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晚期魏国铜器制度新考
中国工艺美术史 春秋战国(4.2.1)--青铜器
豆
几何纹长柄豆（战国早期，通高 50.2 厘米） 燕国器。盖钮甚高，扣盖后 ，如婷婷玉立，高雅出众。
不再诡秘的写实动物造型——
局部动物形：
龙首提梁盉（战国早期，高 29 厘 米） 越国遗物。相似的器物也 见于中原与北方地区。
双兽三轮盘（春秋晚期，高 15.8 厘米） 吴国遗物。结构新奇，双兽能做拉手，三轮 可以转动，为罕见的仿车形古代青铜器皿。
三、铜镜、带钩等
铜镜——
用途：古人照鉴容貌的青铜用具 形制：多扁平圆形，正面光亮，以
鉴容，背面或光素、或加装饰（随 镜身铸出、或加金银玉石等） 发展：
最早： 4000 年前的齐家文化 商、西周：出土在豫陕冀京等 战国中晚期：最早艺术高峰
齐家文化 殷墟
主要出土：楚地量大，洛阳、齐都 故城精美
鎏金镶玉石青铜带钩（战 国中期，长 11 ） 鲁国遗 物。形若翼兽，钩端做兽 首形。通体鎏金，中部镶 玉鸟，玉鸟下嵌绿松石。
其他
禁（承置尊等酒器）、俎（切肉桌 案）、架、器座、灯、兵器
错金银龙凤鹿方案架（战 国中期，高 36.2 ，长宽 47.5 厘米） 最上方的案框 由盘绕纠结的四龙四凤支 撑，四只梅花鹿牡牝各二 ，伏卧承托最下方的圆环 形座。
铁足鼎
新器形（实用）—— 鉴（大盆） 发展：春秋中期出现；春秋晚期、战国流行；西汉延续 造型：可方可圆 功能：贮水、盛冰；特大者可沐浴；取照容貌（镜）
吴王夫差鉴（春秋晚期 ，高 45 厘米） 鉴内 有铭文 3 行 13 字，记 此器属与越王勾践有血 仇的吴王夫差。
敦
造型：盖与身常形制相同
错金银虎噬鹿器座（战国中期，高 21.9 ，长 51 厘米） 应系漆木屏风的底座 ，表现斑斓猛虎吞食小鹿。游牧民族的艺术常以猛兽为题材。
中国古代青铜器
2．人兽共生 人兽共生图案的演变显示出上古观念演变的逻辑 阶段。艺术与文化从原始向理性演化有一个漫长 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普遍采用的纹饰 是把具体形象抽象化了（如人面鱼纹），而在殷 商和西周，则是人兽合一、人兽共存的图案，如 前面介绍的四足尊，前足象鸟爪，后足是人头， 通身则是龙和鸟的花纹。显然这就是人兽合为一 体的图案。
青铜器的分类
1．工具：如小刀、钻、锥、凿等，基本上是仿石、骨工具制作的，造型很 简单。 2．农具：斧、铲、鱼钩等。 3．兵器：较多如戈用于钩杀。弓形器、盔、兽头刀、雕脊刀等） 4．饮食器：仿陶器而制，如大方鼎、园鼎、还有大量成套使用的饮食器。 5．酒器：爵——铜制带足带把的酒杯，三条腿、觚、盛酒器具，尊、酒杯。 6．梳妆用具：有盥、洗手洗脸的用具。铜镜现存最有价值的铜镜是976年河 南安阳出土的周代的妇好墓里的四面铜镜，共有四件，其中大型一件、中型 两件，小型一件。镜面为弓形，背面有花纹。水器，有盂、罐、盆、瓢，出 土数量较少。 7．车马器：即车上的装饰品，如铜铃、符。符就是符节，当时派遣使者或 调兵时用作凭证的东西。刻上文字，分成两半，一半存朝廷，一半给外任官 员或出征将帅。 8．玺印：就是印章，铸或刻在铜材料上，是权利的象征。 9．乐器：埙，古代吹奏乐器，象红薯一样，中间有眼。又如编钟，编钟是 西周中后期以后出现的，这时的编钟以三枚为一组。目前最早的编钟是陕西 宝鸡茹家庄所出，共三件，大小相次。以后在陕西长安也发现了三件西周的 编钟。在陕西扶风县还发现了八枚一套的周末的编钟，春秋时期的编钟，由 周末的八枚发展为九枚。战国时期的编种，其音域，表达能力都超过春秋。 最杰出的代表是楚国一个县候叫曾乙候拥有的楚国编钟。在曾乙候墓中发现 了65枚编钟，其音域达五个八度，十二个半音。这套编钟的音阶俱全，可与 现代乐器媲美！
【优秀硕士博士论文】战国晋系铜器铭文校释及相关问题初探全文
緒論一、戰國晉系銅器銘文研究範圍界定1.戰國時代的界定“戰國時代”指的是春秋以後到秦統一的這一段歷史時期。
“戰國”一詞在當時就已經存在，如《尉繚子》1有：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
（《尉繚子·兵教下篇》）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
（《尉繚子·兵令上篇》）指的是攻戰之國。
西漢末年劉向編輯《戰國策》時，始以“戰國”作為特定歷史年代的名稱2，沿用至今。
戰國時代的下限為秦王政一統之時（公元前221年），關於其起始年代，主要有五種不同的意見：①前481/480年之說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孔子絕筆。
