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早期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影响（1913—1922）

论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早期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影响（1913—1922）
作者：王昊仲龙凌云
来源：《北京档案》2024年第02期
摘要：1913—1922年间，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作为我国早期商品陈列所之典范，开展了实业调查、出洋考察赴赛、打造民族主义“展览综合体”，以及联结省内官、商、民阶层等多重实践活动。

这些实践活动一面极其依仗个别“技术官僚”的推动，一面却也由特殊化转向常态化，同时也使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职能属性日渐丰富。

因此，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不仅有力促进了民初直隶省实业的繁荣，还推动了直隶地区国货运动的开展，更为近代中国会展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

诚然，商品陈列所可视为中国现代博物馆之滥觞，但二者却也在职能、理念与定位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关键词：民国初期直隶省商品陈列所博物馆严智怡
Abstract：From 1913 to 1922，the Zhili Provin？ cial Commodity Exhibition Center，acting as a mod？ el of early commodity exhibition centers in China， carried out multiple practical activities such as in？ dustrial investigations，overseas inspections and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ons， creating a national？ ist "exhibition complex"，and connecting with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business，and civil classes. These activities relied heavily on the promotion of individual "technical bureaucrats" on one hand，but on the other hand，they have also shifted from spe？ cialization to normalization，and at the same time have enriched the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the Zhili Commodity Exhibition Center.Therefore，the Zhili Commodity Exhibition Center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industry in Zhili Prov？ ince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goods movement in the Zhili region，and made many ben？ eficial explo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exhibition industry.Undoubtedly，com？modity display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modern Chinese museums，but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functions，concepts， and positioning.
Keywords： Early Republic of China；Zhili Prov？ ince；Commodity exhibition center；Museum；Yan Zhiyi
1913—1922年間，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是直隶省“倡兴实业”的重要机构。

该机构前身为袁世凯在1902年设置的天津考工厂，后一度改称天津劝工陈列所。

1913年，劝工陈列所被直隶省政府改组为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直属于省实业厅，由著名实业家严智怡出任首任所长。

在严智怡领导下，该陈列所为民初直隶地区的实业发展、国货运动的兴起及中国会展事业的发展做出诸多贡献。

学界对于北洋政府时期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从宏观视角看，商品陈列所作为近代国货运动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倡导机构，始终未能摆脱“兼论”的地位。

目前，学人对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研究重点仍集中于国货展览会、国货广告与国货团体等领域，对商品陈列所及其后的国货陈列馆研究则相对较少。

其次，从商品陈列所研究这一微观视角看，现有成果多聚焦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货陈列馆，[1]而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商品陈列所着墨甚微，以直隶省商品陈列所实践活动作为专题研究对象的成果更是迄今罕有。

[2]
实际上，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作为近代中国改组最早，办理经验最为丰富的商品陈列所，诚可视为我国早期商品陈列所之典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因此，本文拟以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具体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开展专题研究，以期为“民初直隶实业发展情况”“近代中国国货运动”及“近代中国展览事业”等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同时，考察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实践活动，亦可对当今博物馆工作提供些许借鉴。

另外，本文还试图揭示商品陈列所的机构性质，进而对“民初商品陈列所是否属于博物馆”这一争议问题进行“新探”，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民国初年，“新设商品陈列所”就已成为国内工商界人士之共识，而开展实业调查更是被政府视为一切工作之基础。

1912年，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针对商品陈列所的筹设与调查工作，代表华学涑就指出，各省商品陈列所应设立调查部，以“担负全省或本埠商品所及之地切实调查，并征集各地之物品为专务，兼任考查各地社会之风尚及商况”[3]。

不仅如此，代表金连墀还认为陈列所需“注意统计、注意人才”，且应由政府担起统筹之责，将如何改良、如何调查之方法“列为统计表，颁发各州县，使分列于陈列所等机关”。

[4]因此，全国临时工商会议结束后，直隶省政府出于率先垂范的考量，旋即将天津劝工陈列所改组为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直属于省建设厅，试图以行政力量推动全省实业调查活动。

