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仁者误国(六)“仁”的分量

【史海钩沉】仁者误国（六）——“仁”的分量【史海钩沉】仁者误国（六）——“仁”的分量一不能不去追究，一个有着四千万人口，当时富甲天下，仅在宋夏边境一个方向就陈兵近三十万的大国，何以屡吃败仗，一战不如一战？又何以甘心容下这么不平等的条约？今日的历史学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不仅以讹传讹地重复当时文官集团为推卸责任编造的谎言，还以一种貌似深刻的方式把问题推到了更为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通常见到了两种主要观点：1.自太祖朝以来的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得军队没有优秀的军人统帅，所以缺少战斗力。

2.皇权高度集中，前方的统帅事事都要上奏，没有临机决定权。

一句话，是自宋太祖以来，以加强皇权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导致了宋夏战争的失败。

上升到“制度”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了！但是，上述这两条结论是没有史实根据的。

第一，宋太祖虽然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了一些节度使的兵权，但还没达到“重文抑武”的程度，他重用的统帅还是军人出身的居多，如曹彬、潘美等。

直到真宗时，镇边统帅还都是职业军人，以文臣镇边、书生典兵，是自仁宗朝开始的。

而且抑文重武，主要还不是皇帝的意思，而是那些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的意思。

（这一点我们后文还要详细讨论。

）第二，整个西夏战争期间，仁宗皇帝始终对前方边帅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多次许可他们“便宜从事”，所以，不存在事事都要向皇上请示汇报的事实。

如果是宋代的君主集权制度导致了宋夏战争的失败，那么为什么比宋仁宗还要集权专制的汉武帝却胜利了呢？够了，别拿“制度”这么玄乎的东西说事了；人办的事儿，就直接找人得了！二任何战争成败的原因，归根结底只在两个人身上，这就是双方的最高统帅。

不管有多少人的军队，有多么复杂的环节，最终是由这两个人决定着数百万军人的命运的。

所以，追究宋夏战争失败的原因，只要以双方的最高统帅：宋仁宗赵祯和西夏王元昊身上找就行了。

了解他们的素质、水平、想法和做法，就能找到一切原因了。

记住，制度只是固化了的人的行为，人之外，没有制度。

所以，人不行，别怨制度。

三从战略思想来看，元昊生下来就是要称王称霸的，为此，他的理性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建立起不再臣伏于大宋王朝的独立的大夏国家，他所领导的是一场西夏的“独立战争”，目标也是有限的，只是要获得宋朝的承认，而不是获得整个大宋的天下。

他认为这个目标宋朝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进攻，逼迫宋朝承认他当皇帝的事实，他的目的最终达到了。

宋仁宗宅心仁厚，他认为“有生之民皆为赤子”，没有什么蕃汉的界限，为这么一个要独立称王称霸的个人野心打起仗来，不论汉人蕃人都要受罪，蕃人们悠然牧羊、汉人陶然耕织的幸福生活就会被打破，两族人民生灵涂炭，死伤枕藉，哭泣相闻，殊为不值。

所以，在他看来，这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不打了，只要边境恢复和平，人民不再经受战争带来死亡痛苦，元昊要独立就独立吧，为了这一点，仁宗甚至连“面子”也可以不要的。

抱着这种战略目的，他给范仲淹这些即将要开赴前线的将帅所下达的命令，居然不是努力杀贼，维护国家的统一，而是“有征无战、不杀无辜”，军队只是去威慑住元昊，而不是去消灭西夏军队的。

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只要和平、不打仗、不死人，仁宗是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的。

元昊未必没有完全吃透仁宗皇帝的心思，对着这么一位“极仁主义”的皇帝，就是不动刀兵，长期耗下去，仁宗也会承认他的独立地位的。

但元昊不是和平主义者，无论有利于已的和平还是不利于已的和平，他都不接受。

他只要战争，对每一个想称王称霸的人来说，战争本身就是目的，他们从征战杀伐中获得的快感远大于醇酒美人。

他们以杀人为最高的快感，也不怕自己的人甚至自己被杀。

元昊每战，必亲冒矢石，跃马阵前，别以为他是为了激励属下的勇气，才舍身冒险，做做样子的，不是，他是来享受作战快感来了。

一切开国君主，都有这种血性：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大宋本朝的太祖，太宗皇帝，哪一个不是亲临前敌挥刀作战，身被创伤的。

