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胡适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政治法律著作，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所写的一系列政论体现出来的。
他对政治的影响离不开他创办或者为骨干成员的报刊杂志。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首先分析胡适在不同时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核心内容及其所体现的胡适的政治理念，其次纵观胡适一生阐述他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论点。
（一）“好政府主义”胡适在回国初期曾宣称他“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因为他觉得应该从教育入手，从思想文艺上为中国“造新因”。
他回国时期对国内思想界很失望。
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他说中国的出版界在他出国的七年简直没有两三本可以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没有，就连消遣的书也很难找到，中国人“时间不值钱”，中国的教育处处是弊病。
因此，他决定潜心研究学术，提高国民的判断力，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知识水平。
但是我们切不可将它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理解为他对政治的冷漠。
其实他一直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并曾在康乃尔大学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他的理解也许是，先提高国民的素质，当然包括政治素质，到了国民素质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们自然要参与政治也有能力参与政治活动了。
这种思想与他在美国所学习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的关系。
实用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这也是他后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辩论的理论基点。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充斥着各种思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都有其代言人，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论战。
这样的大环境使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无法像他所想的那样潜心学术研究。
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得大名”。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一次交锋。
驳“陈独秀嫖娼改写中国历史”说
驳‚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之说知识界长期热衷于谈论‚陈独秀因嫖娼被北大开除改写历史‛1919年初，北京报纸刊登消息，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时与人争风吃醋，以至于‚抓伤某妓下部‛。
这就是所谓的陈独秀嫖娼事件。
当时名流出入妓馆，乃合法行为；陈独秀本人在这方面也相当开放，甚至公开撰有奇文《乳赋》。
说陈曾逗留八大胡同，大约不虚；但具体到是否存在争风吃醋以至‚抓伤某妓下部‛的情节，迄今并无史料可以证实。
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对该事件进行过诸多解读，可谓热此不疲。
其中一个代表性观点认为，汤尔和力主北大开除陈独秀，导致其日趋左倾，终于南下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者。
比如有学者撰文称，‚汤尔和一念之差引发中国历史大转折，而陈独秀的私生活、个人爱好，成为历史转变的最初动因。
‛汤尔和参与的那次会议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
有学者说，‚1919年3月26日夜，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汤尔和‘力言其私德太坏’，但‘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
最后结果，还是汤尔和等人的意见占上风，蔡元培忍痛割爱。
‛有学者甚至直接以《改写历史的1919年3月26日之夜》为题，说‚如果陈独秀那一年没有离开北大，他会不会在一年后急遽左倾是个未知数。
如果陈独秀不带头组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命运一样也是一个未知数。
‛‚1919年3月26日夜，一切都已注定，陈独秀不可能再留在北大，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已无法幸免。
‛但事实是：陈独秀并没有因为嫖娼而被北大开除持‚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说者，大多没有心思考据事件的具体细节。
事实上，陈并非因为嫖娼被北大开除。
在蔡元培的维护下，陈仅仅体面地卸掉了文科学长职务。
陈最后离开北大，当局的逮捕迫害，及蔡元培从北大出走，才是真正的主因。
蔡元培仅仅免去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并没有将他从北大开除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马叙伦、沈伊默等在汤尔和家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被知识界视为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形象
纪念五$运动100周年“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形象!林建刚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胡适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本文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着重指出两点：第一，胡适与李大钊的这场争论，乃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意见分歧,这场论争并没有损害两人的友谊。
第二，在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以陈独秀、钱玄同、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其实也是胡适的，，就是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年学生，在这一问题上，也是胡适的。
