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思维的墙：逃出情绪牢笼

拆掉思维的墙：逃出情绪牢笼
拆掉思维的墙：逃出情绪牢笼
心理导读：罗素说，我是不会为信仰而死的，因为万一我错了怎么办？情绪大脑是大脑中牢笼最多的地方，如何出逃？
文章较长，但非常值得一读，强烈建议通读后再细读
情绪是人类最强大的能力之一，我们有丰富而微妙的情感世界，我们大脑中有众多涉及到情感的模块，如杏仁核、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等等，我们强大的情绪脑使我们能够在一瞬间对事物贴上“喜欢”、“没感觉”或“厌恶”的标签（从而迅速作出“趋向”、“无所谓”还是“回避”的选择）（《The Happiness Hypothesis》，《The Mindfulness Solution》），
能够对复杂的道德情境作出众口一词的判断（《The Moral Animal》），能够体会蕴含着无限微妙情愫、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隐喻（《I Is an Other》）。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情感世界也是我们大脑中牢笼最多的地方。

要理解这一点，需明白情绪大脑的几个基本属性：高优先级、黑盒、迅速但粗糙。

【情绪大脑——高优先级】
大脑中的情绪模块属于进化年代较为古老的部分（《Synaptic Self》），其掌管的事情往往是关乎生存繁衍利益，所以权力至高无上，例如你走在河边，忽然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东西横在路边，还没等你的理性大脑反应过来你就一跳三丈高了，这个让你一跳三丈高的信号便源于我们情绪大脑的一个重要模块——杏仁核（Amygdala）（会让你误以为是蛇）
【情绪大脑——迅速但粗糙】
我们的视觉信号进入大脑之后兵分两路，其中一路（high road）通往我们大脑的“高级”区域做详细但较慢的计算，另一路（low road）则到达我们的杏仁核，进行迅速但粗糙的计算，我们的立即行为受到low r oad的支配（被杏仁核绑架了），因为该路的计算速度较快（但很遗憾“快”跟“准”是一对矛盾），如果疑似遇到对我们可能有威胁的场景，我们立即就会进入所谓的“战斗或逃跑”（fight-or-flight）状态。

由此可见，情绪大脑并不那么“聪明”，它要的是“快”（因为所涉及的决策往往生死攸关），而未必是“准”，就像我们设计计算机算法一样，为了“快”，有时候必须以牺牲“准”为代价。

此外，当牺牲“准”的时候，情绪大脑也不是胡乱牺牲，而是会有特定的倾向性，它会倾向于宁可错在保守的一边，即宁可把绳子错当成蛇，也不可把蛇错当成绳子，因为把绳子错当蛇只不过是吓一跳而已，没什么代价，而把蛇错当成绳子可能就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错。

大脑中的这种固定的、有章可循的倾向性就是所谓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Predictably Irrational》）
情绪大脑——黑盒模块
此外，我们的情绪大脑还是一个黑盒模块，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感受到其输出（情绪体验），而对于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绪，却一无所知。

有些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对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情感是什么（例如人们常说的“总是在失去以后才知道珍惜”）（《Strang ers to Ourselves》）。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很了解自己，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大脑非常善于为自己的情绪或行为寻找看上去合乎情理的解释。

有这样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实验，由心理学家Donald G. Dutton 和Ar thur P. Aron 在1974年设计，实验名叫“悬索桥上的爱”（《Sway》）（<我们对爱情的冲动，从Capilano悬桥开始> ）。

实验者招聘了一些被试，表面上称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优美的风景对人的创造力的影响，实验的场所在一处风景名胜，被试需要穿过一座悬索桥，如图：
一位漂亮的女助手会拦住被试，请求填写问卷。

对于其中一部分被试，女助手在他们已经穿过了悬索桥之后拦住他们，而对于另一些被试，则在悬索桥中间拦住他们。

在问卷填写完毕之后，女助手会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并对对方说“如果你有兴趣，欢迎打电话给我，我很愿意进一步解释实验的细节”。

然而，这个实验的真实意图却是想要知道到底是哪组被试中有更多的人对女助手动心，实验人员事后会统计哪组被试当中有更多的人会打电话约女助手出去。

这个实验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其结果很令人掉下巴：两组被试唯一的区别便是在桥上还是桥头被拦下来，这个无关紧要的区别跟女助手的吸引力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包括后续的类似实验也证实了确有关系：在桥上被拦下来的被试当中有更多的人打电话约女助手。