學者或以此為春秋終結，戰國開始3；②前476年之說司馬遷作《史記·六國年表》，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為戰國之始，1《尉繚子》曾被認為是偽書，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有《尉繚子》殘簡，內容基本與今本相同，從行文不避漢初皇帝名諱的情況來看，其成書應該在戰國時期。
參何法周.《尉繚子》初探[J].文物，1977（2）：28.2楊寬.戰國史（增訂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3如楊寬《戰國史（增訂本）》“戰國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以公元前481年開。
周谷城《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則以前480年為戰國起始年代等。
後世學者多有從之4；③前468年之說周貞定王元年（前468年）為《左傳》終年，學者或以此為戰國始年5；④前453年之說劉向《戰國策·書錄》云“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之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6。
從“楚漢之起”（前208年）上推245年為前453年，是年韓趙魏三家滅知伯，有學者從之7；⑤前403年之說司馬光編《資治通鑒》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為戰國之始，是年韓趙魏三家被周天子命為諸侯，有學者從之8。
學者基於不同的學術立場或研究視角，對戰國起始年代持有不同意見可以理解。
《设计学概论》考研笔记-第03章-中国设计溯源
《设计学概论》考研笔记-第03章-中国设计溯源第三章中国设计溯源设计产⽣于原始社会时期⼈类对的有意识，有⽬的的加⼯制作，随着⼈类物质⽣产和科学技术⽔平的提⾼，⼈类设计也从相对稳定的发展到以为特⾊的现代设计阶段。
▲3.1第⼀节史前时期3.1.1⽯器⼀、⽯器设计⼈们经过长期探索，开如较普遍地采⽤⽯器的磨制技术，即把经过选择的⽯块打制成⽯斧、⽯⼑等各种⼯具的粗坯后，再⽤研磨的⽅法进⼀步加⼯，使器形更加规整，尖端与刃⼝更加锋利，表⾯更加光洁，更加符合使⽤的要求。
在⽯材的选择上，已⼗分注意⽯材的硬度、形状和纹理选择。
经过不断的观察、揣摩和实践，⼈们的审美意识也得到了初步的萌启和发展，发现并掌握了诸如对称、节律、均匀、光滑等多种形式美的规律，并⾃觉地应⽤于设计活动中。
⼆、原始社会⼜称⽯器时代，分为（以⽯器为主）和（以⽯器为主）。
1、旧⽯器时代：⽯器。
有意识的、有⽬的的挑选⽯块，打制成⽯斧、⽯⼑、⽯铲等各种⼯具。
由于⽯块粗笨，器形短⼩，为了使⽤⽅便，⼈们⼜在⽯器上安装⽊头或⾻⾓的把柄，设计出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制成的复合⼯具和复合武器。
2、新⽯器时代：⽯器。
不只是为了使⽯器光滑美观，且能使之⼯整、锋利。
最后有的还进⾏钻孔，以便于装柄或便于携带，以提⾼实⽤价值。
3、⽯器是⼈们最主要的⽣产⼯具，是原始社会最早和最主要的设计内容。
中国新⽯器时代的设计，除了的设计以外，另⼀个重要的设计领域就是的设计。
3.1.2建筑（⾮重点）1、最早的居住⽅式：⼀是利⽤天然岩洞；⼀是构巢⽽居。
2、新⽯器时代晚期，开始就地采材、因地制宜地营造⾃⼰固定居室的活动。
⽊架房屋――村落――下层架空、上层居住的⼲栏式建筑早期的原始，奠定了将来⽊构架建筑的雏形，揭开了中国建筑设计发展的序幕。
3.1.3服饰（⾮重点）1、原始服饰设计的起源：遮羞说、护体说、巫术说、装饰说。
2、原始服饰设计的发展把兽⽪、树叶和⽻⽑之类披在⾝上－缝制⾐服－丝织物－贝壳、兽⽛等串成的类似项链的原始装饰品。
青铜器艺术鉴赏
各时期代表性作品欣赏
妇好觚（商代） 觚：饮酒器
兽面纹鬲 商代中期
龙虎铜尊（商代） （尊：盛酒器）
龙纹扁足鼎 商
司母戊鼎（商后期） 高133厘米 口长110厘米 口宽79厘米 重832.84千克
四羊方尊 （商代晚期）
高58.6厘米 重近34.5公 斤 上边长 52.4厘米
尊盘
尊盘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铜敦
青铜方尊 西周早期
青铜器的分期
青铜器的育成期：商代盘庚迁殷以前
青铜器的鼎盛期：殷墟期至西周昭王（商代后期－西周中
期 ），青铜艺术的第一次高潮
