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互嵌格局下的“区域”探析--基于都柳江流域生态与历史的人类学研究

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第47卷No.1,2021Vol.47
族群互嵌格局下的“区域”探析
----基于都柳江流域生态与历史的人类学研究
王彦芸①
摘要：都柳江位于南岭通道，因清代中央王朝开拓苗疆、加强西南地区控制的系列举措，都柳江航道得以疏浚通行，形成了水道与陆路纵横的交通网络，并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背景下造就了多元族群互嵌格局。

以都柳江人群互动往来的历史过程为观照，区域是一种地方逻辑之下兼容差异性的整体呈现。

对于区域的讨论，不可忽视特定生态地理因素、基本人群分类方式和地方交往规范。

同时，随着历史中人的活动，区域不仅是一种多层次的实质性关系表达，也是一种具有时间性和创造性的文化表达；而对区域本身的讨论与关注，则有助于跨越既有概念限制去认识既为多元又为整体的西南社会，也有助于我们从地方出发深入理解区域何为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建构。

关键词：族群互嵌；区域概念；都柳江流域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78X(2021)01-0112-10
一、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
区域作为学术研究概念来源于地理学，使用区域的观点“从对各种不同的自然界和它们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并存和互相影响的理解，来认识地区和地点的特性”①是地理学研究的基础所在。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不同学科学者围绕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展开了相关讨论。

这些讨论直接导致人文地理学以及历史学发展出对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对空间现象的研究。

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历史地理领域，作为一个时空连续体(Space-time continuity)的区域概念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②而在人类学领域，区域最初被作为一种可以实现跨越与整合的方法被提及和实践，用以超越被“社会”“文化”等概念固化的认识及表述困境，并借由区域研究跳出小地方的局限，以面对具有交互关系的多社会体系，如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的经典区域研究,其旨趣并非面对区域本身，而在于突显文化彼此参照的过程。

而真正面对区域问题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施坚雅，施坚雅将基层市场理论引入对四川盆地聚落的空间、市场分布的研究中，将区域理解为一个地方和区域历史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认为区域范围就是按照人的互动为依据的空间形构，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一种对中国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互动的解释框架。

③沿着施坚雅突破行政边界桎梏界定区域的思路，各学者继续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岭走廊都柳江流域多元族群互嵌与文化交融研究”阶段性成果
(18XMZ0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山地、流域与族群社会：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变迁研究”阶段性成果(17JJD850004)
作者简介：王彦芸，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重庆，400715)。

①］德］阿尔弗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与方法》，王兰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151页。

②［英］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唐晓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9年，第59页。

③参见［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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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补充与反思，如罗威廉（William T.Rowe）提出区域并非指一个由某些关键因素，比如语言、宗教或大宗货物具有连续性或一致性而形成的地区，而是由一些变动着层级地位的地区所组成的系统，①强调区域是由交换关系连接起来的相当动态的空间范围。

也有学者从文化层面出发，强调区域由文化界定的性质。

②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人类学以“祭祀圈”“信仰圈”带入浊水、大肚溪的研究，将区域的关注重点放置在以民间信仰活动切入的社会联结。

然而也有反思指出，这两种区域研究的取向都“过分强调了经济或文化结构层面的影响，没有呈现文化本身的转化弹性与个体作为历史能动性（agency）或行动者（agent）的创造性地位，自然也无法处理文化本身的历史化过程如何得以超越延续与断裂二元化的问题。

”③同时，也无视了“国家”因素在区域历史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转型影响。

④虽然学者进行了诸多反思，但施坚雅的区域研究模式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即在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等多重视野下，以人的活动为依据，对“空间”因素加以重视。

实际上，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对区域进行了诸多讨论。

如人文地理学中，赫格斯特兰德分析了日常生活的例行化，在他的时间地理学中，区域是由人的“生活路径”（life-path）轨迹造就，强调日常活动的实践性对于社会活动构成的重要性。