说起来，仁宗皇帝命好，未成年的时候，有三位分别具有强悍、善良和奉献精神的母亲呵护着；成年后，宫内有着同样强悍的将门虎女曹皇后看着家，朝中有被他仁德感动的忠臣义士们护佑着。

所以，他不仅没有上过一次前线，甚至毕其一生没有出过一次京城，这个成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乖孩子，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元昊在冰天雪地、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享受到快乐与豪情。

他讨厌战争，害怕战争，想以任何条件结束战争。

仁宗和元昊，从本质上讲就是两种不同生命禀赋的人，在天性上相互隔绝得太远太深，彼此绝对不能理解。

仁宗总想以黎民苍生的生命和幸福来感动元昊，可元昊只想着再多打几个胜仗爽一爽，最好把仁宗抓来在帐前对他俯首称臣。

这两种人在战场上遇到一块儿，不用交手，就知道谁输了。

四成败是由一系列具体环节构成的。

对仁宗和元昊这两位最高统帅来讲，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两个，一是用人，二是办事。

先说用人。

元昊用的人都是“猛人”和“狠人”。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他依为股肱的党项本族人野利仁荣，这人是位大学者，创制了西夏文字。

就这么一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文化人，给元昊提出的居然是杀气腾腾、以战争立国的基本国策。

他首先否定了对华夏文明的崇拜，指出：古来所谓“以夏变夷”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

想当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国家强大起来，那不就是“以夷变夏”了嘛！作为一个国家立国基础的主流文化，应顺从本民族的自然天性而来，而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东西。

固然要向别的国家学习，但一定要选择那些符合本民族天性、利于国家独立发展的东西。

我们国家里，无论蕃人汉人，都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没有中原人雅好礼乐诗书的风气，我们只能顺应这种实际的民情，因势利导，进一步强化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满足他们的征杀欲望，同时赏罚分明，建立起严格的民法军纪。

如果说学习华夏文化，也只应该学习商鞅使秦国强大起来的法家思想，不能学满嘴仁义道德、又拘泥于诗书礼乐等形式主义的儒家学说。

这样才能使国家全体人民乐于征战，崇尚刚劲。

如此，方可以钳制中国、统驭戎夷，那些斤斤于言礼言义的宋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

元昊极其倚重野利仁荣。

野利仁荣于宋庆历二年秋天去世，元昊曾三次前往吊丧，恸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元昊重用的另一个人是汉人：张元。

张元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只是姓张而已。

他原本是陕西华阴一介书生，自负其才，屡试不第后，曾和他的一位姓胡的朋友赶往边关，他们雇了几个人拖着一块大石板在前面走，石板上刻着他人两个人嗟叹怀才不遇的诗句，他们两个人跟在后面，吟诗大哭，希望以此引起边关统帅的重视。

那位边关统帅还真接见了他们，引他们入大帐聊了一阵儿，大概是觉得话不投机，又把这两人送了回去。

回到家乡后，不知为什么事，张元被当地的县令打过一顿板子。

这次侮辱让他下决心投靠西夏。

临行前，路过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项羽庙，“乃竭囊沽酒，对羽极饮，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悲歌累日，大恸而遁。

”看来，张元不是毫无忠君爱国观念的人，他只是太个人主义了，他知道自己的才干远高于朝堂之上那些庸碌之辈，有这些人当政，他永无出头之日。

他太欣赏自己生命品质的优秀，不能忍受在平庸的生活中，耗尽这天赋的优秀生命、默默无闻地死去，他要寻找一切机会证明自己的优秀，为此，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国。