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与李大钊的这一论争，并未损害胡适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五四”问题主义胡适形象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过一次论争。
这次论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形象。
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场论争被认作“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①不仅如此，胡适认为这也是他被中共批判的导火索。
在口述自传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
②实际上,现在学界大都已经认定，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属于朋}”。
这场论争,不，旧是好朋。
当胡适起草《争自由的宣言界，李钊也是一者。
不过，如一下“问题与主义”争}主义”的度,一定程度上当中的胡适,当胡适一“五四”思想领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态度1919年720日，《论31胡适的《问题，主义起了很的讨论。
此后，李大钊也了争论，“五”，在“问题与主义”上出现了其实，早在1919年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同仁就“主义”问题就产生了分歧。
1月27日，钱玄同*重庆文理学院校级人才引进项目“胡适人际交往研究”（项目编号：R2016WC18）的阶段性成果。
①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
6.陈独秀与胡适(定稿)
第一节 胡适与陈独秀的友谊
胡适致陈独秀的信： 我们两个老朋友， 胡适致陈独秀的信：“我们两个老朋友， 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 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 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 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 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 ……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 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 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 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 要成仇敌了。 要成仇敌了。”
1925年 胡适出席段祺瑞政府“ 2. 1925年2月，胡适出席段祺瑞政府“善 后会议”的开幕式。 后会议”的开幕式。 董秋芳： 董秋芳：“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 们底分赃的行径， 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 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 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 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 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庇护 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 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自乡村遗老 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 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 生！……”
3.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第三次被捕。原 1922年 陈独秀第三次被捕。 因是“收了俄罗斯的巨款” 逮捕者： 因是“收了俄罗斯的巨款”。 逮捕者：法 租界当局。 租界当局。 胡适日记： 1922年 胡适日记：“1922年8月12日，前晚始知独 12日 秀在上海被法捕房拘捕。守常（即李大钊） 秀在上海被法捕房拘捕。守常（即李大钊） 有电去问，至今还不知详情。 有电去问，至今还不知详情。” 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 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
3.1926年7月，胡适取道苏俄，赴英参加 3.1926年 胡适取道苏俄，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 思想发生转变。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思想发生转变。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邵建, 《炎黄春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1925年10月10 日，“五卅”过去几个月了，胡适从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旋又南下上海。
三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日记中记道：“晚八时，仲翁来，……听见适之兄到了，非常高兴欢喜，坐谈了很久，约定明天午后四时和适之兄会谈。
”第二天下午四点，胡适到了，陈独秀晚了一小时才来。
两位老朋友见了面自然欣喜，但，汪原放日记记得清楚：“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
”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解和意见呢？还是前些年的“问题与主义”。
“仲翁当然重‘主义’，适兄仍旧重‘问题’”，汪本人呢？“我不响，但赞成仲翁。
”注1在汪氏的回忆中，到了1925年的11月，胡适和陈独秀的意见更见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来了，和适之兄大谈。
我和大哥也在听。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
”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有几分气恼。
后来说：“我再来。
”也去了。
（引同上）这个场面的胡适很传神，也不多见。
胡适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温和理性且矜持，至少陈胡冲突中的胡适不是这样。
倒是易于激怒的陈独秀令人意外，他没有发作，只是生闷气。
对比他年小且又是亲自介绍进北大的胡适，陈独秀看来比较容忍。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笔者注：指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大叔的袖子，连连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
（引同上）这是一个让胡适颇为激动的词：帝国主义。
在这个词面前，胡适好像冷静不下来。