严智怡对全省实业调查的高度重视与详细规划，则使具体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13年初，严智怡正式出任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所长，为彻底改变原有展品“殊形简略”，旧式调查或语焉不详，或承讹袭谬，无裨实用的困境，[5]严智怡遂以举行全省实业调查为首务，并联合所内员工制定出一套翔实可行的实业调查计划。

1913年4月至8月，陈列所对直隶全省的实业情况完成初步调查工作。

在实业调查过程中，陈列所体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严智怡等人以直隶省的政治、经济、地貌等因素为纬，将全省划分为内蒙接壤区、京北山岳区、中部平原区、运河流域区、京津两市区及沿海水产区等10个区域。

在此基础上，陈列所又以直隶省各区县为经，聘请16名调查员分往调查，并对每名调查员的调查路线、日程与经费作出详细规定，逐记全省150余县的历史地理概况、农工商矿各业发展情况。

[6]
陈列所调查员的调查内容几乎无所不包。

如调查员在调查天然产品时会详注产地、产额、价值、销路等，工业品则详记制造地、制造方法、所用器具、工匠总数等，甚至所用原料产地亦有调查。

[7]此外，各地交通、物价、度量衡、集市地、农林矿产、衣食住之特别风俗及农
工商会等皆在调查之列。

[8]1917年，陈列所正式将调查报告、图表结集出版，即《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其调查之详、意义之重正如严智怡所言：“（直隶）各地莫不有工商事业之记载与其地重要之物产，就全省之大而观之，固不敢谓包举无遗，然其大端亦已略具……以供实业中人参考之用。

”[9]
不仅如此，陈列所在调查过程中还能相对合理地运用政府权力，保障调查员的效率与安全。

自实业调查开展后，严智怡便呈请直隶省实业司照会各地方知事、农工商会及自治机关“饬警护卫”。

同时，直隶行政公署亦为调查员颁发“护照”，通令沿途关卡“持照验放，免至阻碍”。

[10]在政府力量的有效介入下，各调查员方能较为便利地深入基层，基本达成陈列所“依其人观察之力，书其地实业之盛衰”的目标。

[11]
再者，陈列所将实业调查与商品征集“同时并举”，有效保证了多数征集品具有“陈列而比较之……得以增益其智识而振兴其志趣”的作用。

[12]在实业调查过程中，各区调查员也负有征集商品之责，而征集方式则分为商家寄赠与调查员主动购置两种，且调查员还须特别注意商品的包装、商标、广告，以便将来研究改良。

[13]至于征集商品的标准则有如下几条：（一）本省重要之出口物品或认为将来之出口物品；（二）本省物品之能抵制外国商品之输入我省者；（三）可用为制造原料之物品；（四）本省之天（然）产品不能利用精制即以生货出口或废弃者；（五）外国之工艺品而以本省产之原料或由同样之原料品所制者；（六）输入本省之外国商品其原质为我省所有，可改良制造即能代用者；（七）可为本省制造品模范之品。

[14]
由此可知，陈列所征集商品的来源极为广泛，省内凡有较好商业价值的商品几乎皆在征集之列，且调查员所购商品运回“沿途厘税”亦准予减免。

[15]正因如此，10区调查员在调查结束后征集商品高达4000余种，且每件物品均附详细说明书，陆续陈列于所中供各界观摩，藉谋广销改进之法。

[16]
除全省实业调查外，陈列所还时常开展小规模的“常川调查”，以便及时了解直隶实业发展情况。

在调查一事“非时时行之不可”的共识下，严智怡于第一次全省调查后，迅速将“常川调查”设为陈列所的重要业务。

[17]一般而言，常川调查分成主动调查与应请调查两种。

主动调查即陈列所内部主动开展的实业相关调查，如考察外省、外国博览会与商品陈列所，以及调查某县某项实业等。

应请调查则应外部政府机构、社会人士所需，对直隶省部分实业进行调查，如1919年陈列所即奉省实业厅之命，调查直隶当年米、麦、糖、茶、牛、羊产额与价值。

[18]
1913—1915年间，为学习国外先进展览技法、了解国外实业发展情况、获得宝贵布展实践经验，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也积极派员出洋考察赴赛，为今后开展推广展览工作积累经验。