青铜的的转变期：西周中期以后至春秋早期，青铜艺术的转
变抽象时期
青铜器的更新期：春秋中期至战国、秦，青铜艺术的更新时
期，即又一次高潮
青铜器的衰退期：两汉时期青铜器在发明之初，是为人所用
凤鸟纹
凤鸟纹 包括凤纹和各种鸟属的 图案，凤鸟纹的特 征比 较形象。最早的凤鸟纹 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如 良诸文化出土的玉器上 已有明确的凤鸟纹。 凤 与龙齐名，都是古代的 祥瑞动物，在“四灵” 中，龙和鱼源自爬行动 物，麒麟源自兽类，凤 凰则 源自鸟类。从古代 岩画、陶器、青铜器、 玉器等器 物上保存了大 量的凤凰史料和艺术造 型。在这些凤 凰身上， 有孔雀的影子，有鹰、 鸮的特征且与鸡、 雁、 鸭也有联系。
铜爵（夏代）
通高22.5厘米 1980年河南省偃师县 二里头出土 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商周時期的貴族飲酒有著十分嚴格的制度規定。《禮記• 禮器》記載：“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 卑者舉角。”貴族們使用酒杯，依身份高低貴賤而有嚴 格的區別，只有身份最高貴的貴族才能使用銅爵。在當 時，用銅爵飲酒，並非專爲飲食，更是著重於“禮”。 正因爲貴族們使用不同等級的酒杯，後來出現了公、侯、 伯、子、男五等爵位。 也因爲爵是最高等的酒杯，王能夠賞賜一件青銅爵，對 於貴族來說是莫大的恩寵。歷史上就曾出現過因爲賞賜 青銅爵而致使君臣交惡的重大事件。 那是在2700多年前，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招 來殺身之禍，鄭國國君會同其他各路諸侯勤王救駕，保 護周平王遷都洛陽，立下了汗馬功勞。100年之後，周 惠王在位。鄭國國君厲公設宴招待周惠王，惠王將王后 使用的鞶鑒（一種有帶子的銅鏡）賞賜給鄭厲公。不久， 另一個諸侯國虢國的國君向惠王要賞賜時，惠王竟然賞 給虢公一件青銅爵。虢公得到賞賜的爵，自然顯得高貴； 鄭厲公沒有得到爵，自然顯得身份遠遠低於虢公。故此， 鄭厲公聞聽此訊勃然大怒，對惠王十分怨恨。後來，鄭 國乾脆不聽從周王的命令，還把周王派來的使者給扣壓 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几何纹
5、册命.这是古代君祝告天地宗庙,册立后妃、 诸、大臣使用的种文书.册命作为种制度产生于
西周早期,其铭文格式主要有时间、地点、受册
命者、册命词、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部 分．后期的册命还有赏赐的内容. 6、 土地转让. 商周时土地归国家所有．受田者 纳税也是种制度．西周中期,在贵族之间兴衰不 定的情况下．些趋于败落的旧贵族出于生计,将 自己的那分土地转让给新贵族的现象增多,但是 田地的转让必须征得国家的许可,并在政府官员 的监督下履行严格的转让手续.
鸟兽合体纹（商代晚期）
兽目交连纹（西周晚期）
波曲纹（西周晚期）
鳞纹（西周早期）
几何纹
几何纹是几何的基本元素（点、线、圆）所组 成的有规律的纹饰,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 感.这种纹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早已出现,在青铜器 上属于几何纹的形式比较多,在早期作为主要纹饰的 机会非常少.在兽面纹、龙纹盛行的时代里,它只能作 为主纹的陪衬或地纹使用,只有在这些纹饰衰退的时 代,才能大量起用几何纹,各种形式的几何纹才不断出 现.春秋、战国之际几何纹作为主体纹饰已屡见不鲜. 几何纹大致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斜 条纹、云雷纹、百乳雷纹、曲折雷纹、钩连雷纹、 三角雷纹、菱形雷纹、网纹等.
的青铜器上仅有弦纹,没有其它纹饰,简洁朴素,但在大多数的情况 下,是作为界栏出现的.
• 直条纹 是连续的竖直线条组成的纹饰,除条纹粗细外,没有多
大变化.商代晚期到西周时代的簋、尊、卣、觯的腹部有直条纹, 方座簋的方座中间也往往饰直条纹,春秋时代已不多见.
• 横条纹 旧称平行线纹、沟纹、瓦纹.是宽阔的横条作突起或凹
• 商代中期 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青铜器铸造技术有了较大 的发展,甲骨卜辞的书契也迅速进步,铜器铭文的铸造也就在 这个时候逐渐兴盛起来.铸铭铜器增多,但每器所铸字数仍不 多,般只有两字,多者四五字.
