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生产导向_到_幸福导向_镜鉴_源自不丹和法国

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镜鉴：
源自不丹和法国
*
“GDP-Oriented ”to “GNH-Oriented ”:Reflection From France and Bhutan
丘海雄李敢
内容提要对两个在国际上较早发起幸福研究的国家，即来自发达国家的法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不丹的幸福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新转型时代，发展测量体系应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公共政策制定除“生产性产出”的经济绩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社会进步，社会的发展应由经济建设时代逐步过渡到社会建设时代。

关键词国民幸福总值生产导向幸福导向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广东广州510275
Qiu Haixiong Li Gan
Abstract:Through a review of well-being Researches in France and Bhutan,which are two country researching on well-being early,we could find that in the new age of transformation,the measure system of development should change from “GDP-oriented ”to “GNH-oriented ”.The public policy-making should put more attention on the social advancement around people ’s happiness rather than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output.Social development should gradually transit from economic constr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GNH,GDP-oriented,GNH-oriented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GDP 与GNH:从“生产导向”到
“幸福导向”———对法国和不丹两国幸福研究的述评》。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从经济经营者到社会管理者———
地方政府行动逻辑的转型研究”（批准号：10YJA840033）。

①关于幸福社会议题，在2011年全国“两会”之前，广东已先行一步，如2010年12
月17日，广东省委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珠三角地区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强调，在“十二五”期间，广东工作的关键和核心是加快转型升级与建设幸福广东。

其中，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标。

要通过转型升级增强广东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创造社会财富，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增强幸福感。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民生、尊严与幸福议题得以突出，幸福社会建设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奋斗目标①。

相较而言，在世界上，以政府名义较早从事幸福研究，自上而下地以幸福社会建设作为发展纲要和奋斗目标的国家是不丹和法国，法国的幸福研究又以其由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组建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的成果而引人瞩目。

而在我国，关于幸福研究和幸福社会建设则处于起步阶段。

在此，为借鉴不丹和法国在幸福社会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幸福建设课题组”一方面与负责幸福研究的“不丹研究中心”进行了多次的书信交流，对不丹“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以下简称
GNH①）体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与分析；另一方面，对来自哈佛、芝加哥和杜克大学等地的学者所提供的法国幸福研究资料，如英文版“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报告”、“幸福报告的反思与回顾”和“幸福政治学”等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不丹关于GNH的理论与实践
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认为财富与幸福是紧密关联的，收入与GDP是衡量幸福程度的最重要依据，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也大都围绕收入与GDP而展开。

然而，不丹在伊斯特林（1974）提出“幸福悖论”之前便以GNH而不是GDP或GNP作为其施政的纲领性指导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标准。

GNH不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测量指数，而是一个体系，注重价值、政策执行及指标之间的平衡。

除了反映价值理念之外，GNH还用于设定政策基准边线以及对政策进行追踪调研和评估。

自GNH实施以来，不丹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国民的平均寿命由1982的43岁提升了为如今的66岁，婴儿夭折由原先的每万名新生儿163例下降到如今的40例，识字率由1982年的10%上升为如今的66%，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印度，达到1400美元，并且GDP年均增长达到8.5%。

（一）GNH的构成、诠释、测量与调查
1.GNH的构成
由GNH理论体系构建的“幸福大厦”共有“四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为政府善治。

两任国王均推崇民主政治，一致认为善治与民主是不丹国民长远幸福的最有力保障，相信GNH可以促进不丹沿着民主法治轨道前进。

第二根支柱为稳健均衡的经济社会发展。

GNH体系认为，由于不少不丹人还是处于贫困状态，经济发展依旧值得鼓励，但是不应追求当期增长的最大化，而应注重发展成果的公平配置。

第三根支柱为环境保护。

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经济增长不应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例如对塑料袋的限制性使用，防止森林采伐过度以及支持开发生态友好型产品及技术等。

第四根支柱为文化保护。

不丹政府有责任保护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倡导志愿精神及和谐合作精神，努力寻求家庭、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平衡。