（一）出洋考察
出洋考察是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早期重要实践活动。

1913年6月，严智怡派乐嘉藻、李裕增等人赴日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

考察队在外考察共计82天，遍览大阪、名古屋与东京等地的博览会、博物馆、商品陈列所等，并广集日本实业资料，收获颇丰。

首先，通过出洋考察，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掌握了筹办近代展览会与商品陈列所的基础知识。

1913年7月5日，考察队于东京参观明治纪念博览会，乐嘉藻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参观路线、陈列展品与会场概况。

[19]8月16日，一行人前往大阪参观关西教育博览会，乐嘉藻不仅亲手绘制出博览会布局图，还记录了部分展品的具体信息。

[20]除参观大型博览会外，考察队又分往爱知县与东京考察当地的商品陈列所，学习其建制，以为陈列所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这些笔记后来汇成考察报告，为陈列所打造民族主义“展览综合体”建立了基础。

其次，通过出洋考察，考察队初步意识到近代媒介对于实业发展的重要性。

考察期间，考察队便被日本工商界颇具创意的宣传广告所吸引。

如日本部分乐器店会雇用舞女随乐人演奏而舞，以宣传产品，乐嘉藻对此赞叹道：“凡与乐器有关之人一经看过，当永不能忘也”[21]。

此外，日本街头某些水车不仅会喷水于路上，渍成商品之名，还在車厢外书有商店名，使行人“因路上文字而视其车厢，因以知其商店之所在”[22]，此举同样给队员留下深刻印象。

其时，新式广告在中国仍不多见，但考察队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下，已经意识到广告之于商业的推动作用。

因此，乐嘉藻开始有意收集国外报纸中的创意广告图案，[23]试图为新式广告在中国的推广尽绵薄之力。

最后，通过出洋考察，考察队对中国实业发展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反思。

通过比较中日实业，乐嘉藻认为中国实业欠发达的根源，一在于海关关税过低，[24]二在于从业人员思想“两极化”。

所谓“两极化”，即“守旧者不肯改良，开通者则一味模仿他人”，而其结果往往“模仿者多中途失败，原有者亦日形退步”[25]。

至于两种极端思想产生的原因，乐嘉藻则简单归结于国内工商业者“但凭旧日经验，其有新知识者，百不得一，以此而遭失败”[26]。

因此，加强实业教育便被考察队视为振兴中国工商业的关键所在。

诚然，这些观点仍十分浅显，并未从实业者普遍追求最低成本生产要素组合（劳动力与资本）的角度考量，进而忽略了中国劳动力过剩，导致国内大量实业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才是造成国人或“墨守成规”，或“模仿失败”的关键，但其依然是对中国实业发展的一次有益思考。

严智怡对全省实业调查的高度重视与详细规划，则使具体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13年初，严智怡正式出任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所长，为彻底改变原有展品“殊形简略”，旧式调查或语焉不详，或承讹袭谬，无裨实用的困境，[5]严智怡遂以举行全省实业调查为首务，并联合所内员工制定出一套翔实可行的实业调查计划。

1913年4月至8月，陈列所对直隶全省的实业情况完成初步调查工作。

在实业调查过程中，陈列所体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严智怡等人以直隶省的政治、经济、地貌等因素为纬，将全省划分为内蒙接壤区、京北山岳区、中部平原区、运河流域区、京津两市区及沿海水产区等10个区域。

在此基础上，陈列所又以直隶省各区县为经，聘请16
名调查员分往调查，并对每名调查员的调查路线、日程与经费作出详细规定，逐记全省150余县的历史地理概况、农工商矿各业发展情况。

[6]
陈列所调查员的调查内容几乎无所不包。

如调查员在调查天然产品时会详注产地、产额、价值、销路等，工业品则详记制造地、制造方法、所用器具、工匠总数等，甚至所用原料产地亦有调查。

[7]此外，各地交通、物价、度量衡、集市地、农林矿产、衣食住之特别风俗及农工商会等皆在调查之列。

[8]1917年，陈列所正式将调查报告、图表结集出版，即《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其调查之详、意义之重正如严智怡所言：“（直隶）各地莫不有工商事业之记载与其地重要之物产，就全省之大而观之，固不敢谓包举无遗，然其大端亦已略具……以供实业中人参考之用。