为什么？
心理学家认为，当被试处在悬索桥上的时候，情绪处于高唤起状态，心跳加速，手心湿润，这跟异性吸引所致的唤起状态很相似，人们的下意识会将这种唤起状态部分错误归因为女助手的吸引力。

而实验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被试自己并不认为是这种错误归因让他们觉得女助手更加具有吸引力，而是真诚地认为女助手就是更有吸引力。

类似的，我们都知道，热恋中的情侣，父母越是干涉，往往会反而导致他们情感越发热烈。

但这儿的关键在于，他们不会觉得这是家长干涉的
“功劳”，而是真心觉得情感越发强烈。

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体现了一个一般性原则：由于我们的大脑每秒接受的信息里面只有少得可怜的一部分到达意识层面，绝大多数都在下意识层面处理掉了。

因此我们无法直接洞察大脑中发生了什么，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之所以感觉“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那样做，是由于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推理“为什么我会那么做”，对于了解自己的人来说，这种推理往往正确，但如果不够了解自己，那么就有可能错误地推断了自己行为的动因。

心理学对我们行为的动机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前者例如：金钱、物质、惩罚，等等。

后者例如：好奇心、成就感、价值观等等。

一个重要的观察是：当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的动机归因于外部动机，因为外部动机更为看得见摸得着，而内部动机则较为隐蔽（文艺一点的说法就是内心的小声音太容易被外界的喧哗所遮蔽）。

心理类和育儿类的书籍中经常可见引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此处的版本稍加演绎，原版记不大清了）：
一位老人住在一个小木屋中，经常有小孩来他的木屋旁边玩闹，喜欢安静的老人不胜其扰，老人知道赶他们走也没有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有一天，老人把孩子们叫过来，给了他们每人五毛钱，说“我很喜欢你们，请以后你们每天都过来玩，每次都会给你们每人五毛钱”。

孩子们听了之后当然很开心，居然还有这等好事，还有人愿意花钱让他们玩，于是他们每天过去玩。

如此过了一阵之后，老人又把他们叫过来，说“最近我没什么钱了，只能给你们每人两毛钱”，孩子们听了之后虽然有些不快，但总比没钱好吧，所以还是过来玩，但劲头已经大不如前了。

如此又过了一阵，老人说“虽然我很想你们过来玩，但我真的没钱了，以后不能再给你们钱了”。

孩子们听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心想“没钱还指望我们来玩吗？”，于是都散了。

育儿类的书籍用这个故事来告诫父母，毁掉孩子对事情本身的兴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物质奖励。

当物质奖励和兴趣同时存在的时候，由于前者更为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我们的大脑对于物质激励更为敏感，所以更
容易推测自己的行为的动机为物质激励，而一旦大脑将这两者挂上了因果关系就坏事了，因为一旦以后“因” （物质激励）被撤掉，“果”（好好学习）也就消失了。

（当然，如果孩子本身就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么使用物质激励来作为初始动因也无不可。

由于本就没有内部动机，所以外部激励不会让事情更糟，《Redirect：The Surprising New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Change》第四章对此有非常详细的分析）
反过来说，当外部动机看上去不足以解释行为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错误）地把动机归结为“我想这么做”。

社会心理学有一个有名的说服技巧叫“登门槛效应”（ <登门槛效应：得寸进尺提高说服力> ）（《Yes!: 50 Scientifically Proven Ways to Be Persuasive》），其原理也与此类似。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它们统称Overshadowing Effect（遮蔽效应）——
（批注，所以，一个人要有找出真相的能力以及原始动力才有真正的洞察力）
当行为存在多个可能的解释的时候，更“吸引眼球”的解释往往会占上风，不管其是否真正的解释。

换句话说，“吸引眼球”的外部动因会“遮蔽”内心的微弱的小声音。

面对选择也是如此，我们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呢？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口味的双盲实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人们
相信他们选择可口可乐而不是百事可乐是因为前者味道更好。

然而一旦把标签撕掉，人们往往惊讶地发现自己选择的却是百事可乐。

实际上，标价、品牌、甚至放在货架上靠左还是靠右的位置、菜单上的字体是否美观，这些都在下意识层面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往往错误地将自己的选择或体验归因于商品本身的质量或者味道（《Subliminal》）。