2.对GNH的诠释
第一，幸福不是GDP。

不丹研究中心新近发布的GNH报告②较为细致地阐述了GNH的理念。

这份报告首先援引了加拿大罗恩·科尔曼（2000）等人的“大西洋真实进步指数”③，该调研指出了GDP的五个不能，即不能测量出质性差别，不能估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能估算出空闲时间价值，不能测量没有报酬的工作，不能解释公平的产生。

实证研究表明，GDP和GN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

第二，幸福是GNH。

GNH幸福观以为，幸福是一种可以为人主观感知的公共利益；认为自己的幸福与他人无关的观点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应鼓励人们以相互依存观去看待事物之间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群体的幸福。

概言之，GNH的幸福内涵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幸福，但每个人的主观感受不一样；它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参照的对象；它与个人的性格有关；它既来自外部刺激也源于内观自省；它的意义是不断变化的，会随着对他人需求感知的变化和对相互帮助扶持的理解而改变。

总的来说，它是一种终极价值诉求，涵盖许多内容，例如，心理健康、稳定的情绪、精神、文化、人权、信任、社会支持、教育、卫生、生活水平和生态等。

3.GNH的测量
GNH体系中幸福构建共包括9个领域，即生活水平、教育、心理幸福、健康、时间利用、弹性且多样性
①1972年，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质疑当时流行的仅依赖GDP即可以实现社会幸福快乐的发展观，提出了以GNH作为衡量不丹发展进步的建言。

在他统治期间，GNH得以细化完备和贯彻落实。

不丹五世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秉承其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GNH比GDP更重要的理念，认为民众幸福是社会良性发展的符征，政府治理的终极目的是实现民众的快乐与幸福，宣告GNH的贯彻落实是不丹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所在，立志将不丹建设成为一个GNH国家。

GNH调研主要由“不丹研究中心”承担，该中心于1999年由不丹内阁（不丹最高行政执行机构）推动设立。

②该报告名“康复与环球变迁背景下的GNH”（GNH as a Larger Context for Healing and Global Change），为不丹研究中心的卡玛·尤拉理事长于2009年9月7~11日在不丹首都廷布举办的“第七届传统亚洲医药国际大会”上的发言稿。

③“大西洋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ex Atlantic，简称GPI），该指数体系涵盖“生活水准、人口健康、时间使用、社区活力、教育与环境质量”等6类指标。

文化、政府治理、社区活力、弹性且多样性生态（见图一）。

9个领域再分为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四级指标，操作化为70多项指标。

GNH体系中的各个领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每一个领域都是构建幸福不可或缺的成分，这种关系可以用图二表示。

图二体现了GNH的9个领域相互依赖及相互关联，各个域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函数关系。

例如，时间使用上的变化可能关系到健康，继而影响到心理层次上的满意度。

对于GNH理论体系而言，以整体视角去考察其领域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这种考虑是与对发展成本多样性的认识相一致的，对任何发展项目，不仅要计算其经济成本，还要考虑到相应
的社会成本、文化成本、生态成
本、人力成本等因素。

4.GNH的调查
不丹已经进行两次大规模
的GNH调查，整个工作由不丹
研究中心统领，调查采用访员面
对面访问收集资料。

第一次在
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完
成，新近的一次完成于2010年
底。

调查问卷中既有客观问题，
也有主观问题，内容涵盖了可以
彰显GNH价值与准则的9个领
域。

其中，第一次问卷调查的样
本为950个，第二次问卷调查的
样本为7000个（2005年数据显
示，不丹总人口大约为75万）。

第一次的问卷共计180个问题，
第二次的问卷共计249个问题。

每个样本耗时大概半个工作日，
访问员是由不丹研究中心精心
选择与培训的专业人员，中心的
许多研究人员具有跨学科背景。

从访问到数据输入、数据清理与
分析均严谨遵守实证研究的规
范程序。

（二）GNH的机制保障
1.组织保障
为保障GNH治国理念的贯
彻落实，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
尔·旺楚克国王将GNH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于2008年1月建立了作为不丹最重要部委之一的“GNH规划委员会”负责不丹政策制定以及发展规划工作，时任总理吉格米·廷雷继而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GNH分支委员会。