然而，这种基于身体在时空中运动的社会构成分析被认为没有充分关照到人的主体性。

总体而言，区域往往被描述成人类活动的静态场景，而吉登斯借由地理学“生活路径”的理论，提出“场景”（locale）的概念，强调人不仅在空间中停留，也不断地有意识的去运用空间，以构建蕴含意义的空间内涵。

吉登斯强调：“我们不应该把区域化仅仅理解为空间的局部化，区域化还涉及了与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空的分区（zoning）。

”⑤对于“区域”常被用来指涉有清晰物理边界地区的分析，他认为不能将区域化完全理解为是一个空间概念，它应该特别包含了“带有社会行为跨越时空进行结构化的内涵”。

⑥这些多学科的讨论虽出发点各异，但共同之处一是以“实践”概念切入强调人的能动因素，二是提及了区域作为空间建构的过程性和时间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在历史学界和人类学界成为一个兴趣集中且持久的研究主题。

在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基础上，一些历史学者开始提出一种有着人文主义倾向、与人有关的区域概念，认为“区域是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观念”。

⑦而人类学界也开始将视野投向历史上的他者，提出要去注意区域之中人的文化表述，将区域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建构，⑧强调历史中他者的能动性，即文化的创造力，并着
①L inda Cooke Johnson，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P.5.
②w erbner通过对中非洲区域性仪式研究，提出区域性仪式中心不仅不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也超越和模糊了
行政和国家的界限。

参见Richard P.Werbner et al.，Regional Cult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91.
③黄应贵：《人类学的视野》，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205页。

④张应强：《木材的流动一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第6页。

⑤［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一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12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一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

⑦历史人类学相关研究中，强调区域是跟随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流动和作为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流动而流动的,
研究者不能过分拘泥于僵化的时间或地理界限，应以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并超越所谓“国家一地方”
“普遍性知识一地方性知识”“大传统一小传统”之类的二元对立。

参见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⑧认为区域可视为一个有意识的历史性结构，我们可以通过包含于区域构建之中的文化表述来加以把握。

参见
David Faure&Helen F.Siu eds.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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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观念层面上反思不同的时间观、历史心性之下对区域、历史之理解。

①实际上，这种着眼人群历史、关注区域社会建构过程的区域研究方法，并非仅在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领域中进行，也是当代人类学再思全球时代、跨国连接与流动之复杂关联的重要途径。

②可以说，随着多学科的不断跨越与合作，作为概念的区域已相互交织难以条分缕析，但作为方法的区域，不同学科在各自学科脉络之下开展研究及合作，以区域为视野持续开拓和延伸。

实际上，区域研究的视野在中国运用已久，它是超越中国传统村落、认识整体中国文明的重要途径。

20世纪上半叶，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开始着手中国的社区研究，目的在于不仅了解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

③之后在几代中国人类学家的努力下，基本形成了“民族走廊”“西南民族”“珠江三角洲”等相关区域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于有着纷繁复杂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互动的中国西南地区而言，在一个区域整体内研究族群间的流动性与交互性，成为西南研究的关键所在。

虽然西南区域研究延伸至此，但学界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持续面对，一是我们仍然面对着诸如“社会”“文化”“民族”“族群”等社会科学核心概念对现实研究所带来的限制，而这些限制使得每一个在西南开展研究的学者在面对真实社会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意难平”之感，进而需要持续在理论旨趣和方法视野上进行突破，如王铭铭提出以“关系”为核心消解概念之隔阂。

④二是学者们深感我们仍需要扎实的田野调查追寻西南社会的独特之处，能否从底层开始建立起这些区域之地方社会的架构，找出各个区域最关键的分类范畴或分析概念，才能进一步了解各个区域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简言之，当面对西南社会人群的流动与交互、身份的单一与多重，关系的联结与区隔时，是否可以突破概念之局限，追寻一种统摄多元与整体的研究路径，成为可以深入的方向。