”[9]
不仅如此，陈列所在调查过程中还能相对合理地运用政府权力，保障调查员的效率与安全。

自实业调查开展后，严智怡便呈请直隶省实业司照会各地方知事、农工商会及自治机关“饬警护卫”。

同时，直隶行政公署亦为调查员颁发“护照”，通令沿途关卡“持照验放，免至阻碍”。

[10]在政府力量的有效介入下，各调查员方能较为便利地深入基层，基本达成陈列所“依其人观察之力，书其地实业之盛衰”的目标。

[11]
再者，陈列所将实业调查与商品征集“同时并举”，有效保证了多数征集品具有“陈列而比较之……得以增益其智识而振兴其志趣”的作用。

[12]在实业调查过程中，各区调查员也负有征集商品之责，而征集方式则分为商家寄赠与调查员主动购置两种，且调查员还须特别注意商品的包装、商标、广告，以便将来研究改良。

[13]至于征集商品的标准则有如下几条：（一）本省重要之出口物品或认为将来之出口物品；（二）本省物品之能抵制外国商品之输入我省者；（三）可用为制造原料之物品；（四）本省之天（然）产品不能利用精制即以生货出口或废弃者；（五）外国之工艺品而以本省产之原料或由同样之原料品所制者；（六）输入本省之外国商品其原质为我省所有，可改良制造即能代用者；（七）可为本省制造品模范之品。

[14]
由此可知，陈列所征集商品的来源极为广泛，省内凡有较好商业价值的商品几乎皆在征集之列，且调查员所购商品运回“沿途厘税”亦准予减免。

[15]正因如此，10区调查员在调查结束后征集商品高达4000余种，且每件物品均附详细说明书，陆续陈列于所中供各界观摩，藉谋广销改进之法。

[16]
除全省实业调查外，陈列所还时常开展小规模的“常川调查”，以便及时了解直隶实业发展情况。

在调查一事“非时时行之不可”的共识下，严智怡于第一次全省调查后，迅速将“常川调查”设为陈列所的重要业务。

[17]一般而言，常川调查分成主动调查与应请调查两种。

主动调查即陈列所内部主动开展的实业相关调查，如考察外省、外国博览会与商品陈列所，以及调查某县某项实业等。

应请调查则应外部政府机构、社会人士所需，对直隶省部分实业进行调查，如1919年陈列所即奉省实业厅之命，调查直隶当年米、麦、糖、茶、牛、羊产额与价值。

[18]
1913—1915年间，为学习国外先进展览技法、了解国外实业发展情况、获得宝贵布展实践经验，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也积极派员出洋考察赴赛，为今后开展推广展览工作积累经验。

（一）出洋考察
出洋考察是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早期重要实践活动。

1913年6月，严智怡派乐嘉藻、李裕增等人赴日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

考察队在外考察共计82天，遍览大阪、名古屋与东京等地的博览会、博物馆、商品陈列所等，并广集日本实业资料，收获颇丰。

首先，通过出洋考察，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掌握了筹办近代展览会与商品陈列所的基础知识。

1913年7月5日，考察队于东京参观明治纪念博览会，乐嘉藻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参观路线、陈列展品与会场概况。

[19]8月16日，一行人前往大阪参观关西教育博览会，乐嘉藻不仅亲手绘制出博览会布局图，还记录了部分展品的具体信息。

[20]除参观大型博览会外，考察队又分往爱知县与东京考察当地的商品陈列所，学习其建制，以为陈列所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这些笔记后来汇成考察报告，为陈列所打造民族主义“展览综合体”建立了基础。

其次，通過出洋考察，考察队初步意识到近代媒介对于实业发展的重要性。

考察期间，考察队便被日本工商界颇具创意的宣传广告所吸引。

如日本部分乐器店会雇用舞女随乐人演奏而舞，以宣传产品，乐嘉藻对此赞叹道：“凡与乐器有关之人一经看过，当永不能忘也”[21]。

此外，日本街头某些水车不仅会喷水于路上，渍成商品之名，还在车厢外书有商店名，使行人“因路上文字而视其车厢，因以知其商店之所在”[22]，此举同样给队员留下深刻印象。