GNH 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负责将GNH理念转化为实践的工作，努力实现政策项目的选择与GNH目标的一致性。

组织制度的构建成为GNH理念及其政策规划应用之间的桥梁。

也正是因为有了此类保障，GNH对不丹整个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制度保障
不丹宪法规定了国家和政府有责任去追求GNH，GNH将承任国家公共政策与计划的公正裁判员角色，建设一个GNH国家是不丹的奋斗目标。

现执政的
不丹繁荣进步党也承诺将致力于GNH诉求，政府会根据GNH的发展理念仔细调整其政策与规划。

3.宣传保障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媒传播GNH理念，促进普通民众对GNH的认知与理解。

另外，不丹的政党与其候选人纷纷参与向民众宣讲GNH的活动且经常就GNH价值理念的贯彻落实展开辩论，这是除广播电视之外的另一种有效的推广形式。

4.科研保障
不丹研究中心（CBS）作为由不丹内阁批准成立并按照既定规章制度自治的一个学术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GNH调研与开拓完善，注重将GNH 的哲理探讨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举办定期座谈与刊印出版相关研究成果，与海外学术团体如加拿大GPI Atlantic和海外传媒力量如中国南方报业集团有着密切的互动往来。

（三）GNH的政策功能
各种各样的政策和项目可以依据GNH领域中的健康、心理幸福、生态、社区活力等关键要素予以检测。

作为政策项目评价与筛选工具，GNH不仅可以对发展历程展开历时跟踪调研，而且可以用于政策项目的选择和次序优先的确定，以及筛选与GNH价值目标相背离的政策项目。

不丹研究中心已经开发出一个简单的GNH政策筛查工具，这个工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系统地评估任何有关GNH价值理念的政策或项目所产生的影响，经过筛查，可以选择有助于GNH理念得以贯彻的政策项目，摒弃对GNH造成负面影响的政策项目。

GNH筛查工具包含项目层次和政策层次，服务的机构包括：一是服务于所有的部委（如善治），二是服务于各自不同的部委（如教育、卫生），三是服务于个别机构（例如青年工作、求职就业）。

整个操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政策项目筛查、计算与打分。

具体的评审筛选工作由“GNH规划委员会”负责组织。

供筛选的政策项目均用四分量表评价，其分值标示着从负面到正面的变化，其中，“1”代表负分值，“2”代表不确定，“3”代表中性分值，“4”代表正分值；原则上，需检测政策项目的整体得分不能低于中间值，如果未达标，该政策项目就需要加以修正或摒弃；评价者由不同行业人员（如学者、官员、监察人员以及普通公众等）组成，以有利于多元背景者共识的达成。

此外，作为政策项目筛选工具，GNH 理念强调公共审议、公共讨论和舆情，对于界定包括GNH自身在内的任何发展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切都有助于政策合法性的生成。

二、法国对GNH的关注与研究
法国的幸福研究主要是通过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系列成果加以彰显的，其中，以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为主，其他相关工作论文为辅，如“幸福报告的反思与回顾”、“超越GDP：在个人幸福与社会福利测量方面有什么进步”等。

（一）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背景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环境危机，特别是全球变暖问题也迫在眉睫。

在诸种问题面前，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GDP衡量体系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例如，医疗、教育、安全以及社会联系对于生活质量都很重要，但这些并没有在GDP中得到有效充分的体现），因此，对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统计体系的改革值得期盼。

此时，同样源自对既有GDP衡量体系的不满，法国总统在2008年建立起“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即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衡量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的综合指标。

委员会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担任主席，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担任顾问，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教授让-保罗·费图西（Jean-Paul Fitoussi）担任联席协调人。

2009年，“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发布。

报告的立场很明晰，即其立足于呼吁政治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发展观的转变。

报告通篇阐述围绕“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展开。

报告论述的要义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生产产出，还需要那些与社会进步有密切关联的指标；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展示与当前经济绩效有关的综合性统计信息、评估社会进步的可行性并探求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测量工具，即探讨为何要构建一个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以及如何构建此衡量体系，从而推动人们把幸福指标与真正有利于生活质量的内容相协调[1]。