而本文则可视作在这一方向上的一种实验与尝试，以区域为核心，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探讨区域结构化过程，将不同人群纳入其中，既关注地方人群基于自身特殊的地理生态、社会关系结构对区域多层次的界定，也探讨特定时间中不同人群迁徙、交往互动对区域整体的动态性形塑。

综上所述，本文以都柳江流域多元人群互嵌的地方社会为例，以区域为切入点，力图在区域多层次的缩与展中把握多元与整体的地方图景。

都柳江自清中期因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地区控制而开始了航道疏浚，最初因军需而开通水道，这不仅为国家在都柳江流域建立起统治秩序，更对都柳江流域内人群构成、经济交换、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航道疏通后，来自下游西江、珠江之闽粤商业移民溯江而上，与流域内各人群共居。

都柳江水道、纵横交错的陆路网络、及两岸高坡地带不同人与物流动、活动而构织、联系，区域社会秩序与内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被建构。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对于都柳江流域来说，“区域”并非一个边界清晰、扁平的地理空间范畴。

一是由于山地、河谷之自然差异，居住其间的人群基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人群分类形成了地方性的区域划分。

二是因人、物流动，不同族群迁徙、共居互嵌，在不同生活层面互动交往,形成了不同面向的区域社会联系。

在这里观察到的区域“合而不同”的属性，正是来自于都柳江通道的流动性与文化的杂糅，从而使区域呈现出立体而多层次的特点。

因此，本文以都柳江流域为切入点，试图在多种人群互嵌和多元文化类型的地带，围绕人的活动，在地方逻辑之下去呈现并理解既为特性又为整体的“区域”。

二、自然与历史：都柳江族群互嵌格局形成
都柳江属珠江流域的西江上游水系，发源于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拉林乡磨石湾，流经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黔东南州榕江县、从江县等地，而下游则于黔桂交界地带穿梭蜿蜒，直至广西三
①参见李仁渊《在田野中找历史：三十年来的中国华南社会史研究与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刊》2018年总第88
期。

②段颖：《从地方、区域到全球一文思理教授的人类学之旅》，《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94、95页。

④参见王铭铭《中间圈一“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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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县老堡乡与浔江汇合后称融江，融江流至广西凤山县与龙江汇合后称柳江，柳江注入西江后最终汇入珠江流入南海。

都柳江流域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苗岭山脉向广西丘陵山地过渡地带，在河流的作用下，两岸山势陡缓相沿，并形成不同规模的谷地，又在若干支流地带形成坡陡底窄的沟谷，良好的水利、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得大量人口在山地或河谷地带栖息，形成了坐落于山间、河谷间规模不一的“寨子”。

历史上都柳江名称多变，如宋朝时古州①至老堡河段称“王江”，明代亦称“福禄江”，贵州官修文献中记载：“福禄江，自榕江来，直贯全境，南流广西，长八十公里，水势浩荡，舟楫畅通，上溯可达三都，下驶则至香港。

”②而在广西三江的志书之中，都柳江又被称为溶江，直至新中国建国以后才定名为都柳江。

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央王朝对都柳江流域的治理也各异。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开始致力于对西南疆域的拓展。

明朝初年，在西南地区“开屯设堡”，“拨军下屯，拨民下寨”，并通过“改土归流”逐步将西南地区纳入王朝国家统治秩序之下。

在此基础之上，清代雍正年间始开辟“新疆”，在今天的贵州黔东南地区设立“新疆六厅”。

正是在中央王朝开发西南的过程中，都柳江流域进入国家视野。

在都柳江流域，早期居住的是被称为“苗”“硐”“猺”的人群。

文献中记载：“在古州之苗有硐家水家猺家黑苗、熟苗生苗各种，自清江来者仍其旧，其山居者曰山苗、曰高坡苗，近河者曰硐苗，中有土司者为熟苗，无管束者为生苗。

”③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控,逐步将苗民纳入流官的直接统治之下。

贵州巡抚张广泗曾奏请：“都江一带，皆阻以生苗，如来牛、摆调之类，皆以一大寨领数十百小寨，甚为凶顽，最称难治。

欲使都江开导，直达粤西，非勒兵深入，通□各寨。

”④之后则开始修凿都柳江航道“以济军需”。

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调集广西军对古州地区的苗人进行镇压，并组织地方土司率士兵对都柳江航道进行疏浚。

