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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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条路径系统

地回顾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理论上，发展传播学与社会人类学作为乡村文化传播的理论资源都经历了从宏观到具体的转变，最终归于以人为中心；实践上，主要包括乡村文化传播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城乡文化传播差异、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传播、新媒体环境下的乡村文化传播以及村校消失后的乡村文化传播等研究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展望未来的乡村文化传播研究。

[关键词]乡村文化传播 乡村振兴 农民主体性

■杨超凡 陈新民

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曾说，“如果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要创造一种新文化，那么这种新文化的嫩芽绝不会凭空萌生，它离不开那些虽已衰老却还蕴含生机的老根——乡村”。[1]乡村文化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是存在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2]就像沙垚所说，“乡村”二字本就多一分文化与情感的意味。[3]因此，乡村是可以产生乡愁的地方，而乡愁的灵魂就是乡村的独特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其中乡风文明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而乡村文化建设离不开乡村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发挥农民主体性的传播活动可以使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因此，乡村文化传播议题逐步进入学者视野，成为关注焦点。本文在此背景之下对中国的乡村文化传播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

一、对乡村文化传播研究的回顾

（一）理论层面

在理论层面上，国内学者最初把乡村文化传播作为乡村传播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以“创新扩散”理论为代表，认为在新事物面前，乡村和农民由于保守传统而成为被动的接受者。遵循这一理论路径，中国的乡村传播研究诞生了不少学术成果，如《中国乡村传

播学》《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等。另外，社会人类学也是乡村文化传播的一个理论资源，在这一理论视角之下，研究者们不是将乡村文化传播当做“自己看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是从“遥远的他者”的视角反过来看距离自己很近的世界。[4]

由于理论与实际日益严重的不适应，发展传播学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强调人的主体性参与，强调农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化人类学以民族志为方法，对乡村文化传播现象进行“深描”，更加关注人的意义，关注村民的主体性，把一些不经意的易逝细节记录下来。因为人类学者所做的就是“观察、记录、分析”，

把“转瞬即逝的时刻和事件”从“时间中解救出来”。

[5]（二）实践层面

1.乡村文化传播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研究文化传播须以研究人与人的社会活动为前提，文化传播一旦脱离了人与人的社会活动，就毫无根基。[6]因此，研究乡村文化传播活动也就是研究以农民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现象。但在研究过程中，不少学者发现现实的乡村文化建设常常忽视农民的文化表达权，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处于沉默的状态。究其原因，是因为村干部对于乡村文化的建设往往是为了完成各级政府布置的任务，而较少顾及农民的真实需要。对农民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忽略与压制使农民长期处于话语权缺失的境地，他们很难形成乡村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也不会团结一致为乡村文化传播而努力，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家的“文化下乡”惠农政策在乡村遭到冷遇。[7]从电影下乡、图

杨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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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下乡到家电下乡，在农村遇到的情境往往都与其初衷大相径庭。沙垚认为这些所谓的“送文化下乡”惠农政策本身就是站在一个优越者的高度自上而下地给农民送福利，农民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这一“送”的过程和内容与农民真正所需并不符合，所以没有得到积极回应。[8]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特别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尤其是要尊重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自主选择地位。只有当农民真正参与到乡村文化传播中来，才会形成乡村共同体意识，不遗余力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2.城乡文化传播差异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中，从经济到文化，城市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城市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传播系统中，乡村文化成为一个被城市文化遮蔽的“他者”。[9]纵观当代文化传播研究，我们能发现城市文化传播研究的繁荣与乡村文化传播研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

有学者在二元结构背景下从差序格局的概念出发去研究乡村文化传播，认为由于乡村的媒介资源、渠道相对贫瘠，乡村文化传播环境发展不均衡，所以在文化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会呈现一种差序格局，即一种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结构。[10]相对于乡村而言，城市文化传播主体掌握更多的传播资源和渠道，这就产生了由城乡文化传播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分层。

依托于广大乡村社会的乡村文化需要一种力量去重获新生，那就是独属于乡村的乡土自信，它源自每一位农民的文化自觉与自醒，这是乡村文化持久的生命力所在。

3.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传播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以西部地区为主要聚居地，聚居地点多是乡村，经济相对欠发达。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发展的日益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依靠新式的传播工具和技术，在接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向外传递着民族文化。在这个双向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强弱力量的对比，相对于居住在乡村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城市文化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在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播媒介进入少数民族乡村之后，一度造成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与认同危机。但同时，电视也是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构的参与者，为少数民族乡村带来新的文化内容，并使其与民族文化在农村地区共同发展。

孙信茹以云南少数民族乡村为研究对象，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许多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仍处于“电视时代”，电视在使少数民族乡村文化遇到外来入侵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对外传播

的舞台，在这一意义上，电视是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传播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与重塑者。[11]也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给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带来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因为媒介传播的“去乡土化”和“去民族化”倾向非常明显，一些真正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习俗被视作落后和愚昧，农民在大众传播语境下处

于话语权缺失的地位，使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传播发生“断裂”与“失衡”，民族文化特色遭到消解，民族文化认同出现危机。[12]

事实上，大众媒介兼具“破坏者”和“建设者”双重身份，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在交流碰撞的过程中

必定会有强弱之分，因此大众媒介对于民族文化的原发性和独特性一定要给予尊重和理解，真实地呈现其原本风貌，而不是刻意遮蔽。

4.新媒体环境下的乡村文化传播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逐渐成为农村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之一，手机上的流行趋势也是村民们追逐的对象，比如“快手”短视频就成为在乡村拥有众多用户的流行软件。有学者认为，相较于电视的单向传播、村民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而言，“快手”作为一种自媒体使村民、用户都成为内容的生产者，村民对于大众传播的印象不再是基于“他者”的想象，而是切实深入地接触。在这一层面上，此类赋权的、参与式的媒介类似于一种乡村的内生性媒介，村民发布的短视频是基于日常生活实践，即乡村文化风貌，村民成为真正的文化传播主体，拥有文化表达权。在这一媒体赋权的契机之下，村民可以自主地传递真实的乡村文化，从被大众媒介边缘化的位置上获得自主性，同时乡村文化获得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新空间，有了与城市文化对话的可能。[13]

5.村校消失后的乡村文化传播

近年来，不少村民花高价把孩子送到较远的县城去上学,乡村的学校逐渐减少。学校对于一个村子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在乡村学校消失之后乡村文化传播与建设的困境。学校是乡村文化传播的主要场域，学校教育与乡村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定要将农村学校教育放到乡村文化传播与建设的核心位置。[14]另有研究者认为乡村学校肩负着传播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明、教化民众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