一全国,这是历史规律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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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 un.,2006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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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行仁德:王布农事,“五谷所殖”,“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

”所以君主也就有章可循。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训》的这一套以阴阳五行对应天下事物的有序模式和框架的设定,其真实意图是使天下任何事与物,物与人都能“循其理,行其数”(《吕氏春秋・序意》),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遵、有迹可寻。

现在设想,当吕不韦将这种事物间的对应图联系表呈献给秦王的时候,秦王能不为这有章可循、有规可遵、有迹可寻的法与政、理与律高兴吗?因为这能直接提升秦王的执政能力,便于他在这纷繁的世界中极简单地联系事物、认识事物,观察事物的变化走向,以利于处置事物,掌控家天下。

秦王能从诸多的君主中脱颖而出成就事业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同样,吕不韦能长期担任秦相也可说与此不无关系,因为担任秦相的吕不韦就靠此种框架模式使得秦王朝从秦王下至臣民百姓都放心、安心、高兴。

因为懂得只有归类、规范、对应事物,才能便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联系、处置和掌控,所以在《淮南子・地形训》也就将人作归类,在芸芸众生顶上理出头绪,以便对人有个认识:“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瘴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

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

”
这里尽管充斥着附会、不科学,但它起码可以在对人作出正确认识之前有一个粗略的概念,那就是:其人仁义,必居中原;其人美貌,必居息土之地;其人力大,必居岩石地区;其人贪婪,必居土山地区……这就像鱼龙必潜大川深渊,虎豹必处多林高山,鸟兽必居丰茂树草一样。

同样设想,将这种识人图像提供给一个头脑中毫无认知图式的人,这人能不为此高兴吗?秦王汉帝难道不能以这种认知图式来整合人群、认知民众、规范众生、稳定社会吗?因为这种以阴阳五行对应天下事物的思维框架确能便于人们联系事物、认知事物、处置事物,所以刹那间人们也乐于作这种模式设定,以至于《黄帝内经》还深入到人体内部作这种模式设定,在《素问・阴阳应象论》及《金匮真言论》等篇中就有这样的叙述。

这同样便于观察人体脏器与自然的联系变化,也同样便于人们对人本身的认识。

而同样成于西汉初的《周易・说卦》也直接将八卦纳入上述的框架,并对应天下一切事与物,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等等。

这些可以充实到吕不韦、刘安所设定的模式和框架内,以补其不足。

以上可以看到,秦汉间由吕不韦、刘安他们所创导的规划整合、使天下之所有“无所遁”(《吕氏春秋・序意》)的时代潮流所向披靡,压倒一切。

为了做到这一点,也为了迎合时代潮流,他们不惜牵强附会,而牵强附会在这时代潮流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可以这么说,不牵强附会怎么构成秦汉文化乃至中华古文化?又怎么会有董仲舒的“人附天数”等一系列学说和思想?
吕不韦、刘安他们为使天下之所有“无所遁”而穷尽一切、规范所有,在他们看来诸如四时十二纪者是“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吕氏春秋・序意》),是囊括一切、涵盖万有,他们要使后人在这种十二纪的有序模式和框架面前只感到无法再添加些什么,这也就是吕不韦自信的地方:“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传》)。

这样导致后人只能遵循或继承这一框架模式,董仲舒就是这样,他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学说就由此引出。

又因为后人在这种十二纪的模式框架面前只感到无法增损些什么,所以导致后来的士人们只能向内用功———自身努力和人性修养,以便“循其理,行其数”,宋明儒生几代人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些。

吕不韦、刘安他们使得后人在这十二纪(时则训)的有序模式和框架面前只能“循其理,行其数”,说明他们所整合的这种模式框架具有铁定的不可移性;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定这种以阴阳五行对应事物的模式框架是建筑在“法天地”(《吕氏春秋・序意》)这样的原则基础上的,即建筑在天文学、农学、地理学这样一些基础学科之上的。

如吕不韦的十二纪、刘安的《时则训》就直接取材于古代记述四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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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气象、节候物候与农事关系的《夏小正》。

同样,直接为农业生产和人类活动服务的天文学也被吕不韦他们以“法天地”的原则取材过来,为其服务,如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记载的太阳运动:“十一月,斗;十二月,须;正月,营;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东;六月,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底;十月,心”(《云梦睡虎地秦墓》简730,文物出版社,1981年),就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十二纪中;吕不韦他们将作为记载日月五星运行的其他天文现象的坐标———二十八星宿纳入其中,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是制定与农业有关的历法、节气的基础,这样才能天地人合一。

因为上有天文学悬顶,下有农学、地理学筑底,所以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十二纪和《时则训》的模式框架,只能使人“循其理,行其数”,君主只能按时行令。

如反其道而行,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落”;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淮南子・时则训》)。

这样,作为君主就不能出于私心而为所欲为、逆道行事。

所以吕不韦他们认定这十二纪和《时则训》的设定是为了“平其私”(《吕氏春秋・序意》)。

这“平其私”的另一层意思是,一经吕不韦等人对此模式框架的设定,就不管你是秦王还是汉帝,都只能按照这十二纪所设定的来行政做事。

在这里,吕不韦、刘安他们要使秦王、汉帝在与不在一个样,他们要使自己设定的模式框架一劳永逸地起作用,能千秋万代留传下来,“与世浮沉,与化游息”(《淮南子・要略》)。

朝代可以更迭,一朝天子可以一朝臣子,但吕不韦、刘安他们规划整合出的框架模式则不因朝代的更迭而更迭。

现在设想,近代中国如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包括器物、技艺、思想、观念),中国仍然是个农业社会君主国家的话,这一套十二纪还将会起着作用。