为此，他极为痛苦，这才有“悲歌累日，大恸而遁”的情况发生。

人们当然可以谴责张元的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国家不用你，你也不能叛国呀！但从实际后果来看，一个不能真正吸纳本国优秀人才的国家，注定要衰亡下去的，战国时期那些被秦国灭掉的国家不都是如此吗？张元是和他的胡姓朋友一起到的西夏的，在那里，他才改名叫张元，那位吴姓朋友改名叫胡昊。

两个人终日在西夏都城的各大酒馆喝酒，饮后在墙上题诗，署名张元、吴昊。

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读就“元昊”，这在当时是冲撞国王名讳的违法行为，他们俩想借此引起元昊的注意。

果不其然，没过两天，他们被抓了，元昊亲自审问说：“你们两个是从大宋来的人，应该懂得不能冲撞本王名讳的规矩呀，为什么这么做？”张元反唇机讥：“违了你名字的讳有啥了不起的，有的人连姓都不顾呢！”这正戳到元昊的痛处，他们的本来没姓，自己造了个北魏鲜卑的姓：拓跋；后来归依李唐王朝，皇帝赐姓李；入宋之后，又由赵家皇帝赐姓“赵”，实际上等于无“姓”之人。

元昊听出了话外之音，不以为忤，反引两个人入室深谈，甚为投机。

张元得到了重用，不到两年，就当上了元昊的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相当于宰相。

元昊攻宋的许多谋略都是张元提出的，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都有张元参谋赞画之功。

元昊那句“朕当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豪气干云的通告，也出自张元的手笔。

仁宗“仁”啊！张元叛逃西夏，屡献攻宋之策，仁宗都没有缉拿他的家属，反而赐其钱米，希望张元能被感动，回头是岸。

这位宅心仁厚的皇帝永远不能理解那种心身负奇才又野心勃勃的人的心理，他们一心只想使自己生命优秀的天赋本质得到实现，而对寻常人会感恩戴德的仁心惠意不屑一顾。

张元没有回头，不仅从行为上没有回头，而且在精神上更为决绝。

按他的理想，是想彻底灭掉大宋的江山，让满朝堂那些曾瞧不起他的庸碌之辈，彻底品尝漠视他的苦果。

元昊都没这份野心，当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与宋朝和谈时，张元坚决反对，等到元昊与辽国开兵打仗，张元知道西夏已经永远没有灭宋的机会了，他彻底绝望了，终日对天咄咄叹息，没几天，就忧愤而死。

这是那种为自己的优秀而活、也为自己的优秀而死的人，这种铁石心肠，是任何恩惠都无法动摇的。

野利仁荣和张元之死，对元昊的打击很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一个英雄团队共同干出来的，这两个人才的早逝，使元昊失去了能克制他弱点、发挥他长处的左膀右臂。

自这两人殁后，元昊再也没有做出过更为惊天动地的大事。

再看宋仁宗的用人，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和他气味相同的仁人君子，另外，还有少数摸准了他的脉，伪装成仁人君子的小人，所以，可以说他用的人都是“仁人”和“佞人”。

以夏竦、韩琦、范仲淹为例。

夏竦聪明，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但自私，不敢坚持原则；韩琦坦荡磊落，在朝廷内部的权力角逐中，秉公守正，坚持原则，确是一位良相之才（详见韩琦小传），但心肠软，受不了战场上血腥的打击，而且缺乏真正的军事韬略，其军事建议是自己都执行不下去的夸夸其谈。

范仲淹个人道德素质优秀，体恤民众，在和平年间，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地方官，可是，见解卑陋，议论迂腐，他与仁宗之间的相知，完全在于共同拥有一个“仁”字的心理相通。

他深知仁宗的心理，所以提出了被奉为国策的防守战略，当仁宗与西夏媾和时，他是欢欣鼓舞的。

其实，早在1042年（宋庆历二年）五月，定川寨战役之前，宋夏两国边境拉锯战正酣的时候，他就向仁宗皇帝提出与西夏议和的建议，说：“兵马精劲”是西夏的优势，“金帛丰富”是大宋的优势；西夏人依仗其优势，是不会听从我们的仁义教诲的，而我们又不想大动干戈，与敌人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