不过，如果从以上引文仅涉及的四个人来看，在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上，比例是3:1，胡适是孤立的。
这个孤立，可视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胡适与陈独秀文学史观差异
浅谈胡适与陈独秀文学史观差异陈独秀、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两颗灿烂的巨星。
论政治理念，陈独秀与鲁迅比较接近，都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他反对胡适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胡适却写下《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
为何同为接受新思潮影响的两人在对待文学的观念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下面我们就慢慢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
中国政府代表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遭到无理拒绝。
“巴黎和会”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一石惊起千层浪，“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同时也催生了文学革命，文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来挽救中国。
其中，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尤为代表。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干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人。
他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他的“三大主义”中所要建设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即脱胎于欧洲19世纪的写实主义文学。
胡适
政治倾向上的错误很明显：1面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胡适长期主张不抵抗主义“世界主义者”，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应树立所谓“万国之上尤有人类在”的“世界的国家主义”。
又倾心与不抵抗主义，将西方的这种理论同我国先秦道家的“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想比附。
1915年1月，日本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在交涉过程中，胡适始终是“和平主义者”。
杨向奎先生回忆说：“他当然受到同学们的批判，但他并不会改，仍然坚持己见”。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为此派来调查团，提出把东三省提交国际共管，国民党表示可以接受，而胡适也表示欢迎。
次年在《独立评论》第5期上发表《论对日外交》一文，再次反映了他一贯主张的“和平主义”和不抵抗。
“当国家处在存亡的关头，他仍然主张不抵抗，不用兵，好像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
但当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他却一反平日和平主义的理论，破口大骂，在给张学良的电文中骂他是罪人，并宣布拥护政府下的讨伐令。
这些举动说明什么，说明他是封建官僚的后裔，始终站在两翼中的右半边。
1937年抗日战争打起来，不是蒋介石要打，是日本不许他再谈…和‟，于是胡先生也说…和比战难‟！。
2他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道路，主张渐进改良胡适与陈独秀等共同编辑《新青年》，他主张在《新青年》上不谈政治，只谈文化，这是针对李大钊提倡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于是引起李大钊的反驳，而胡适则坚持己见，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蕴涵了是拥护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是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样的本质问题。
在北洋军阀时期，胡适曾与蔡元培等人开会讨论，提出“好人政府”即宪政政府，要求南北议和，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作为公开宣言。
“这篇宣言，可能是中外古今政治宣言中最没有分量的一份，当时的封建军阀看也不看，理也不理，这种向恶势力斗争的方法，等于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了当时国民党元老张难先曾经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之，批评他们的政治主张，张说，…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
初探陈独秀“主义”的铺开与胡适“问题”的被弃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初探陈独秀“主义”的铺开与胡适“问题”的被弃肖钰周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基地班[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28-02二十世纪初，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一系列改良乃至革命在中国的失败，从而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界的革命。
他们反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引进外国人文主义精华，试图改造国民之精神进而转国家之穷困于富强。
为此，知识分子们由于成长环境、留学经历相异而各自持有不同的主张。
其中，陈独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与胡适崇尚的实验主义思想较为突出。
从过程看，二人私交甚繁，甚至有针锋相对的论辩；从结果看，中国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在其上走远。
本文试着从个人、学说和外力的角度回看那段历史、探求其中缘故，希望对于我们更好地在先辈道路上前进有所帮助。
一、思想形成整理胡适的求学道路可知，青年胡适在上海新式学堂就读六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维新书刊和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新书籍，初步形成了民主主义思想，树立了改良主义信仰。
赴美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改学批评实验主义的康奈尔哲学，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系统地接受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教育，由此启发对中国革命的思考。