雍正九年（1731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又组织清军治理都柳江独山州三脚屯至三洞段，以及古州之诸葛洞至溶洞段，不仅使舟楫可通，也在这一过程中开辟古州。

嘉庆年间，政府又先后几次对都柳江进行治理。

经过这些工程，都柳江的河道得以疏通，船运也顺势展开。

因政治军事因素促成的河道疏浚，从客观上加速了流域开发，特别是促使当地商业交换活跃起来。

其中一重要因素，在于与粤地联通后，此区域由食川盐改食粤盐，更于乾隆五年（1740年）在都柳江上游古州设立盐务总部。

因盐的流转贸易，带动了不同身份的人群进入都柳江流域。

有记载称：“境内除镇标兵丁及屯军外，悉是苗人，流寓汉民绝少，自设盐埠以来，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贸迁成市，各省俱建会馆，衣冠文物日渐饶庶，今则上下河街俨然货布流通不减内地。

”⑤随着粤盐自下游向上游迁徙的，还有河流所联结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各地移民。

同时，移民的进入与交通的通达，也促进了都柳江流域的木材由上游向下游交易。

都柳江两岸木材资源丰沛，木材由高坡收下后在江边寨子集中扎排，可沿水道由排工放运至下游广西、广东等地市场。

食盐与木材两宗货物的流动与买卖，吸引了更多从事商业活动的移民沿江上下迁徙，其中，更以广东福建两地移民为主，他们定居在水网交通便利的江边河口位置，其聚居之处，往往也成为了都柳江流域比较重要的市场节点。

航道疏浚后，都柳江流域和闽粤沿海地区的贯通，使它成为一条人与物流动性极强的通道,也成为商人进入西南腹地、苗疆地区的必经之地，而都柳江通道也成为南岭走廊上，联结海洋和苗疆腹地的重要通道。

都柳江流域的变化，一方面带来的是新的人群，如汉、客家的加入；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变迁，也使得原本居住在都柳江两岸山地的本土人群开始迁徙流动。

虽然这一过程因少数民族无文字记载难以追溯，但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在都柳江流域各地听到苗民被
①今贵州黔东南自治州榕江县，位于都柳江中上游。

②贵州省从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从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6页。

③余泽春：光绪五年《古州厅志十卷》卷一，光绪十四年刻本，第十八页。

④民国《三合县志略》卷5《水道•附鄂尔泰奏开都江河道疏》，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85~86页。

⑤林溥：《古州杂记》，《黔南丛书》第五集第二册，（民国）贵阳文通书局代印，第四一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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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赶上山的传说，以及在地方口耳相传的侗歌中，不断听到流动与迁徙的故事。

①虽然传说故事不能作为我们判断苗侗土著迁徙的确凿依据，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上述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人的流动不仅局限于外来移民，地方社会内部同样也会因市场活动抑或社会秩序的变化,带来土著的流动。

比如原本都柳江若干支流的部分苗侗人群，就因都柳江流域商业化的推进，迁徙至都柳江主航道上一些重要的商业集镇，进行放排、给老板打工等工作，依靠市场谋生定居,从而形成了今天都柳江特有的多元人群格局。

综上所述，当下我们所见到的都柳江族群互嵌格局，与历史上王朝在西南苗疆的系列举措有关。

都柳江河道的疏通，人口、商品、资本的流动，给地方社会带来新的要素，人群的居住空间也发生实质上的变化。

在此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基于都柳江流域特定的地理生态，形成了分别在河谷与高坡聚寨而居的空间格局。

