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同根生

本是同根生
——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可以协调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出自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一诗，这里的个人祸福便是个人利益，国家生死就是社会责任。

在爱国心的驱动下，人们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忘却个人利益，自发的进行爱国运动就是个人利益可以与社会责任协调的体现之一。

既然国家生死这么大的社会责任都可以协调，那为什么一些小的社会责任人们却不愿放弃利益与之协调呢？关键还在于一个“利”字。

不闯红灯本就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去闯红灯，主要的原因就是闯红灯的行为并不会对他们本身的“利”带来伤害，反而还可以获得利——几秒乃至几十秒的时间节省。

要想更好地协调就需要从制度出发。

虽说要从制度出发，但不能把责任写进制度中去，因为在制度中这会变成义务。

所以社会责任不是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而应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主动地去承担社会责任。

而每个人地社会责任感程度是不同的，只有在一定制度下，满足个人利益，人们才会更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

每年夏天NBA休赛期，球员工会便会组织球员走访社区，因为NBA球员作为高收入集体，这样做不仅为联盟、球队乃至个人带来了正面地效应，而且还可以尽到慈善这一社会责任。

而对于美国富人阶层，慈善是很普遍的。

因为这有着制度基础。

目前美国开征50％的遗产税，遗产越多税率越高，但是捐献出去的资产免征遗产税。

许多富豪的后代索性把家产捐献出去，今后还可以享受捐赠部分10％的个人税收减免优惠。

一些富豪也想到，与其大半遗产要交税，还不如先捐掉一部分，既得到了好名声，今后后代继承的部分实际比全额继承再交税也少不了多少。

所以说，慈善减免税收的制度，是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而且据统计，在过去40年中，美国人年均慈善捐款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

由此可见制度对于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键。

可光有制度还不行，这种协调亦须文化的熏陶。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的爱国情怀就是体现之
一。

即使是美国富人慈善，也是有着文化传统的。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在美国，
越来越多的富豪认同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这句名言，他们把回馈社会、帮助穷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

形成坚实慈善同盟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也决定不再独乐。

于是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夫妇以及沃伦·巴菲特就开始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

由此可见文化对于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作用。

所以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可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