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与铜器文化
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与铜器文化青铜器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巅峰。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在外形上呈现出独特的风格，更是承载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与表达。
本文将从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出发，阐述青铜器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以及对铜器文化的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国相互争霸，战争频繁。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
而青铜器作为当时社会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物件，成为表达权力、地位和文化的重要媒介。
二、青铜器的升华——春秋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工艺水平达到了一个高峰。
不仅在制作工艺上不断精细，而且在外形设计上也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变化。
传统的青铜器形制逐渐丰富多样，从盛酒器、乐器到交通工具等各种功能的器物都有所出现。
这些器物的设计精美，制作精良，展示了当时人民对美的追求，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
三、青铜器与权力象征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相互争夺权力和领土，青铜器成为表达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诸侯国纷纷制造大型青铜器，如巨鼎和大方壶，以显示自身的财富和威望。
同时，青铜器上的装饰纹饰也常常以各自国家的纹章作为设计元素，进一步体现了所属国家的归属感。
对青铜器的极力美化和提高装饰性，也反映了当时权力和地位的追求与竞争。
四、青铜器与宗教信仰在春秋战国时期，宗教信仰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青铜器在宗教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诸如祭器、神人像等青铜器被广泛应用于农神、土地神、祖先等的祭祀活动中。
这些青铜器不仅起到了纪念祖先、祈福增祥的作用，更是将信仰融入了艺术和文化之中。
同时，宗教信仰也对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青铜器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
五、青铜器与文化传承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物质文明的需求，也保留和传承了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青铜器的制作过程需要经验丰富的工匠和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战国中晚期魏国铜器制度新考
战国中晚期魏国铜器制度新考（首发）有虞同（吉林大学古籍所）黄盛璋先生曾撰文考证了战国时期三晋铜器（不含两周）铭文所反映出的制度问题。
1根据黄文的研究，三晋铜器的铸造方面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监、主、造三级制度，“监造中央以司寇、司马、封君，地方以令，同于三晋兵器（多出司马），它国未见；主造除工师见于秦铜器外，其余它国亦不见；制造惟冶及冶客见于东周铜器。
”（第52页）客观地说，黄文的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研究三晋铜器制度奠定了基础。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以及文字释读水平的提高，学界对三晋铜器的监造制度有了新的认识，黄文的结论已有了局部修正的必要。
比如，收录了非三晋文字的“原氏扁壶”，对“襄阴鼎”的国别判断有误；所谓的“冶客”实应释读为“斪（斠），客（格）”，2与铸造制度无关（这已为下文将要介绍的“十六年邢丘令鼎盖”铭文所证实）；安邑下官锺的“十年”等文字实为韩国另刻的铭文，而所谓的“冶吏”应释为“左史”（即任府佐的史[狄]），3实际并不存在“冶吏”这一级制造者，等等。
此外，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黄文也无由考察三晋各国的铜器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新资料的发表使得考察战国中晚期三晋铜器制度的变化问题有了切实的可行性、必要性。
本文拟先考查资料较为丰富的魏国铜器及其制度，韩、赵两国待另文详述。
为行文方便，释文多用宽式；常用的资料书使用简称，文末附有“简称对照表”以便核检。
目前所见魏国有铭铜器的制造大致可分为魏都与地方政府、封君贵族两个系统。
魏国都城大梁制造的铜器有魏惠王时期的《集成》2609—2610号的“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2746号的“梁十九年亡智鼎”，4以及9707号的“安邑下官锺”等。
这一时期地方制造的铜器有《集成》2527的“三十年虒（？）令鼎”、2611的“三十五年虒（？）5令鼎”，6以及2693号“二十四年合阳鼎”，另有2577号“十七年坪阴鼎盖”可能晚至襄王时。
7魏国地方城邑铸造的铜器还有《集成》2240号“十年弗官鼎”、2308号“内黄鼎”、2242“垣上官鼎”与《新收》367“垣上官鼎”、《中日》630号“朝歌下官锺”，以及《新收》9997“二十七年宁皿”、1488“二十三年襄平鼎”等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及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及特征春秋夔凤纹鉴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
是继西周之后青铜器制作的另一个高潮。
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的发展及特征是怎样的呢？简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及特征。
春秋夔凤纹罍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
春秋夔凤纹三足盘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
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出土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出土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出土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青铜器等。
春秋夔龙兽带纹鬲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以蟠螭纹的流行为标志，山西侯马所出的陶范和旧著录中的晋公*等器物上都有细密的平面蟠螭纹。
春秋夔龙纹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器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则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