胡适曾说过，他的导师杜威先生——实验主义集大成者，是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人之一：“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术理想都看作待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1]陈独秀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
1919年，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说：“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
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
当时的人们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此文刊登后，胡适吃惊说其日益左倾了。
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关系 陈独秀后代生活怎么样
[键入文字]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关系陈独秀后代生活怎么样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位都是二十世纪对于中国社会多个学界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化巨星，璀璨非凡。
从政治理念上看，陈、鲁两人比较接近，立场都相对激进，接受了共产主义观念较多，两人都不认同胡适的自由主义，反对其温和的渐进改良路线。
但是从友情交往方面来看，陈、胡二人是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虽然一度因为政治立场产生了强烈的分歧，但是两人之间的友谊从未间断，陈独秀对胡适保存着百分百的信任，生后的遗稿也是托付给胡适为其作序、出版。
但鲁迅便大不相同了，自从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鲁迅便对其产生仇视，后来逐渐形同陌路，不再交集。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人最早的时候是在五四时期开始交往的，但是在性格方面，鲁迅并不怎么喜欢这二人，略生多疑。
陈独秀性格嚣张，胡适平和，但这两位老友私底下相处时却显得相反，反倒是胡适常常主动批评、产生争吵，有时候辩论到激烈的白热化阶段，向来温厚的胡适竟会一了百了地拂袖离开，或许是陈独秀对于胡适的感情中略带有一些父母兄长般的疼惜。
鲁迅早年间与陈独秀交情不算浅，鲁迅则是立场极其鲜明的一个人，极讲原则，因此在陈独秀被踢出党籍后便与之不再来往，但他也曾在文章中念起独秀，但此后再无瓜葛。
然而也正是这样分明的性格立场为他赢得了中共领袖们的普遍赞誉。
陈独秀后代生活怎么样陈独秀有四个老婆，虽然一个潘兰珍没有为陈独秀生下子女，但是其他三个都为陈独秀生下了很多后代，而他的后代又生了后代，所以陈独秀的后人有很多。
陈独秀的后代中包括他的5 个儿子和3 个女儿，虽然陈光美到死前都不承认是陈独秀的儿子。
陈独秀后代陈红，也是陈独秀孙女，幼子陈鹤年之女。
陈红在形容他们这后人的生活时，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一言难尽的悲怆。
陈红，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学的教授，她在说话间，举止温文尔雅，透露着知识女性的内涵。
1。
不羁性格让陈独秀终被政治抛弃
不羁性格让陈独秀终被政治抛弃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经世致用，宏济天下之传统志向，在那个新旧裂变、内忧外患、悲情乱世的年代，政治就象一波波涌动的春潮，让他们那颗忧患当下，思索未来的心骚动着，沸腾着，或涌入春潮一试身手，或踏水潮边一过其瘾。
陈独秀是最有个性的书生，却偏偏走上了政治之路。
自小，他就倔强而叛逆，被祖父痛打从不喊一声痛，祖父曾感慨：“这孩子将来不成龙，就成蛇。
”后来，陈独秀留学日本，却不喜欢日本式的改良，独爱法国催枯拉朽式的革命。
五四前后，陈独秀一谈到革命，就神采飞扬，他在《文学革命论》写道：“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
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这样的思想，注定他会身陷政治。
一件看似巧然却是历史必然的事情发生了，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曾因在八大胡同为争风打架，震动了京城和学界，嫖娼事件后不久，他黯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
在桃花盛开、春潮涌动的黄浦江畔，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紧紧握手，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政治需要的是圆润和油滑，陈独秀桀骜不驯的个性、火山爆发般的臭脾气，就象满身的刺，动不动就把人轧得满身伤痕。
除了维经斯基，他和马林、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都吵得面红耳赤，互相不融。
陈独秀当上总书记后，谁也约束不了他，据张国焘回忆，我们经常找不到总书记。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陈独秀在总书记之位失踪过一个月，惊动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
1926年1月下旬某天，陈独秀突然失踪，中央一片恐慌，遍寻无果，发启事找人。
陈独秀看到报上的“寻人启事”，才从扬州发回电报，说“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
他人上哪儿去了？原来，他在扬州跟闪恋闪婚的女医生施之英“度蜜月”呢。
对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是一匹“回头之草不啮”的“不羁之马”；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
这样的个性和作派注定陈独秀无法成为党魁，最后，他被开除出共产党。
离开后，陈独秀却未改年轻狂态，至死犹抱革命情怀，他一生几陷绝境，险遭暗算，从不惊恐，让人生敬，让人肃然，让人景仰。
陈延年的牺牲,胡适被冤枉了吗
H E越年的牺牲，朗适被眺7N?最近，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再次走进国人心里，特别是兄弟二 人去法国勤工俭学时，镜头一下切换成牺牲的 场景，凡是观看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以致今年 清明节上海二人的墓，祭奠的人络绎不绝，墓 前摆满鲜花。
由此陈延年牺牲的过程又成了 人们热议的话题。
陈延年被捕后，给汪孟邹去 信，请他营救，汪孟邹去找胡适，胡适去找吴 稚晖，吴稚晖随即致信杨虎，将没有暴露身份 的陈延年出卖，导致陈延年被残忍杀害。
人们 在痛骂吴稚晖的同时，对胡适的行为也议论纷 纷。
有的人甚至把新时期以前批胡适时的言论 又拉了出来，说胡适也可能是"出卖”。
唐宝林先生在 <陈独秀传〉中也持此过程说，但认为 胡适是好心帮了倒忙，在吴稚晖信之前，一同 被捕的韩步先已经将陈延年指认。
本人曾写过 一篇长文《胡适该为陈独秀之子陈延年牺牲负 责吗〉（（纵横> 2000年第二期刊发，（新华文 摘》曾摘），也是立足此说法去分析，并认为此 事对胡适打击很大，导致胡适从此开始了一段 从人权角度对国民党进行激烈批判的时期。
但 面对当下的议论，我们又重新彻底挖掘此段史 料，发现事情根本不是如此。
胡适与此事毫不 相干。
或者说，是一件硬栽到胡适头上的事。
