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汉的教育

第三章秦汉的教育教学时数： 5 学时教学目的与要求：掌握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内容及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

了解学校教育的基本体制构建和有关制度措施。

了解、掌握这个时期教育家的主要教育观点，如董仲舒有关奠定封建教育政策的观点及王充的教育思想。

教学重点：本章的重点是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教学难点：难点为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

教学内容：第一节秦汉的文教政策一、秦代的文教政策公元前221年，秦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为了巩固新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等措施。

在文化教育上，以法家思想为基础，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巩固统一的措施。

（一）“书同文、行同伦”战国时期，“田畸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统一后，这种文字及社会风俗的混乱状况严重阻碍了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为顺应社会客观需要，秦始皇采取了统一文字和规范社会伦常的措施。

所谓“书同文”，就是进行文字的改革和统一文字的工作。

以周时的大篆为基础，减省笔画，成为秦篆或小篆，通行全国，后又进一步改造，创造了隶书。

这一措施，使字体从繁到简，由杂到齐，对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所谓“行同伦”，就是融合各民族各地风俗，规范道德行为的标准。

这对促进汉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颁挟书令”和“禁私学以吏为师”秦统一后，围绕中央集权和诸候分封的问题，儒法两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占了上风。

（禁止私学是为了统一思想,便于推行政令：“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禁之便。

”（《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禁止“以古非今”的现象再次发生，以及推行统一的政令，秦始皇采取了“颁挟书令”和“禁止私学以吏为师”的措施。

这项措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藏书的规定。

除博士官所藏及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民间所藏诗书、百家经典皆烧毁；有敢谈论者皆获罪。

第二，关于办学的规定。

按照“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方针，由政府统一实施法治教育，其它私学一律取消，这实际上是取消学校教育制度，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三）“设三老以掌教化”为了推行“书同文，行同伦”和“以法为教，为吏为师”的政策，秦朝在各乡设置“三老”，专门掌管教化，对百姓进行法治教育、耕战教育和法令政策、伦理道德的教育。

“三老掌教化“这个政策对于巩固秦王朝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的指导思想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统一思想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秦始皇采取野蛮粗暴的手段反而适得其反，使知识分子与秦王朝更加对立，纷纷参加农民起义，导致了秦王朝的短命。

二、汉代的文教政策汉初统治者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以“黄老之术”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经过六、七十年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也出现了统一安定的局面。

公元前140年，年轻的汉武帝即位，他不再满足这种“无为”的政治，渴望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指导思想，最后接受了董仲舒、公孙弘等儒者的建议，确定了儒学的地位。

（一）汉初政论的总结总结秦为什么二世而亡？当时著名的政论家陆贾、叔孙通、贾谊都一致认为汉应该重视儒学。

秦代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守天下时，沿用了取天下的政策，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法家思想的特点是“可与进取，难以守成”，而儒家的特点恰恰相反，叔孙通就认为“夫儒者,不可进取,可以守成”。

陆贾曾向汉高祖刘邦建议应重视儒学，高祖不满的说：“我马上得天下，焉用诗书？”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守之”。

陆的建议给刘邦很大的启发，所以命令总结秦失天下，汉得天下的原因。

于是陆贾作《新语》十二篇，其中两次提到要建学校，陆贾立足于儒家的思想，强调儒学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

汉初的政论总结对汉代文教政策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特别是一件事对汉高祖刘邦的触动很大。

汉政权刚刚建立时，大臣们为了争功，宫廷之上，竟敢拔剑削柱。

到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刘邦让叔孙通为他制定一套朝仪。

之后，满朝文武“莫不振恐肃静”，再也不敢喧哗无礼，刘邦欣然说：“吾今日方知皇帝之为贵也”。

汉武帝继位后，才正式采纳儒学，听取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二）汉代文教政策的建立汉朝最先提出“独尊儒术”思想的是董仲舒。

汉武帝即位后，就下令求贤，通过对策的方法，选拔优秀的知识分子充实官吏队伍。

董仲舒前后三次回答汉武帝的策问，其中的三条建议，被汉武帝采纳，成为政府施行的三大文教政策。

1．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一条最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以什么思想指导政治和文化教育问题。

按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政策是维护封建汉王朝“大一统”的关键性措施，能这样做就有利于统一，不这样做便有害于统一；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如此。

以董仲舒的原话来说，就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意思是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经地义古今不易的道理。