代表器物有河南新郑铜器群，安徽寿县蔡侯墓铜器群，山西浑源李峪村铜器群以及辉县山彪镇和琉璃阁，河南淅川、长治分水岭，湖北随县擂鼓墩等地出土的铜器群等。
到了战国中晚期，许多铜器都变成素面的，而且服御器、日用器大量增加。
代表器物有长沙、寿县等地出土的楚器，陕县后川出土的魏器等。
春秋莲盖夔龙纹方壶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特征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的特征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看：青铜器表面纹饰的工艺演变纹饰是青铜器表面装饰艺术，许多国宝极的青铜文物，之所以宝贵，就是源至于青铜器物表面复杂而精美的装饰纹饰;春秋鸟尊如果撇开纹饰可以说几乎大部分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都是一个水平面。
正是因为有了纹饰产生了美，产生了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因为纹饰是一个社会对自然的认识，也是社会进步过程中审美价值的取向，也是科技文化在生活中浓缩的一个侧影。
吉林省松原市多校2022-2023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卷(PDF版,含部分解析)
高一历史试卷第1页（共5页）历史试卷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班级、学校在答题卡上填写清楚。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3.考试结束后，请将答题卡交回，试卷自行保存。
满分100分，考试用时75分钟。
一、选择题（本题共25小题，每小题3分，共75分。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中国原始文化如满天星斗，多姿多彩。
下列古人类遗址与原始文化遗存，空间位置标识准确的是A．①——河姆渡文化B．②——仰韶文化C．③——北京人遗址D．④——元谋人遗址2．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已出现铜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出现了以祭坛和琮为中心的玉质礼器，北方草原则以细小的打制、压制石器为主要特色。
这从侧面反映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显著特征是A．多元一体B．源远流长C．满天星斗D．领先世界3．根据遗址功能和类型，良渚古城遗址，大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城址”，包括中心的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古水系；第二类是“外围水利系统”，包括谷口高坝、平原低坝等；第三类是分等级墓地。
据此可知，良渚文化A.初具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B.农业精耕细作的特征初显C.具有完善的组织管理能力D.孕育了繁荣的奴隶制经济4．20世纪70年代，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出土了人工铸造的黄铜片和黄铜管，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遗址出土了红铜支撑的铜环。
这反映出A．中国的冶炼技术领先于世界 B.早期国家形态已经出现高一历史试卷第2页（共5页）C.冶炼技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D.铜器冶铸技术渊源流长5．商朝时，一些宗教官员和行政官员的权力很大，如“巫”可通过占卜的方式参与王朝的决策，一些的“尹”甚至可以适当情况下将商王放逐，暂时摄政。
这表明商朝A．受原始民主遗存的影响B．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C．尚未实现权力高度集中D．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6．《左传》中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设计演变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设计演变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之一，它不仅代表着古代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水平，还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本文将探讨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设计演变，以及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一、夏商时期的青铜器设计夏商时期是中国文明历史上最早的时期之一，也是青铜器设计的起点。
夏朝的青铜器主要通过铜器制作工艺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崇拜祖先的宗法制度。
在夏朝的青铜器设计中，常见的器物有礼器、兵器和盛器等。
礼器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如鼎、觚、簋等，具有神圣和庄重的形象。
兵器则是显示统治阶级的权威和武力的象征，如戈、矛、斧等。
盛器则是用于展示宫廷和贵族的富裕和奢华，如爵、觥、敦等。
这些青铜器呈现出简洁、实用的特点，纹饰主要以神兽、人物和器物为主题，线条流畅，造型稳重。
二、周代青铜器设计的发展周代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青铜器在这个时期逐渐成为世代流传的文化象征。
周代青铜器设计更加注重装饰和细节表现，器物的用途也更加多样化。
在周代青铜器的设计中，出现了许多独特的纹饰，如纹饰图案的多样化和放大化。
这些纹饰主要表现了宗法制度下的社会等级和宗教信仰，如神兽、神人和祭祀活动的图案。
此外，青铜器的造型也开始丰富多样，如三足炉、簋和鼎等。
这些器物的形状各异，结构复杂，展现出周代人民对美的追求和审美意识。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设计革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设计充满了创新和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设计体现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剧烈变化。
随着列国割据和分裂，青铜器开始追求个性化和地方化的表达。
纹饰图案变得更加精细，有时甚至是故事性的，如战斗场面、神话传说等。
同时，青铜器的造型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鼎、觚、爵等器物，而是出现了诸如虎、羊、人物等的新颖造型。
这些青铜器在形式上大胆创新，彰显了时代的变革和人们对美的独特追求。
总结：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设计演变，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
讲座6-1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分期与类别
可编辑ppt
声音6-1-6 7
青铜器的更新期：
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工艺进入更新期，年代约为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至前 221年。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使青铜工艺原先所受到的束缚得以解 除，各诸侯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青铜铸造业的振兴，青铜艺术显露出更 新的面貌。