1927年6月26日下午，因束炳树的叛变，陈 延年等人被捕，国民党第26军即向蒋介石发电♦15參本刊专稿汇报，29日蒋介石回电，29日深夜 或30曰晨陈延年等人牺牲。
叛徒是 陈延年身份暴露且被捕的罪魁，蒋介 石是杀害陈延年等人的罪魁。
一、话题从何而来最早推出汪孟邹、汪原放叔侄找 胡适，胡适找吴稚晖的这个表述的，来自黄逸峰。
在上海市政协1979年3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有黄逸党史博采峰的（陈延年烈士在沪被捕和牺牲经过>_文。
文中说：“陈延年同志自己承认是这一家主人雇的烧饭司务，审问他的敌人看到他的形状和装束，很合他交代的身份，遂信以为真'“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一书店叫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放是安徽人，他们一家与陈独秀家有世交，听到陈延年同志被捕的消息很为着急，并为他担心，积极想办法去营救他，但找不到门路。
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陈独秀研究-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魏旭（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70222）摘要: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
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
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
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关键词:陈独秀;不谈政治；转型时代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24）02-0154-09从甲午战争后到1922年代中期，张灏先生称其为转型时代，这是中国思想文化承先启后的关键时段，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和内容有了突破性巨变，涌现了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和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逐步产生了栖身其中的新的社群媒体①一一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很难有明确一致的定义，总体上是指靠某种专业知识谋生、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在萨义德看来,重要的是“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
②这意味着现代知识分子批评政治却未必以政治为业,后者在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中有“靠政治而生存”和“为政治而生存”两种方式③，如政府官僚和革命领袖等。
不过，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倒是很大程度上以政治为业，如果说他们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那么转型时代呈现的正是知识分子身上学术与政治分离的转型过程。
陈独秀是在转型时代崭露头角的，这个过程在他身上颇具代表性。
从早年大搞革命活动到突然“不谈政治”，再到五四运动后的《谈政治》，他与政治的纠葛一直备受瞩目。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作者：林建刚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21年第11期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
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讓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
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
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
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
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
“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
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
五四学生运动爆发时，胡适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给杜威做翻译。
不过，此后不久，胡适很快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深度参与了五四运动后续的一系列活动。
不特如此，五四学生运动中的学生领导者，傅斯年也好，罗家伦也罢，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与胡适有密切往来。
因此，未曾在北京亲历五四运动的胡适，也深度介入了这场运动，是毫无疑问的。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作者：邵建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第01期一1925年10月10日，“五卅”过去几个月了，胡适从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旋又南下上海。
三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日记中记道：“晚八时，仲翁来，……听见适之兄到了，非常高兴欢喜，坐谈了很久，约定明天午后四时和适之兄会谈。
”第二天下午四点，胡适到了，陈独秀晚了一小时才来。
两位老朋友见了面自然欣喜，但，汪原放日记记得清楚：“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
”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解和意见呢？还是前些年的“问题与主义”。
“仲翁当然重‘主义’，适兄仍旧重‘问题’”，汪本人呢？“我不响，但赞成仲翁。
”注1在汪氏的回忆中，到了1925年的11月，胡适和陈独秀的意见更见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来了，和适之兄大谈。
我和大哥也在听。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
”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有几分气恼。
后来说：“我再来。
”也去了。
（引同上）这个场面的胡适很传神，也不多见。
胡适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温和理性且矜持，至少陈胡冲突中的胡适不是这样。
倒是易于激怒的陈独秀令人意外，他没有发作，只是生闷气。
对比他年小且又是亲自介绍进北大的胡适，陈独秀看来比较容忍。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笔者注：指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大叔的袖子，连连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