但是今天（指当时）的思想、议论、方案等都很复杂和混乱，因此朝廷不能把它坚持统一起来，影响到法度变化多端，致使下级和人民无所适从。

因此，必须罢黜百家（皆绝其道），独尊儒术，把思想统一起来，坚持下去。

如果这样做，就一定可以灭息异端邪说，统一思想、统一法纪、统一政令，更好地促进国家政治的统一与安定。

前头提过，汉初至汉武帝时七十年间，黄老学说盛行，而法家思想也还没有根绝，正因为这样，思想上政治上的分歧是不可免的。

如何“改制”或“更化”呢？董仲舒根据“春秋大一统”的根本主张；乃提出这条重要建议，这不能不说是根本性的治国方针大计，即从统一思想上做功夫。

所以说，这对当时汉王朝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是有巨大历史意义的。

秦始皇要做的思想统一，结果没有圆满实现，汉武帝以后倒是实现了。

当然，这种建议和措施，也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因为它是一种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自由思想，扼杀百家争鸣，一切以官定儒经为文化教育唯一内容，这对于发挥独立思考，博采各家学说，比较鉴别，去粗取精，以及展开自由讨论，繁荣学术园地，鼓励发明创造精神，都有莫大的遏制作用。

2．兴办太学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那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董仲舒传》）这个建议是在统一思想的大前提下具体扎实地养士储材的重大措施，关系到修明政治、发展文化教育的诸方面。

兴办太学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养士求贤的根本途径，又是普及和提高教化的渊源。

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值得重视。

没有“英俊”的人才，政治固然办不好，文化教育更无从发展提高，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道理。

3．注重选举董仲舒说：“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同上。

）为什么要注意选举呢？目的也在于“求贤”。

这种求贤办法与太学不同，太学职能是“养士而欲求贤”，选举办法则通过察举制度使“尽心于求贤”，可以说是直接的、治标的办法；最终目的是搜罗“天下之贤人”，“量材而授官”。

可以看出，注重选举和兴办太学这两个建议都是从任官唯贤的政治措施着眼，以达到“德治”的理想。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举过程中，“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任用官吏时，“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前者分清贤与不肖，贡举者必须郑重负责，不能举人唯亲。

后者分清资历与德材，任官者不能论资排辈（毋以日月为功），而要以“贤能为上”，既“量材”又“录德”，做到任官唯贤的地步。

尽管封建社会政治领域里不可能真正办到任官唯贤，但董仲舒提出这种要求是正确的。

董仲舒有关文教方针政策的思想，对于汉代封建统治者发生很大影响，自汉武帝以至东汉末年，都是按照他的建议行事。

事实上这种方针政策有利于汉王朝的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有利于为汉王朝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所以董仲舒对于汉王朝是有贡献的。

至于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禁铜思想、扼杀百家争鸣（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面，当然是个历史性错误，非董仲舒所能预料。

对“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两点的认识：⑴“独尊儒术”不是偶然的。

从儒家思想本身的特点来看，它既符合统治者的利益，有满足了广大人民的需求。

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大一统”、“尊王”、主张中央集权；儒家的伦常思想维护着封建的宗法等级制，这些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要求的。

同时，儒家又主张“德治”、“薄赋”，反对“刑罚”，主张“教化”，这些思想既符合统治者的思想要求，又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所以儒学才可能被提到了独尊的地位。

⑵儒学已经不是先秦的孔子儒学了，而是经过了加工和改造的新儒学，新的儒学理论对儒家的思想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

如，原始儒家讴歌禅让制，主张贤人制度，要求恢复周礼，讲天命但怀疑鬼神的存在。

而在新儒学中宣扬“君权神授”，皇帝是天的儿子，故称为“天子”。

加入阴阳学说，宣传贵贱是天赋的。

（如，天为阳，地为阴，故天贵而地贱。

君为阳，臣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等等）为了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汉代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①专置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是一种官名,职责是通古今,备咨询,无实际职责。

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后，于建元五年（前136年）专置五经博士,把原先诸子百家几十个博士全部罢免。

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种著作被尊为经亦自此始。

经学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展，到东汉是发展为极盛。

研究经学成为学术的主要内容，并形成了一种风气，后来把这种研究经典的风气称之为汉风。

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许多经学大师，著名的有董仲舒、郑玄、马融、王充、桓谭。

经学分为两派：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派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文字上：今文经是由今文即小篆文字书写的；古文经用的是六国文字，即古籀文。

相传是当时修孔子旧宅时，从墙壁中发现的经书。

另外在政治观点上也有区别：今文经学派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六经为孔子本人创作，是孔子的政治学说，治学倾向于在阐发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依据政治的需要来解释经学，迎合统治者的意志。

古文经学派认为孔子是史学家，“述而不作”“六经皆史”。

认为六经是经过孔子整理和编辑的古代史料，所以在研究中偏重于“章句训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