战国中晚期，青铜器在竭尽变化之后，终因铁器时代的到来，逐渐显露 出衰退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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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的类别：
对各种类别的青铜器加以区分，目的是为了清晰地区别青铜器的性质和 用途，便于研究其不同的器型体系。
自宋代以来，人们就不断尝试对青铜器进行分类，虽具体的分类方法很 多，但总体上说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其用途为分类标准，二是其造型特 征为分类标准。不过，因后者侧重于青铜器的形式特征，往往忽略了青 铜器之间的内在联系，容易引起一些混乱，所以现今已较少为人采用。
青铜器旧的器型在样式上已有较大改观，新的器型开始出现，器型设计 注重与实用相结合，样式更富于变化。以龙纹为主的纹饰细密繁缛，各 类交龙纹更因其多变的构图形式而风靡一时。以人类活动为题材的纹饰 也开始被采用。镶嵌、错金银、鎏金、彩绘等表面装饰新工艺的运用， 使青铜器装饰呈现全新的艺术风貌。长篇铭文逐渐减少，铭文中艺术化 的字体趋于流行。失蜡法、印模法等新的铸造工艺，使青铜器造型更为 精致奇巧。由于各诸侯国地域文化的差异，各地铸造的青铜器在器型、 纹饰、铭文等方面，皆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仍较少，使用时的组合关系尚 未形成，说明当时的青铜器正处于一个萌芽生长的阶段。
可编辑ppt声音6-1-3 4青 Nhomakorabea器的育成期：
新出战国金文考释三则
关键词 ： 商周金文资料通鉴》 战 国金文； 《 ； 考释
中图分 类号 ： ０８ Ｈ ２ 文献标 识码 ： Ａ 文章编 号 ：００２ ３ （０ １ ０ －１００ １０ －７ １ ２ １ ）４０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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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铜权首字与噩君启车节黾字形体相比较可见二者上部相同都是头部的异化形体中间腹部也相同且都多出尾部只是铜权首字的两侧像四足之形的形体较噩君启车节黾字更为简省简化程度不统一是收稿日期
西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１ ０ １年 ７月 ， ４ 第 １卷 第 ４期 ，ｕ．２ １ ， ｏ． １ Ｎ ． Ｊ１，０ １Ｖ １４ ，ｏ４
１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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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历史的瑰宝
青铜器—历史的瑰宝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
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
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
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
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
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
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
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
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
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
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铜器与铸造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铜器与铸造技术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被认为是古代铜器制作与铸造技术取得巅峰成就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铜器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早期的青铜器，而且在工艺技术和造型设计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文将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铜器与铸造技术，探索铜器的发展趋势以及当时的铸造工艺。
一、春秋战国时期铜器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技术而闻名。
与早期的青铜器相比，这些铜器数量更多，形制更为丰富多样，制作技术更加复杂精细。
不同于早期的传统青铜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更加注重个性化和艺术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元化和文化的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不仅注重功能性，同时也注重装饰性。
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包括动物纹、人物纹以及各种器物纹。
其中，动物纹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纹饰，如龙纹、鸟纹、虎纹等，这些纹饰不仅丰富了铜器的造型，还寄托了人们对于吉祥和吉利的祝福。
二、春秋战国时期铸造技术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铸造技术在青铜器制作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方面，铸造工艺得到了改进和提高，采用的铸造模具更为精细，使得铜器的表面更加光滑细腻。
另一方面，铜合金的配比也得到了优化，使得铜器的强度和耐用性得到了提升。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铸造工艺中，"失蜡法"和"熔模法"是两种被广泛应用的技术。
失蜡法是在蜡模上涂上泥浆后，陶瓷模在高温下烧成，使蜡融化并从模具中流出，再将熔化的铜水灌入模具中，待铜水冷却凝固后，取出泥浆，最后得到铜器。
熔模法是将铜芯用泥土封住，再用绵织物包裹，然后将泥土用火烧掉，铜水进入空缺的地方形成铜器。
三、春秋战国时期铜器的意义与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不仅是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品，更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这些铜器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文明程度，是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此外，由于制作铜器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铜器的制造也推动了当时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铸造技术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青铜器的特点