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决策是理性的，是基于正确的信息的，这种Wishful Thinking使得我们推测自己之所以选择一种商品肯定是基于其质量（“否则自己就太傻了”，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很傻），这种自我认知的需要掩盖了真正的动因。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这个实验有各种变种，也许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版本）：
实验者雇了两组人，给他们一些艺术海报让他们选择，其中一组人让他们在选择之前先详细罗列自己认为每一张海报好在哪里或不好在哪里（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著名的列表决策法一样），另一组人则不这么做，而是直接遵循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在实验结束之后若干天，实验者回访了这些人，发现第二批人（直接选择的）很明显比第一批人（先罗列原因的）更中意他们当初的选择。

这个实验的原理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的情绪大脑是个黑盒，它选择喜好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而我们所意识到的只是结论（“一眼眼上去
就喜欢，也说不清为什么”），但是第一组被试却试图去推测这个黑盒内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而推测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却相信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理性）的，于是他们基于这些推测出来的（往往不正确）的逻辑进行决策，之后发现自己的情绪大脑却并不买账，因为理性大脑的猜猜看猜错了。

这里，后者的“理性”分析遮蔽（Overshadow）了情绪大脑真正的动机。

Overshadowing Effect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现象，不仅体现在心理动机方面。

例如早在1950年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对视觉记忆进行语言描述不仅不会帮助深化记忆，反而还会损害记忆。

Schooler 和Engstler -Schooler 两位心理学家在1990年做了一个很经典的实验（《The In visible Gorilla》），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这样的：“语言对视觉记忆的遮蔽效应：有些事情不可说，一说便破”。

其中“不可说，一说便破”是我意译的，原文是“Some Things Are Better Left Unsaid”，这个实验模拟的是当时目击证人指认犯罪嫌疑人的过程：
两组被试首先观看30秒银行被抢现场录像，其中犯罪嫌疑人露了一下脸。

之后，其中一组被试被要求花五分钟“尽可能详细”地描绘他所看到的犯罪分子的脸，另一组被试在这五分钟内则什么都不做。

接着，两组被试都被要求从一组嫌疑人当中进行指认。

猜怎么着？什么都不做的一组被试指认的准确率为64%，而另一组被试，也就是那组被要求尽量详细地描绘录像中看到的嫌疑人的脸的被试，他们的准确率竟反而只有可怜的38%。

正如前面提到的选艺术海报的实验一样，当我们被要求对自己无法获知其内部状态的大脑黑盒模块（不管是情绪模块还是视觉记忆模块）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的分析只是推测，或者只是在用有限描述能力的语言去试图逼近无限微妙的视觉记忆，而我们又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推测或分析，并进而仅依据他们来做判断决策（而将真正拥有信息的大脑模块抛弃在一旁），于是遮蔽效应就发生了。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的最深层动机来源于情绪大脑，情绪大脑指引着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行为，而既然如上面所说，情绪大脑“并不总是对的”，但又是一个黑盒，无法窥其内部，所以出错了也很难“调试”和“纠错”，那么——
当情绪大脑出错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二战之后，由于战争的创伤，很多儿童无家可归，无人照料，这些孩子在成年之后，在人际关系相处交往方面出现了诸多的困难，联合国遂派心理医生、心理分析学家John Bowlby去做调研。

Bowlby后来便由此提出了著名的Attachment Theory（依恋理论）。

虽然心理分析学派后
来饱受批判，但Bowlby的依恋理论本身却是一个很成功的经典理论，并且在后来被拓展到两性关系当中。

最简单的来说，依恋理论认为：一个人成年之后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模式与其儿童时期与主要照顾者（通常是父母）的相处模式有很大的因果关联。

与心理分析学派试图把任何成年的行为模式都往童年归根溯源不同（这属于拿着锤子找钉子），依恋理论基于一个很“现实”的假设：对刚出生不久的幼儿来说，有两个关键的需求：
1. 生存需求。

2. 探索环境的需求。

前者要求父母在视线之内，后者则往往意味着离开父母。

Bowlby认为，漫长的进化中的自然选择使得我们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动机调节/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的第一要义是满足安全感（生存）需求，在此前提之下，去努力探索环境。