（引同上）这是一个让胡适颇为激动的词：帝国主义。
在这个词面前，胡适好像冷静不下来。
不过，如果从以上引文仅涉及的四个人来看，在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上，比例是3:1，胡适是孤立的。
这个孤立，可视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建军大业陈独秀和毛泽东分歧的片段感悟
建军大业陈独秀和毛泽东分歧的片段感悟这是建国三部曲的第二部（按建立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它依然延续着《建党伟业》的大气磅礴、气势恢宏的特点。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外形势极其复杂，各种反动势力夹杂帝国主义势力在苦难的中华大地上竞相角逐。
袁世凯死后，中国大地上军阀林立，狼烟四起，各个军阀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又相继投靠了帝国主义，这样一来，军阀就成为了各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这一时期的中华大地上是军阀混战，相互攻击，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民大众已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挣扎。
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年轻的共产党人曾天真的、轻易的相信了国民党反动派，真心诚意的开始了国共两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合作，共建黄埔军校，想再造共和、救民于水火。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相继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大军阀时，蒋介石独裁的野心逐渐露了出来，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排挤共产党员，并最终演变成“四·—二反革命政变”，而影片一开始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当反动派高高举起屠刀时，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已经被收缴了武器的工人就只能像待宰的羔羊一般，任人宰割。
在经历了惨痛的屠杀之后，共产党人痛定思痛，毛泽东在会上挺身而出，指出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后来还总结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誓要组建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为此，影片着重重现了南昌起义、三河坝战役，为我们真实的还原了人民军队建立初期
的“千难万险，九死一生”，而这句话也是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时和毛泽东说的八个字。
我个人认为，影片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到位的地方，影片让我感动的地方有四处，同时，也有一个地方是我不敢苟同的。
民国法律案件(3篇)
一、案件背景1912年，民国成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
然而，在这一时期，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司法腐败、冤假错案等问题时有发生。
本案即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二、案件经过原告张振国，民国时期某县一名普通农民。
被告陈洪寿，县里一名官员。
1917年，张振国因与陈洪寿发生争执，被陈洪寿诬告通匪，遭到逮捕。
在狱中，张振国备受折磨，身心俱疲。
经过多方努力，张振国终于获得释放。
张振国出狱后，深感冤屈，决心为自己讨回公道。
于是，他向县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陈洪寿诬告陷害。
案件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审理过程中，县法院审理了双方的证词、物证等证据。
经过调查，法院发现陈洪寿诬告张振国的行为确凿无疑。
原来，陈洪寿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故意陷害张振国，企图将罪名栽赃给张振国。
然而，在审理过程中，陈洪寿为了逃脱罪责，竟然诬陷县法院审判长受贿。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县法院陷入尴尬境地。
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县法院决定将审判长受贿案移交省法院审理。
省法院审理后，证实陈洪寿诬告罪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
同时，对县法院审判长受贿案进行审理，发现审判长确实存在受贿行为，但受贿金额不大，且已退还。
鉴于审判长认罪态度良好，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三、案件影响“张振国诉陈洪寿诬告案”在民国时期具有深远影响。
首先，该案揭示了当时司法腐败、冤假错案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其次，该案促进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为后来的司法独立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张振国诉陈洪寿诬告案”是一起典型的民国法律案件，反映了当时我国司法制度的弊端。
尽管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曲折，但最终还是实现了司法公正。
这起案件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法律体系，维护司法公正，为构建法治国家贡献力量。
一、案件背景民国时期，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之中。
这一时期，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从封建传统到现代法治的转型。
陈独秀与胡适2
陈独秀与胡适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的运动，首倡这一运动的陈独秀和胡适因发动新文化运动而相识，在近３０年的交往中，他们有过愉悦和快乐，也有过误解和分歧，但是，他们终不失为一对相知有素的老朋友。
首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和胡适相识，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介绍的。
