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民对外部世界观察思考归纳

中国先民对外部世界观察思考归纳
古代中国始终居于农业大国的中心地位，由于文化与种族的差异，加之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应对游牧文化的挑战中，往往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

因而对来自周边民族或国家的挑战，中国先民的第一反应就是蛮夷猾夏，即蛮夷扰乱华夏，才导致中国失去原有的秩序与安定。

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对外国策，一般并不主张扩土拓边，而以安边为本，睦邻为贵。

正如东汉光武帝指出：务广地者荒，务广徳者强。

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

而《文献通考》所说的四夷宾伏，边塞无事，确是历代中国君民最企盼的局面。

但怎样才能做到夷汉相安呢？孔子提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也许是夷夏有别、内外隔绝主张的最早思想根据，而它在政治上的具体运用，就是所谓尊王攘夷。

不难发现，尊王与攘夷和其后出现的中国中心论与华夏文化优越论之间，形成一种匹配关系：中国中心论要尊王，而中华文化优越论则要攘夷。

以这种通过隔绝与自闭的方式来应对外部挑战的原则，在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

外患越是频仍，这种观念越变本加厉。

在回应外来挑战中，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深刻决定了应对的总思路：中国既然是天下的中心，在文化上又居于四夷难望项背的高度，因而在政治上就必须绝对维护中国的中心地位，不能与四夷对等交往，而只能由四夷朝贡称臣；在文化上则不屑与四夷为伍，他们愿意仰慕咱们的文化，自然不妨近悦远来，否则就将他们久置化外，沐浴不到中华文化的光辉。

至于在经济上，即便宋朝这样疆域最逼仄的中央王朝，也足以构成一个巨大而自足的经济体，根本无须倚赖境外民族或国家。

惟其如此，西晋江统在《徙戎论》里底气十足地断言：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
这种应对思路本身就是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优越感的产物，反过来又让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优越感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我感觉始终良好。

古代中国出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对精神文化的输出始终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心与主动；而对外来文化的反应却是鄙薄与拒斥。

在物质文化的输出上，古代中国也总有一种泱泱大国无所不有的自豪，而对输入的舶来品则总以奇技淫巧的鄙视不屑来自命清高。

乾隆帝就在致英王信里自诩：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外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民族自我中心的倾向，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是每个民族都难以绝对避免的。

问题正如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里所说：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把这种怪僻发展到如此程度。

他们今日的落后主要来自他们的优越感。

正是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优越感，与夷不乱华、裔不谋夏的应对决策双向互动，古代中国人对其他民族与异域文明有一种自发而严重的排他性。

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所有其他的民族与国家，都要向这种文明进化。

旁观者清，明末来华的利玛窦，为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优越感支配下的中国人勾画了逼真的肖像：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

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对外国人怀有极深的成见，甚至不屑于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中国中心论与文化排他主义是一物之两面，而文化排他主义势必造成对外部世界在认识上的排斥或拒绝。

这就造成古代中国对与其往来的国家，往往茫然无知。

日本与朝鲜、越南等东亚文明圈内诸国对中国的了解，从一开始就比中国对它们的了解远远深入真切得多。

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从马可·波罗起，也越来越详尽准确。

周边的世界已经或正在逐步了解中国与走近中国，但古代中国却始终自以为天下的中心，倚恃着中华文化的优越感，拒绝了解世界与走向世界。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相对停滞性，应对外部世界挑战的思想观念与处事方式一旦形成，就有一种思维的定势与行动的惰性。

乾隆末年，这种自大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乾隆帝居然还把马戛尔尼来华，视为英王倾心向化。

其时欧美正是群雄并起、列国折冲的时代，中国不仅毫无国际意识，还把这些崛起的大国视为理藩的四夷。

而当时的世界，已经走出了中国文明在古代东亚唯我独尊的时代。

近代崛起的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一样，都自认为代表着世界文明的方向。

两种文明在进入十九世纪后因相遇而撞击。

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随之而来的城下之盟，中国中心论的根基开始垮塌，同时引发了中国人一连串失常的反应。

这种反应，主要就是民族主义的高涨。

吕思勉在前引文中指出：近百年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其第一步还是沿袭着旧途径的，那便是盲目的排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