就像我家宝宝总喜欢玩楼下某户人家门口蹲着的一只惟妙惟肖的石膏狗，但是很显然她觉得那是只真动物，所以有点害怕，所以她的折衷方案就是拉着我的手要我跟她一块过去，然后她就放心地调戏人家的门神了: )
Bowlby用负反馈系统来打比方，例如空调中的自动控温系统，当室内温度达到某个阈值之下的时候就自动启动空调，到达阈值之后便关闭，从而使室温稳定在一个温度。

我们大脑中的安全感控制系统也是如此，当安全感降到某个阈值之下的时候，便开启大家都熟悉的一种叫“焦虑”的情绪，驱使宝宝去寻找他/她的照料者，而找到了之后，焦虑便逐渐降低。

当第一需求——安全感——得到满足之后，便启动第二个需求——探索，而探索的过程中一旦感知到不安全因素的存在（例如父母离开、环境陌生，等等），则探索行为会立即停止，安全感的调节器再次打开。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在两个需求之间去的平衡的动态控制系统。

但以上只是理想情况，基于父母的不同行为，孩子的行为也会有显著的不同，以下是依恋理论当中的三个比较主要和典型的类型：
1、安全依恋型，即安全感较强，相信妈妈总会在身边，所以探索行为较多，即便因妈妈离开而焦虑哭泣，一旦妈妈回到身边也会很快回复到探索状态。

这个被认为是理想的依恋模型，形成这种依恋模型的前提是父母总能够在宝宝需要的时候满足其安全感需求。

2、逃避型，这种类型的孩子不管对父母还是对陌生人都表现漠然，也不会去探索环境，比较孤僻。

依恋理论认为这种行为的成因是父母总是不能给与足够的安全感，例如没有耐心，对孩子的需求不敏感，拒绝身体接触，以及其他负面反馈，久而久之孩子会形成“我也并不需要你”的心理，因为没有人能够长期生活在期望得不到满足的焦虑中，要么改变现实使希望成真，要么改变期望以适应现实，在这种类型的依恋关系中，由于父母无法满足孩子对于亲密关系的期望的现实，所以孩子只能降低心理期望。

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控制系统把安全感放在首位，安全感得不到满足就不能去探索环境，所以这类孩子可能会陷在这个阶段很久。

其实，心理学家通过检测心跳、压力荷尔蒙水平发现这类孩子并非真的通过调节期望从而完全没有焦虑，其实在平静的表面下，他们仍然期望得到父母的关爱（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人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以后慢慢再说）。

3、矛盾型，表现出对于亲密感的过分渴求，不能很快得到安全感满足并探索环境。

分离焦虑很高，而当父母真正返回的时候又表现出愤怒和反抗以惩罚父母。

这种类型的形成往往由于父母不能一致性地给予关爱，时而关心时而冷淡，往往当孩子表现得强烈需要关爱的时候才会去关爱。

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后果就是孩子总是焦虑着想去争取多一些关爱，并且希望通过惩罚去减少父母“不打招呼就闪人”的几率。

在儿童时期形成的依恋模型很可能会成为成年之后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的参照系，当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很可能会沿用当年在亲密关系中形成的一些下意识的假设（“我知道在你需要的时候你总是会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会离开我消失了”，“我不需要你”），例如逃避型的孩子可能较难建立真正互相信任的亲密感，而矛盾型的则可能会表现出对亲密关系丧失的高度焦虑、总是寻求蛛丝马迹要确信对方是爱自己的。

我们的大脑最具有可塑性的年龄就是在童年（当然，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大脑都是具有可塑性，并且观念都是可能发生根本转变的，这里只是相对而言），而对于世界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亲密关系）所形成的心智模式更是在最初与人（父母）相处的过程中就萌芽了，可以说，早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是我们成年后理解外部世界的样板，我们通过这些经历建立心智模式，并通过心智模式的滤镜审视未知的世界（尽管世界可能早已经跟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实际上，所谓的心智模型就是我们的过往经历所形成的一些泛化的模型，以内隐记忆的形式存在，这些内隐记忆一般不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情绪的形式，我们往往会感觉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情绪压力，驱使着我们去做（或不去做）某件事情。