后来，他们又因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而建立深厚的友谊。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宗明义向世人宣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他的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奋进号角。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也跃跃欲试鼓吹新文化运动，他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当《青年》刚刚出版时，陈独秀便让汪孟邹将它邮给胡适，汪孟邹还在信中说：“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
”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三番五次去信胡适，转达陈独秀的殷切期望。
“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１９１６年，陈、胡二人开始书信来往，陈独秀去的信多是催促稿件。
２月３日，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到了８月，陈独秀又致信胡适，通知他所译俄国短篇小说《决斗》将在《青年》刊出，并告诉他，《青年》“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
他还在信中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浩渺碧波的太平洋，已难阻隔两颗息息相通的心。
胡适极为赞同陈独秀信中所表示的认识，“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
”他对未来的文学走向，提出了具体而又激进的八项主张。
“ 一 不用典。
二 不用陈套话。
陈独秀与胡适
陈独秀与胡适□水梦云陈独秀、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两颗灿烂的巨星。
论政治理念，陈独秀与鲁迅比较接近，都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而反对胡适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然而在个人交往上，胡适与陈独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两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陈独秀始终信任胡适，他的遗稿最后也是由胡适为之作序出版的。
论个性，两人也可以说是迥异其趣。
从五四时代就与两人有交往的鲁迅，不怎么喜欢陈独秀和胡适。
他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比较陈、胡二人的性格：《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当然这只是鲁迅个人的意见，不能说这就是定论。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时，走得匆忙，书信文稿多未带走。
胡适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所长耿云志先生看过这些大多没有发表也不准备发表的私人文稿书信，写了一篇《中国现代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谈到胡适为人时说：“我研究胡适近20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多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
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
……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当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坦荡、掬诚待朋友的人。
”（耿云志《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与人打交道，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
但是这两人私下交往时，有时候情形恰恰颠倒过来，倒是胡适主动与他争吵，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的声音却低了下去，像忠厚长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静静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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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私底下他们胜似亲人
陈独秀与胡适(右)
“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说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初为同道，但后来走上不同的方向。
他们就是陈独秀和胡适。
尽管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分歧对立，但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为救他绞尽脑汁。
记者专门走访了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听他讲述两人交往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同时，接受采访的胡适后辈侄孙胡育凯也对胡、陈两人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解析。
记者还查阅了《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从文献中找出胡适营救陈独秀的蛛丝马迹。
第一次被捕时，陈独秀手里拿的是胡适英文翻译的传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就在6月11日这天，带着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陈独秀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分赴北京市内的一些重要公共场所散发。
在此之前，胡适也已陪同陈独秀散发过，这份宣言的英文翻译正是由他撰写，只是这天的他，因有事不在现场。
当晚，陈独秀把传单放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时，已被北京警察厅跟踪的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特工当场逮捕。
胡适听到消息后万分担心。
他知道，此时陈独秀的社会声誉非同昔比，发动全社会的援救才是当前最重要的。
胡适的焦虑不无道理。
此时，同为安徽同乡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王怀庆衙门正在为何处关押陈独秀而争论，并上告到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案头。
王怀庆是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六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步军的衙门牢狱是清朝所建，里面刑具和环境对犯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
最终陈独秀还是被关押在警察厅内。
