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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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综述
以普特南、科尔曼等学者以及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的一系列研究为代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逐渐被引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达斯古普特等,2005;Sobel,2002;格鲁特尔特,2004)。
在1997年之后,社会资本这个研究领域迅速成为国内外经济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以“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格鲁特尔特等,2004),并且相关的研究仍然在进行着。
关于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两种思路:一是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二是如何在宏观经济学的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框架中加入社会资本的因素。
正如微观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被当成解释宏观经济发展现象的基础。
以上两种思路也有这种关系,一些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充分说明了,在宏观层面上,社会资本对于解释经济发展是重要的。
但是,另外一些观点却认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没用的,尽管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重要的(达斯古普特,2005)。
一、社会资本理论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
一些学者总结了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邹宜斌,2005)。
国外著作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一般会提到普特南、科尔曼和一个最广泛的定义。
这个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等同于诺思和奥尔森的“制度”(达斯古普特等,2005)。
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并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在关于究竟什么是“社会资本”的问题上,人们的分歧并不大。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社会资本是根据它的作用来定义的。
这也遵循了科尔曼和普特南的初衷(Sobel,2002)。
J.斯蒂格里茨认为,在组织理论中社会资本被当成应对道德风险和激励问题的社会方法(达斯古普特,2005)。
在各种团体,如家庭、政府、厂商、市民社会以及社区中,社会资本类似于一种与市场机制互补的非正式制度,诸如规范、价值观念、信任等等。
因此,必须通过讨论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来理解社会资本的含义。
对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从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的。
(二)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
关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比较深刻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来自科利尔(格鲁特尔特等,2004)。
他不仅详细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的论述,主要观点是:单向关系、网络、俱乐部和科层组织四种类型的社会相互作用产生了三类外部性:知识、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行为。
而社会资本通过促进关于其他人行为的知识传播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社会资本促进关于技术和市场的知识传播而减少由于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社会资本减少“搭便车”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合作的产生。
通过这些渠道社会资本能够影响整体的经济效益。
比较具体的解释如下:首先,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的知识传播,通过重复交易建立信任与声誉机制,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其次,社会资本有利于技术与市场知识的传播,从而减少信息传递的市场失灵。
知识的传播既可以通过网络和俱乐部中共享信息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模仿来实现;最后,依照规范和准则,社会资本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促进集体行动(张克中等,2004)。
比如,科尔曼的“家长”在互相交往中为彼此提供信息、观念,从而创造了有助于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社会资本(达斯古普特,2005)。
可见,社会资本概念的成立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
它与西蒙的有限理性行为假设,由马歇尔、庇古提出,阿罗、科斯等加以发展的关于外部性与市场失灵的关系的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外部经济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和组织理论形成了互相“隐喻”的关系。
二、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学争论
(一)社会资本的宏观理论困难。
在介绍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所进行的有关社会资本研究的论文集中,作者在导言部分提到了运用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发展的意义(格鲁特尔特等,2004)。
他们把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相比较。
主要观点是:在解释为什么具有类似自然禀赋和物质资本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个人平均收入具有很大差异时,新古典增长理论遇到了困难;与此同时,人们观察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数量一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以及内生增长理论。
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又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个人交往的影响以及制度的作用上,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试图从这个角度建立起解释经济发展的新体系。
这显然是不同于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微观经济学视角的更重要的理论难题。
尽管在家庭、社区、政府以及市民社会各个层面上,都可以应用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的有关论述。
但是,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论证思路是否能直接移植到宏观经济学中作为一个结论却是值得怀疑的。
关于宏观经济学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最初来源是福山和索罗关于社会资本和“余项”关系的见解。
他们认为,如果社会资本被认为对解释经济发展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在增长核算的“余项”中有所表现才是(达斯古普特,2005)。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运用以下函数概括物质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Y=AF(K,L)
其中,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K表示物质资本,L表示劳动力的数量,A概括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因素。
而函数F的性质是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即对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等生产要素的一阶导数等于这些要素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实际价格。
因此,如果产出的某些可观察得到的变化没有被归结为影响产量的任何可衡量的要素,经济学家就称之为“余项”。
经过一些数学推导可以等到这种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
其中,就是所谓的“余项”。
社会资本应该在“余项”中所有表现的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的时间序列数据或者不同经济体的截面数据中,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不能完全解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即≠0。
然而,有例证表明,被认为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的东亚国家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却被证明仅仅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结果,与余项没有关系(Collins,1996; Kim,1996)。
一些实证研究却表明,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相关系(张维迎等,2002)。
对于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达斯古普特认为,即使“余项”对经济发展没有解释力,也并不能证明社会资本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达斯古普特,2005)。
关键的假设在于社会资本是针对不同团体而言的。
某一个团体的社会资本对团体之外的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或者有利,或者不利。
如果极端地假设一个团体的社会资本对团体外部的经济没有影响,那么,社会资本的差异就会导致不同团体的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不同,从而解释了经济发展的差异。
笔者认为,这样的论证实际上要求社会资本通过影响生产函数的性质,也就是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的方式影响经济发展。
在一定的偏好、技术假设条件下,经济往往并不能达到完全竞争的状态,而社会资本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造成了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或者其他方面的差异从而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差异。
尽管余项仍然为零。
在以上的论述中,把“团体”改称“国家”或“地区”并没有本质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的指标选择或衡量社会资本。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不管是微观经济学视角还是宏观经济学的讨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都是市场失灵的存在。
而且,社会资本以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方式影响经济发展。
根据达斯古普特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测量的存量,测量社会资本存在着很大的困难(Dasgupta,2000)。
不过,世界银行的许多研究项目和其他的研究都运用不同的方法构建了一些间接反映社会资本存量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