春秋战国青铜器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动荡时期，思想活跃不仅带来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造成了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随来看看吧!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的形制虽然是承袭西周晚期体系，但是也出现了几种新的器形。
首先出现的是盆，传世的如曾大保盆。
考古发现的有鲁故城201墓的一式盆、陕县太仆乡的日夭盆等，而在西周晚期的墓葬材料中，却没有见到有出土过这类青铜盆的明确记录。
其次是椭杯的出现，这是一种横向两侧有耳的长圆形杯，其较深的有的称其为，如蔡大师。
称为舟(即尊彝的器座)的器，实际上是一种饮器，山东曲阜鲁故城春秋早期墓中都出土有数件此种器。
一种很多见的狭颈、宽肩、深腹的平底扁壶，大约也出现在此时，大仆乡器群中就出土有这样的壶。
春秋早期的罍和，大都颈短、宽肩而器体较低与西周晚期器体偏高的有较大的区别。
春秋中期的青铜器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即具有早期到晚期过渡的特点。
盂鼎类的器盛行时，除了沿用圆底的兽蹄足或垂腹的兽蹄足常见的式样外，还出现了浅腹平盖的盂鼎。
双耳弇口的盖簋仍然继续流行使用，但是器体上的横列沟条纹有的已经不再采用了。
已经不再出现，但簠仍然在继续流行使用，器形上有所变化，在口上另外竖一道宽阔的边。
食器中敦的频繁出现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这时的敦有三小足和圈耳，盖可却置，还没有发展为上下对称的形式。
敦这种器物是之前很少见到的。
这一时期的壶类出现一种器口较宽的短颈壶，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的公铸壶、信阳平桥春秋墓的樊夫人壶等，都是这类器形。
此外，形盉也有个别的发现。
春秋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技术、艺术水平及器物的种类等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形成了第二个高峰。
鼎开始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造型和器腹的大小比例方面有所变化。
食器中的簋，传统的式样已经非常少见了，但是在诸侯的礼器中还是可以看到某些旧式的方座簋，当然在造型风格方面也需要适应于同一组合的其他器物，与旧的不全相同，典型的有蔡侯申方座簋。
【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图文资料大全.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上（春秋中期-战国）210--280
【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图文资料大全.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上（春秋中期-战国）210--280【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图文资料大全.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上（春秋中期-战国）210--盉，壶，尊，杯，乐器，兵器：春游上海杭州 73.上海博物馆 - 中国古代青铜馆 6. 更新期青铜器上（春秋中期 - 战国）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更新期青铜器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
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徵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
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
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
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的产生，使镶嵌工艺绚丽工巧。
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
1. 酒器1) 盉hé：用以温酒或调和酒水的浓淡。
盉，通说为盛酒器和盛水器。
流行于商代至战国，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调酒。
基本造型为圆腹，带盖，前有流，下设三足或四足。
商周时期，盉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档式袋足或柱形足，商代足则多做成空心。
春秋战国时，盉口变小，腹部扁圆，流往往做成弯曲的鸟头或兽头状，蹄形足较为常见，有的蹄形足做成动物形象。
许多盉还加上弯曲的提梁，并用环索连结盉盖与提梁，造型轻盈秀巧。
关于盉的用途其实也是争论不止，王国维的《说盉》：“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
”“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和之而注之于爵。
”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金文盉从禾者，乃像意兼谐声。
故如《季良父盉》，字像以手持麦秆以吸酒。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盉，调味也。
”即是用于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为调酒器，而非一般的盛酒器。
但同时考古资料表明盉又常与盘配合使用，有研究者认为应为水器。
究竟属何类抑或二者兼有，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
兽面纹龙流盉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前6世纪上半叶）此盉呈钝三角形，长流作龙形，以张开的龙口为流口；盖顶是一个盘旋而出的龙头，与流口的龙头层叠趋前，呈双龙继起的姿态。
魏国铜器铸造制度
魏国铜器铸造制度魏国铜器铸造制度根据上述检索材料与目前所见魏国有铭铜器的铸造流程，大致可将魏国有铭青铜器分为魏都铸造和地方政府或封君贵族铸造两个系统。
属于魏国都城的中央铸造系统，其最高负责人由大梁司寇或者邦司寇来担任，有左、右、上、下库之分，或者说有左、右、上、下库四个分支机构。
属于地方城邑的地方铸造系统，其负责人由县令担任，也有上、下、左、右四个库或者说上、下、左、右库四个分支机构。
一、魏国都城铜器铸造制度黄盛璋认为，铸造制度最早产生在三晋地区，与法家推行法治密切相关，其出现年代不会早于魏文侯后期。
魏国早期都城在安邑，中后期都城在大梁城。
考古发现或传世的有铭青铜器中，既有安邑铸造，也有大梁铸造的。
在对所有铭文分类检索后，发现铸造于安邑的青铜器相对较少，且不成系统。
相对来说，而铸造于大梁城的青铜器数量较多，所以就以铸造于大梁城的青铜器为例，对魏国都城铜器铸造制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铸造于魏国都城大梁城的有铭青铜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种类也比较全。
例如收录于《集成》的属于魏惠王时期的具铭青铜器，有编号为2609—2610号的两件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分藏于旅顺博物馆、上海博物馆）、2746号梁十九年亡智鼎[]等。