（二）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基本内容
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基本内容是倡导各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既有的聚焦于“生产导向”的测量过渡到聚焦于未来福祉的社会进步测量，其相关论述可概括为关于幸福测度的8个维度与12条建议。

报告认为，对幸福的界定应是一个多维的取向。

基于既有有关幸福探讨的研究成果（如卡尼曼的“体验效用与客观幸福”）和环球的一些具体措施（如不丹的GNH治国理念），报告认为，至少在原则上，测量幸福应同时考虑以下8个关键维度：物质生活水准（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包括工作在内的个人活动；政治表达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当前和未来状况）；不安全状况（经济和物理的）。

这8个维度在实质上形塑着人们的幸福，但是其中不少方面却为传统的收入测量体系所忽略。

报告还就如何测量幸福提出了12条建议，涵盖了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幸福的多维建制、幸福测量中主客观维度的同等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等内容。

经过对12条建议的逐一梳理，可以发现，在12条建议中，1~5条主要是论述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第6~10条则主要是论及主客观数据对于幸福测度的同等重要性；第11条主要是论及可持续性测度的实用路径；最后一条主要是论及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

（三）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主旨与幸福测度的研究展望
1.报告的核心主旨：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
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核心主旨在于倡导人类发展的转型，即发展应由原先较为单一的经济建设（GDP）至上渐次转向社会进步（幸福）至上，校正以往在发展的手段和目的方面相混淆的认知，也即经济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用于提升幸福的手段。

这种倡导是经由贯穿于报告全文的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这一主线而展开的。

报告指出，人们使用GDP和GNP等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衡量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市场经济活动，但目前GDP和GNP指标却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一厢情愿地认为幸福会随着GDP和GNP的增加而上升。

但从世界范围的考察来看，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形。

正是由于GDP通常只是市场生产和经济绩效的最佳标准，只能捕捉经济所有的最终产品，并不考虑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到底是家庭、公司还是政府，也由于GDP一般只是衡量国富的标准，而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

因此，对既有衡量经济指标统计体系（GDP衡量体系）的改革值得期待。

譬如，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福利的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某一个数字之中。

可以说，用测量市场生产的GDP来测量幸福，可能是导致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体生活感受之间反差的直接来源。

因此，斯蒂格利茨报告倡导实现对经济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生产导向”测量到聚焦于当前和未来福祉社会进步测量的转变。

报告围绕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NH）之类指标替补“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标，以及设定可持续发展的恰当标准。

“国民幸福总值”（国内一些文章采用“国民幸福指数”译名，从GNH理论体系架构去审视，似有不妥）可以成为衡量人们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况的标尺。

与衡量经济生产增长的GDP相比，“国民幸福总值”（GNH）的精华之处在于它可以反映未来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

该报告提醒各国政府，既要有能力测量市场生产、评估经济绩效、监控整体经济状况，更要有能力测量人的幸福，评估当前幸福，关注未来幸福。

政府测量幸福的能力，既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机遇，也是发展中国家制度转型的挑战。

报告还区分了对当前幸福的评估和对可持续程度的评估，关键是哪一个更持久。

当前幸福既涉及经济资源方面的收入与财富，也涉及人的诸多非经济生活，比如人们做过什么、能做什么、感受如何，以及所处的自然环境。

幸福的这些层面能否长时间持续，取决于影响我们自然、身体、人和社会生活的资本可否留给子孙后代。

转移重心不是放弃GDP和生产标准，它们仍是衡量市场生产和就业所不可或缺的，它们也是解决经济状况监控等很多重大问题所离不开的。

“国民幸福总值”与GDP二者也是互助的，发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

但是，把幸福作为重心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GDP合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与百姓幸福所必需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差距看上去越来越大。

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国民幸福总值”（GNH）应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机结合，这样可以更好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标准体系。

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改进统计体系，用以人的幸福为中心的标准，用能够捕捉可持续性的标准，来弥补市场行为标准。