其时，新式广告在中国仍不多见，但考察队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下，已经意识到广告之于商业的推动作用。

因此，乐嘉藻开始有意收集国外报纸中的创意广告图案，[23]试图为新式广告在中国的推广尽绵薄之力。

最后，通过出洋考察，考察队对中国实业发展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反思。

通过比较中日实业，乐嘉藻认为中国实业欠发达的根源，一在于海关关税过低，[24]二在于从业人员思想“两极化”。

所谓“两极化”，即“守旧者不肯改良，开通者则一味模仿他人”，而其结果往往“模仿者多中途失败，原有者亦日形退步”[25]。

至于两种极端思想产生的原因，乐嘉藻则简单归结于国内工商业者“但凭旧日经验，其有新知识者，百不得一，以此而遭失败”[26]。

因此，加强实业教育便被考察队视为振兴中国工商业的关键所在。

诚然，这些观点仍十分浅显，并未从实业者普遍追求最低成本生产要素组合（劳动力与资本）的角度考量，进而忽略了中国劳动力过剩，导致国内大量实业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才是造成国人或“墨守成规”，或“模仿失败”的关键，但其依然是对中国实业发展的一次有益思考。

严智怡对全省实业调查的高度重视与详细规划，则使具体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13年初，严智怡正式出任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所长，为彻底改变原有展品“殊形简略”，旧式调查或语焉不详，或承讹袭谬，无裨实用的困境，[5]严智怡遂以举行全省实业调查为首务，并联合
所内员工制定出一套翔实可行的实业调查计划。

1913年4月至8月，陈列所对直隶全省的实业情况完成初步调查工作。

在实业调查过程中，陈列所体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严智怡等人以直隶省的政治、经济、地貌等因素为纬，将全省划分为内蒙接壤区、京北山岳区、中部平原区、运河流域区、京津两市区及沿海水产区等10个区域。

在此基础上，陈列所又以直隶省各区县为经，聘请16名调查员分往调查，并对每名调查员的调查路线、日程与经费作出详细规定，逐记全省150余县的历史地理概况、农工商矿各业发展情况。

[6]
陈列所调查员的调查内容几乎无所不包。

如调查员在调查天然产品时会详注产地、产额、价值、销路等，工业品则详记制造地、制造方法、所用器具、工匠总数等，甚至所用原料产地亦有调查。

[7]此外，各地交通、物价、度量衡、集市地、农林矿产、衣食住之特别风俗及农工商会等皆在调查之列。

[8]1917年，陈列所正式将调查报告、图表结集出版，即《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其调查之详、意义之重正如严智怡所言：“（直隶）各地莫不有工商事业之记载与其地重要之物产，就全省之大而观之，固不敢谓包举无遗，然其大端亦已略具……以供实业中人参考之用。

”[9]
不仅如此，陈列所在调查过程中还能相对合理地运用政府权力，保障调查员的效率与安全。

自实业调查开展后，严智怡便呈请直隶省实业司照会各地方知事、农工商会及自治机关“饬警护卫”。

同时，直隶行政公署亦为调查员颁发“护照”，通令沿途关卡“持照验放，免至阻碍”。

[10]在政府力量的有效介入下，各调查员方能较为便利地深入基层，基本达成陈列所“依其人观察之力，书其地实业之盛衰”的目标。

[11]
再者，陈列所将实业调查与商品征集“同时并举”，有效保证了多数征集品具有“陈列而比较之……得以增益其智识而振兴其志趣”的作用。

[12]在实业调查过程中，各区调查员也负有征集商品之责，而征集方式则分为商家寄赠与调查员主动购置两种，且调查员还须特别注意商品的包装、商标、广告，以便将来研究改良。

[13]至于征集商品的标准则有如下几条：（一）本省重要之出口物品或认为将来之出口物品；（二）本省物品之能抵制外国商品之输入我省者；（三）可用为制造原料之物品；（四）本省之天（然）产品不能利用精制即以生货出口或废弃者；（五）外国之工艺品而以本省产之原料或由同样之原料品所制者；（六）输入本省之外国商品其原质为我省所有，可改良制造即能代用者；（七）可为本省制造品模范之品。