而胡适，这时正在做些什么呢？从他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的信可见端倪：“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
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这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以激起更多人对陈独秀的声援。
6月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短文《爱情与痛苦》，借以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
1920年1月底，仍旧受到监视的陈独秀，假称去拜访胡适，经李大钊等友人协助顺利脱身，离京赶赴上海，获得了人身自由。
两次于租界内被抓，胡适气愤大骂法国人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
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陈独秀在法租界的家中被捕，此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10月5日，胡适获得消息，立即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设法救出陈独秀。
同时，他对于陈独秀在法租界被捕非常气愤，并在日记中写道:“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
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
法国人真不要脸！”胡适一温文尔雅书生，却因此破口大骂，可想与陈独秀之间的情谊深厚到何种程度。
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四方活动，10月26日，法租界最终对陈独秀“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后，将其释放。
可仅仅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随着陈独秀日益增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反动当局感到威胁性极大，于1922年8月9日上午11点，在法租界的寓所再次被抓。
胡适一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
起初，他意欲保释，便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设法打听消息并向巡捕房交涉。
然而，几天后，胡适收到汪孟邹的信，明确表示交保不成。
第二次，他请汪孟邹去打听巡捕房呈出的这些证据到底是什么，以便对症下药。
很快，汪孟邹又有信来了，详细列举了陈案中的重要证据。
经仔细研究后，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了一封长信，请他无论如何要出点力。
胡适声明中说：“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
”顾维钧不敢怠慢，即派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
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400银洋了结。
第四次被捕时，胡适动员汪精卫与蒋介石商谈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押解南京，被囚禁五年之久，这是陈的最后一次被捕，也是监察押时间最长的一次被捕。
此时的他，已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但仍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所以，国民党当局不惜悬赏万金缉拿他。
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按蒋介石电令：“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五年是个不短的时间，胡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陈独秀的营救。
起先，胡适联合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学界名流向当局请求将陈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庭，并呼吁法院公开审判。
同时，他又与外交部长罗文干致信蒋介石，请求“依据法律进行特赦”。
另外，他与蔡元培等磋商请有名望的律师为陈出庭辩护。
陈独秀最终于1933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但胡适对此判决仍有不满，他认为陈独秀理应无罪开释。
1937年8月，他在赴美前曾经在致信汪精卫时，提出请他出面和蒋介石协商。
汪精卫很快就给胡适回信，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4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已经远赴美国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试图通过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因陈不肯而作罢。
四个原因促使胡适屡救陈独秀
叙述完这段往事后，安大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又全面分析了为何胡适屡救陈独秀的多重原因。
一是乡情和友情：胡适与陈独秀同为安徽人。
当年就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刊载，引发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变革之路，而且在1917年1月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科长时，向蔡元培力荐胡适去北大任教。
这种知遇之恩胡适是铭记于心的。
二是作为启蒙思想家，俩人思想深处在本质上有共同性：他们引进西洋的民主与科学，尽管政见有不同，但他们并不相互攻击，维护对方精神独立的底线。
三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朋友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因为汪孟邹，两人才能结识，多年的友情始终得以融洽。
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与陈独秀曾为密友，经汪希颜介绍，汪孟邹也和陈独秀因创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所以当《新青年》杂志刚刚出版时，便让汪孟邹将它邮给胡适。
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三番五次去信胡适约稿。
1916年，陈、胡之间开始书信来往。
可以说，汪孟邹是两人友谊关键的纽带。
身为胡适故居管理委员的胡适侄孙胡育凯，则从两人的性格方面分析了原因：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
可是两人私下交往时，反而是胡适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则像忠厚长者静静地听。
他们同时都有容人的雅量，这也是胡适全力救陈独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