就是发展到现在,它的某些方面还仍然起着作用,如物候、农事等。

四
按理说,对封建王朝的规划整合,乃至运作管理作出贡献的吕不韦、刘安应该是有好结果的,但二人偏偏没有好下场,该获利时却遇害、该来运时却倒霉,先后自杀身亡,正是世事难料,按刘安自己的话来说:“欲利之而反害之,欲害之而反利之”,“利害之反”,“祸之为福,福之为祸,化不可极,深不可测”(《淮南子・人间训》)。

实际上,这“深”还是可测的,究其自杀的原因,不外乎有二。

其一,出于对王朝天下的规划整合的目的,刘安、吕不韦以阴阳五行对应配置天下事物,构筑十二纪这一有序模式和框架。

这尽管便于上至帝王下至臣民对事物的认识、处置和掌控,使人能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遵、有迹可寻———“循其理,行其数”;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框架、模式的设定使帝王臣民只得如此,只能春行春令,不能行冬令或夏令,不能出于私心为所欲为、逆道行事,所以君主帝王的权威、个人意志、专制权力也都将受到抑制。

因为如果为所欲为,春行冬令,这天就会降灾异于人间:“水潦为败,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淮南子・时则训》),以告诫君主帝王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如君主帝王反复逆天道而行事,这天就会不断地以灾异警告示天下:这无道君主不是真命天子,不代表民众利益,天人不合,就该早早下台。

即使民众不惜以造反的形式将这荒唐、无能的暴君赶下台也是有理由的。

这就是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的:“十二月纪言某时行某令则某事应之,正言天人相感之理”。

现在设想,一个个人意志极强悍、专制品质极显突的无所忌惮的君主帝王能容忍自己的权力权威被如此设定如此抑制?况且还是被那些莫须有的东西所设定所抑制?这样,帝王君主也就必然由恼怒憎恨而迁怒于这框架、模式的设定者,而此时的吕不韦他们不自杀了结也难了。

同样,董仲舒因天人合一说而遭整肃也就好理解了。

这十二纪所具有的两面性昭然若揭。

其二,为王朝规划整合出的十二纪的框架模式,因为是穷尽一切规范所有,所以使得后人在它面前只感到难能作为,只能向内用功———修养心性以“循其理,行其数”。

“循其理,行其数”的约束同样包括吕不韦这些人,尽管这些人很难称得上完整意义上的正人君子。

因为要修养心性,也就必然要讲些仁义说些道德,也就必然要看不惯社会上的种种。

于是就要发出是非声音,吕不韦就这样非议起当今来:“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211
弱冻馁夭瘠,壮狡(佼)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

”(《听言篇》);“当今之时,世　甚矣。

”(《期贤篇》);“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

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朔
心。

”(《振乱篇》);“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先己篇》);“强(疆)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矣。

”(《谨听篇》)……
同样刘安也字挟风霜,时不时地在《淮南子》中流露出厚古薄今思想。

这种非议当今、字挟风霜总不会使统治者高兴,“穿小鞋”是现代社会的做法,古代则直接将你整死,所以吕不韦他们最好的选择是自杀。

人死了,但他们所构筑的学说体系、理论框架则不会随他们的消失而消失,还在起着极大的作用、深远的影响。

第一,这种以四时之序配以人事的天人之学在董仲舒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光大,所以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道:“某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则古者天人之学也,说在董子之《春秋繁露》”。

第二,这种以某时行某令则某事应之的天人感应说直接开启了两汉间的谶纬学说。

因为有这种谶纬学说,所以又直接导致王充《论衡》的批判哲学。

第三,因为物物对应,物象对应,一物象的出现,必然导致相应的物象的出现。

这样久而久之,印刻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象联系是固定的,如春天一到,必然会在头脑中反映为“地气上腾,草木萌动”的意象。

但世界上的事物哪会像他们所设定的那样固定、丝毫不差?一一对应?如春天一到,因各地气候条件的差异,未必马上就会在同一时间内出现“草木萌动”这一现象。

[2]意象出格之事经常出现,这样,你如果死死盯着物象对应,将意象联系凝固化就会很痛苦且会很烦恼。

这实际上也是谶纬制作者制作谶纬的潜在心理基础。

与其这样,不如将原本凝固的物象对应,意象联系疏解松绑,这样直接导致以后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爻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爻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这就是说,只要合乎乾之刚健(意)义的,不必拘泥于马这物象,只要合乎坤之柔顺(意)义的,不必拘泥于牛这物象;“乾”之健(意)义不一定与“马”之物象对应,“坤”之顺(意)义不必一定与“牛”之物象相对应。

推而广之,八月的桂花可以提早到七月开,二月的桃花可以推迟到三月开,春天可以出现夏天象,冬天可以出现春天景,王弼的时代可以出现董仲舒的时代无法想象的社会现象和生活景观;用现代的话来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本来就不该将物物对应、意象对应凝固化。

这样意象脱钩,也就能“得意而忘象”,新思想也由此生发。

所以,王弼的“得意忘象”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参考文献:
[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竺可桢.物候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启　煜Joint Comment on The Annals of L u Buwei and Huainanzi
Liu Kangde
Abstract:adapt to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of unifying the country,The A nnals of L u B uwei and Huai nanz i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pattern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human relations of natural society for their empires.Including Confucianism,Mohism,Logicianism,Legalism,and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the works consisted of all kinds of natural changes and social activities through the theory of the five elements and the philosophy of Yi n2Y ang.Their academic system functioned both in drawing up the rules for the kings and limiting the power of the autocratic monarchy,did have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genera2 tions.
K ey w ords:The A nnals of L u B uwei,Huai nanz i,Lu Buwei,Liu An,the theory of the five ele2 ments and the philosophy of Yi n2Y 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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