报告建议各国政治领袖与政策制定者将“生产导向”的标准体系转向“幸福导向”，建立覆盖面更为宽泛的社会进步测量标准
体系。

实际决策者也需要对决策所需统计数据和指标加大投入，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指标，设计、执行和评估更好的政策，改进人类福祉和促进社会进步。

所以，报告认为，对经济与社会的引导正如领航员的领航一样，一个可靠的指南针是不能缺失的。

政治家和政府能否作出明智的决策，都依赖于测量什么，标准有多好，以及标准是否便于大众理解。

如果标准所依据的行为设计不当，或者人们无法理解，决策者就会茫然无措，进退失据。

一句话，我们需要好的标准，更好的尺度，以便让经济更平稳地渡过危机和赢得新的发展。

这就需要超越GDP，测量幸福。

2.幸福测度的研究展望
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认为其研究只是开启了幸福社会建设的大讨论，文中论及的有关事宜尚有待于在未来更广阔的研究情景中加以诠释。

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应对报告中论述的12条幸福政策建议加以审思讨论，如确定各自发展的限定性，并努力从各自视角出发思考如何推动幸福社会建设蓝图的规划实施。

同时，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相信该报告带来的将不止是一场关于社会价值所在的讨论，而且希望借此能够推进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如何建立起可以更好评估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度量新标准的研究。

如今，将测量工作重点从经济生产测量转向幸福测量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过，测量重点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对GDP及其生产测量的摒弃。

虽说，当初GDP测量的出现只是对市场生产与就业的关注，但现在在诸如监测经济活动等重要的问题上这个测量体系仍能够继续提供参考答案，只是其无法更好地衡量社会的福祉，对幸福的测量应当放在一个可持续性背景中予以解释。

强调幸福很重要是因为GDP总值的数据信息与其对普通人幸福的解释之间的代沟正在拉大。

于是，发展一种可以通过集中于人的幸福以及可持续性的测度去补充既有的市场活动测度的统计体系便成为必要[2]。

同时，这样一种体系必须是复合性的，必须包含一系列的不同的测度，因为没有哪一种单一测度可以对社会成员的幸福作出有效概括。

这个体系不仅应可以就特定社区的平均幸福度及其历时变化进行测量，而且应可以证明人们经历体验的多样性及其生活不同维度之间的联系。

三、国外GNH实践和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经由对法国和不丹两国幸福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虽说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幸福社会建设的诉求方面，两国有着一定的共同性。

不丹的幸福研究沿着“以幸福不是什么、幸福是什么、GNH的向度与相互关系、GNH测量操作化、GNH调查实施、GNH政策功能和机制保障”路径稳步前进。

法国的幸福研究则以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组建的实力团队，向世界各国大声呼吁幸福社会建设的必要性，探寻公共政策选择与调整的新评价标准（如以GNH类体系去丰富补充GDP体系），强调政府测量幸福的能力，既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机遇，也是发展中国家制度转型的挑战。

易言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需要超越GDP，测量幸福。

在当代，经济发展方式应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已经成为时代性的潮流之一。

在这个新转型时代，倡导的是“经济与社会共建”的幸福社会理念，因此，公共政策制定除了“生产性产出”的经济绩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社会进步。

为促进我国幸福社会建设的学理探讨，特提出以下思考，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我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产业化所取得的成就足以构成世界经济史上一桩里程碑式事件。

一方面，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新一轮的转型时期，一定程度上，也是瓶颈阶段。

在这个双转型时期，社会保护与社会公平更应引起注重，因为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衍生一些社会问题。

此外，现有产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能源资源约束、投资与消费失衡约束、环境资源约束等多重制约，同时，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也在加大。

努力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建设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从社会学视角观察，内需不足、社会分化成为现时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深层次矛盾与问题的典型表征物。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一个社会经济秩序新变迁时代也即将来临，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现象可能更为显现。

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走向新的转型，踏上一个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型路程，因为经济本身只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只是为人类谋福利的一种手段，除却经济因素之外，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3]。

而在发展的诸多要义中，确保高质量基本社会服务的全面惠及是达成发展目标最有效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