虽大致上以“高坡苗、河边侗”分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泾渭分明。

高坡居住着苗族、侗族、瑶族、壮族等不同民族，河谷地带则以侗族、汉族为主。

至今，在都柳江流域苗侗语里，村寨名称中带有“坡”和“河”的情况十分普遍，且高坡与河谷寨子之间也形成了既区隔又相互联系的关系。

②另一方面，也在都柳江主航道两岸，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商贸集镇地带、交通枢纽处，形成了多元人群相互交错、交织的互嵌格局。

上述这一历史背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由于人与物的流动，“地方社会由过去’传统’的村落，逐渐扩大到区域为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或原有的区域系统之构成重组，因而有区域再结构的现象”。

③由于都柳江河道疏浚，不仅原有的人群格局与联系延展到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不同人群之文化与观念也随之相遇，社会关系与秩序也面临着再调整。

因此，随着空间、关系、观念的多重变化，区域的建构就在这一过程中发生。

三、“洞”：基于村寨关系的地域性联盟
在都柳江流域族群互嵌的地区，不同人群对于他们身处的“区域”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

至今，我们在整个都柳江上下游地带仍常会听到一个与人群分类有关的空间概念，侗语称作“dangx”，在侗语中意为“一团、一帮”，它往往是若干个村寨基于婚姻或合作所形成之联合体,而它的空间范畴和内部关系，就是生活在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头脑中的“区域”。

这种由村落联盟组成的人群范畴，在诸多文献及已有研究中亦被称作“款”。

实际上，侗语中“dangx”的发音，近似于汉语中的“洞”或“塘”。

在都柳江上下游，带有“洞”的村寨名称亦很常见，乃至一些村寨联合体，也习惯在“洞”前加上相应的数字，表示具体的地区，如“六洞”“九洞”等。

④在整个都柳江上下流域，当地侗语中有“Jus dangx jenc,Xebc dangx nyal”的说法，其意为“九片山、十片河”。

靠近河边的地带分为10个聚落联合体，在文献中被记载为“溶江十塘”，今天在地方仍然流传着“溶江十塘歌”，歌中所反映出的溶江十塘范围，是由都柳江沿岸自贵州省从江县石碑村至广西三江县老堡乡的诸多村寨聚落组成。

山上高坡地带分为9个聚落联合体，且每个联合体内部，又可分为更小范围的联合体。

有研究认为，“塘”“洞”的地理单位,与唐宋以来在西南实行的羁縻制度有关。

也有学者讨论“溶江十塘”与清代在都柳江一带所施行的塘汛制度是否相关。

但在都柳江流域，羁縻制度、塘汛制度的具体实施因缺乏文献记载，从
①侗族祖源传说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侗歌的形式所唱《祖公上河歌》，此歌词中显示苗侗祖先认为自己也是沿都
柳江溯流而上，其路径与上述客家移民的迁徙路径相仿，歌词中所涉及到的地名，涉及了都柳江下游区域中的广西三江县、贵州黎平县、从江县等村寨。

②都柳江流域高坡与河谷人群的互动关系讨论，参见王彦芸《山地与河谷视野下的族群互动与区域认同一以
都柳江下游富禄乡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③黄应贵：《人类学的视野》，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96页。

④“六洞”包含了柳江下游流域包括贯洞、云洞、洒洞、塘洞、肇洞、顿洞6个小“款”。

贯洞小“款”辖今贯
洞各寨；云洞小“款”，辖今庆云、务垦、龙图、样洞各乡的大部分村寨；洒洞小“款”，辖今新安乡大部分村寨、龙图乡干团村各寨以及独洞的伦洞等寨；塘洞小“款”，辖独洞、塘洞、上皮林等寨；肇洞小“款”,辖从江县洛香乡各村寨及黎平县肇兴乡部分村寨；“九洞”则指都柳江支流双江河上游的增冲河、牙现河、曹平江一带村寨联合体，包括现在从江县的高传、信地、增冲、孔寨、贡寨等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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