例如《Parenting from the inside
out》中的一个故事：一位父亲由于早年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一段压力极大的儿科护士的经历所形成的心智模式，使得后来他自己成为父亲的时候，一旦宝宝哭，就发现自己情绪仿佛陷入了一个黑洞，无法提供宝宝需要的安慰。

心智模式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心智模式，我们就没有了理解世界的参照系，但难以改变的错误心智模式会成为我们的心智牢笼，有些心智模式干脆就是心智黑洞，什么都无法从中逃逸。

世界上最难以改变的心智模式有两种：
1、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我就是没有数学天分”。

既然自认没有数学天分，那么就不会去花时间钻研数学，自然不会在数学上有所提高，那么结果也就反过来证实了最初的预期，即“我就是没有数学天分”。

自我实现的预言是一种非常广泛存在的心智模式，在育儿理论上，有一个大忌就是给孩子这样的观念：智力是天生的。

或者通过种种言语让孩子形成这样的观念，例如总是夸孩子聪明，而不是夸他/她努力（《Nurtu reShock》）。

因为一旦形成智力天生的观念，孩子就会避开高难度的事情，因为做的不好就会对自尊形成打击（“看来我还是不够聪明”），而不去尝试的话还可以骗骗自己（“我只是不想做罢了”）。

而不尝试也就不会有提高，从而在那些他认为自己不够聪明的地方永远也不能“聪明”起来。

2、无法证伪的命题：例如假定别人总是怀着恶意的，恶意这种东西，永远无法证伪，不管别人行为多么看上去没有恶意，你都可以从恶意的角度给出解释，即便没法从恶意的角度进行解释，最不济也可以说别人心里就是怀的就是恶意，只不过行为受到种种其他限制而已。

这类心智模式就像卡尔·萨根的龙一样，你永远都无法证伪，就像阴谋论永远都有其立足之地一样，除非人类能够直接观察思维。

这种心智模式的特点是，无论现实给出的证据如何强，都没法对其构成根本威胁，只要不能百分之百证伪，他就可以选择相信那个他愿意相信的假设。

最后，即便不属于上面两类的心智模式，仍然还是难以改变，因为一旦成为了心智模式，便跟情绪挂上了钩，一旦跟情绪挂上了钩，便难以逃脱证实偏差的影响，作为情绪大脑的“律师”的理性大脑会忠实地履行律师的义务，为它寻找单方面的证据和解释。

（《逃出你的肖申克（四）：理智与情感》）
某种程度上说，生活就像是一系列不断进行的微实验，我们根据所遭遇的现实形成一些假设（观念），然后根据这些假设行事，而我们的行为进而又会触发周遭的反馈，我们于是根据这些反馈再调整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一个不断假设检验的过程。

遗憾的是，在这个实验面前，有的人是不合格的科学家，因为在实验里面，首先必须提出可证伪的假设（上文的第二点），其次，必须收集两方面的证据（上文第一点），像“我没有数学天分”这种假设，具有这种观念的人根本就不会去收集反面证据，既然没有反面证据，又怎么谈得上推翻呢？这就像一个科学家，盲
目地声称一个假设，然后根本连实验都不屑于做就发表了一样。

你可能会觉得，拿生活跟科学实验比，具有可比性吗？有。

实际上，每个宝宝都是天生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 in the Crib》），从开始探索环境起就不断地对世界进行着假设检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比你想象得更像科学家，对世界进行着各种猜测与检验，或者说，对于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科学家，只不过有的人比较民科罢了。

还有一种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情绪陷阱，就是对于负面情绪的下意识回避
据传释迦牟尼曾对众生讲过这样一个寓言，其大意如下：
当一个人被一支箭射中的时候，他其实被两支箭射中，第一支箭就是那支物理意义上的箭，这支箭带来皮肉痛感。

而第二支箭则是心理意义上的，其源于你想要回避痛苦的期望，跟无法回避的痛苦之现实之间无奈落差带来的“二阶”痛苦（“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射中了呢？真郁闷啊！”）。

而这个二阶痛苦才是真正狠的那支箭。

其实不仅仅是第二支箭，现实中往往伴随着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一个负面的事件引发情绪系统的雪崩，例如没有赶上deadline，导致担心被老板责怪，导致担心丢掉工作，导致担心还不上房贷，再一念想及那些看上去仕途顺利的当年同学，更是各种情绪纷至沓来。

然后由最后两支，也是最狠的两支箭来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