[14]
由此可知，陈列所征集商品的来源极为广泛，省内凡有较好商业价值的商品几乎皆在征集之列，且调查员所购商品运回“沿途厘税”亦准予减免。

[15]正因如此，10区调查员在调查结束后征集商品高达4000余种，且每件物品均附详细说明书，陆续陈列于所中供各界观摩，藉谋广销改进之法。

[16]
除全省实业调查外，陈列所还时常开展小规模的“常川调查”，以便及时了解直隶实业发展情况。

在调查一事“非时时行之不可”的共识下，严智怡于第一次全省调查后，迅速将“常川调
查”设为陈列所的重要业务。

[17]一般而言，常川调查分成主动调查与应请调查两种。

主动调查即陈列所内部主动开展的实业相关调查，如考察外省、外国博览会与商品陈列所，以及调查某县某项实业等。

应请调查则应外部政府机构、社会人士所需，对直隶省部分实业进行调查，如1919年陈列所即奉省实业厅之命，调查直隶当年米、麦、糖、茶、牛、羊产额与价值。

[18]
1913—1915年间，为学习国外先进展览技法、了解国外实业发展情况、获得宝贵布展实践经验，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也积极派员出洋考察赴赛，为今后开展推广展览工作积累经验。

（一）出洋考察
出洋考察是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早期重要实践活动。

1913年6月，严智怡派乐嘉藻、李裕增等人赴日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

考察队在外考察共计82天，遍览大阪、名古屋与东京等地的博览会、博物馆、商品陈列所等，并广集日本实业资料，收获颇丰。

首先，通过出洋考察，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掌握了筹办近代展览会与商品陈列所的基础知识。

1913年7月5日，考察队于东京参观明治纪念博览会，乐嘉藻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参观路线、陈列展品与会场概况。

[19]8月16日，一行人前往大阪参观关西教育博览会，乐嘉藻不仅亲手绘制出博览会布局图，还记录了部分展品的具体信息。

[20]除参观大型博览会外，考察队又分往爱知县与东京考察当地的商品陈列所，学习其建制，以为陈列所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这些笔记后来汇成考察报告，为陈列所打造民族主义“展览综合体”建立了基础。

其次，通过出洋考察，考察队初步意识到近代媒介对于实业发展的重要性。

考察期间，考察队便被日本工商界颇具创意的宣传广告所吸引。

如日本部分乐器店会雇用舞女随乐人演奏而舞，以宣传产品，乐嘉藻对此赞叹道：“凡与乐器有关之人一经看过，当永不能忘也”[21]。

此外，日本街头某些水车不仅会喷水于路上，渍成商品之名，还在车厢外书有商店名，使行人“因路上文字而视其车厢，因以知其商店之所在”[22]，此举同样给队员留下深刻印象。

其时，新式广告在中国仍不多见，但考察队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下，已经意识到广告之于商业的推动作用。

因此，乐嘉藻开始有意收集国外报纸中的创意广告图案，[23]试图为新式广告在中国的推广尽绵薄之力。

最后，通過出洋考察，考察队对中国实业发展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反思。

通过比较中日实业，乐嘉藻认为中国实业欠发达的根源，一在于海关关税过低，[24]二在于从业人员思想“两极化”。

所谓“两极化”，即“守旧者不肯改良，开通者则一味模仿他人”，而其结果往往“模仿者多中途失败，原有者亦日形退步”[25]。

至于两种极端思想产生的原因，乐嘉藻则简单归结于国内工商业者“但凭旧日经验，其有新知识者，百不得一，以此而遭失败”[26]。

因此，加强实业教育便被考察队视为振兴中国工商业的关键所在。

诚然，这些观点仍十分浅显，并未从实业者普遍追求最低成本生产要素组合（劳动力与资本）的角度考量，进而忽略了中国劳动力过剩，导致国内大量实业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才是造成国人或“墨守成规”，或“模仿失败”的关键，但其依然是对中国实业发展的一次有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