对这些检索资料与铭文进行分析，特别是年代比较明确的魏惠王时期的几件标准器，比如二十七年宁皿、七年邦司寇富无矛、十二年邦司寇野岪矛、十二年邦司寇赵新剑、梁库戈镦、卅三年大梁左库戈等5件器物，可以看出魏国在都城铸造的靑铜器有一套成熟的监管系统，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垄断推行的系统工程。
比如这一工作的最高领导，也就是代表国家监督实施铸造手工业的监造官是司寇、设在安邑的分支负责人为啬夫。
魏国迁都大梁城后，与此同期的地方性铸造中心也有多处。
例如《集成》收录的编号为2527号的卅年虒令雍鼎（原称卅年安令痈鼎）、2611号卅五年虒令周鼎 []、9449号虒令周盉和2693号二十四年合阳鼎等。
这些青铜器在其铭文中均有确切的铸造地记录，都是在大梁城以外的地方铸造的。
战国时期圆形铜质货币
燕“明化”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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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课件
有几种迹象值得注意：
一、除魏国的垣、共字圜钱外，其余的圆孔
圜钱均在战国末一二十年内铸行。
二、上述圜钱上的文字多为城名，多在黄
河中流以东的汾水流域，黄河以西的洛河流 域，以及黄河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恰是当年 秦和周王畿及赵、魏接触的地带，看来在这 个时候赵国已经把中山国占领。
54
整理课件
以 “化”为单位的齐、燕圜 钱
穿 单位 国 铸行时间 钱文 译
方化 孔
齐 前279年 —前254年
賹六化
賹四化 賹化
賹为单位， 化通作货，本是齐、燕刀币的
通称
燕 前226年 明四 —前221年 明化
明为燕国刀币的名称
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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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课件
以 “化”为单位的齐、燕圜 钱
战国后期，齐国铸“益化”、
57益化钱分为三等，即益化、益四化、益六化整理。课件
益六化 益四化
益六化：直径长3.5厘 米，重8.25克左右
益四化：直径3厘米， 重5.45克左右
58
整理课件
燕
“匽”、“匽化”、“一化”都是 燕国晚期所铸。
“化”本来是刀币的单位，齐刀就 铸上化字而称为“法化”。
59
整理课件
燕
三种燕币的铸行是有先后的。匽钱是由燕化 刀改的圜钱，时间很短，便铸行减重的燕化 圜钱，再进一步减重而铸行一化，所以后世 不易发现。
63
整理课件
有几种迹象值得注意：
三、上列圜钱除垣、共两种圜钱外，其余很稀少，有 的迄今还是孤品，可见距离秦国统一六国改革币制的 时间不会很长。
四、出土最多的是垣、共字两种圜钱，特别以垣字圜
钱出土居多。圜钱总的出土量很少，在战国时期的币
青铜器的发展以及演变特征
青铜器的发展以及演变特征一、起源与早期发展青铜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最初，人们使用自然铜制作简单的工具和武器。
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将铜与锡混合制成青铜，这种金属的硬度更高，更易于加工和制作更复杂的器物。
早期的青铜器多以实用为主，如刀、剑、斧等工具和武器。
二、商周时期的繁荣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技艺、造型、纹饰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青铜器成为了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也广泛应用于祭祀、宴饮、乐器等领域。
例如，著名的青铜礼器鼎、簋、尊等，不仅代表了当时铸造技术的水平，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春秋战国多元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和各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青铜器的风格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在形制上有所创新，在纹饰和工艺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
例如，吴越地区的青铜剑以其精湛的铸造技术和独特的造型风格而闻名。
四、秦汉时期的转变秦汉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铁器、陶瓷等新材料的出现，青铜器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主要以铜镜、钱币等生活用品为主，其造型和装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铜镜的镜面更加光洁，背面多有浮雕和彩绘装饰，展现了新的艺术风格。
五、技艺与装饰的变化从早期到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技艺和装饰风格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
早期的青铜器主要以朴素实用的风格为主，商周时期则注重纹饰的繁复和造型的精美。
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了以地域特色为主的多元风格，秦汉时期则更加注重实用性和生活化。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展现了人类艺术和技术的不懈追求。
六、功能与用途的多样性青铜器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具有丰富的功能和用途。
早期的青铜器主要用于制作工具和武器，商周时期则成为祭祀、宴饮、乐器等领域的重要物品。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用途更加广泛，如铜镜、钱币等生活用品的出现。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新材料的出现，青铜器的用途逐渐减少，但仍然在某些领域有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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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魏国铜器制度新考有虞同（吉林大学古籍所）黄盛璋先生曾撰文考证了战国时期三晋铜器（不含两周）铭文所反映出的制度问题。
①根据黄文的研究，三晋铜器的铸造方面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监、主、造三级制度，“监造中央以司寇、司马、封君，地方以令，同于三晋兵器（多出司马），它国未见；主造除工师见于秦铜器外，其余它国亦不见；制造惟冶及冶客见于东周铜器。
”（第52页）客观地说，黄文的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研究三晋铜器制度奠定了基础。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以及文字释读水平的提高，学界对三晋铜器的监造制度有了新的认识，黄文的结论已有了局部修正的必要。
比如，收录了非三晋文字的“原氏扁壶”，对“襄阴鼎”的国别判断有误；所谓的“冶客”实应释读为“斪（斠），客（格）”，②与铸造制度无关（这已为下文将要介绍的“十六年邢丘令鼎盖”铭文所证实）；安邑下官锺的“十年”等文字实为韩国另刻的铭文，而所谓的“冶吏”应释为“左史”（即任府佐的史[狄]），③实际并不存在“冶吏”这一级制造者，等等。
此外，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黄文也无由考察三晋各国的铜器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新资料的发表使得考察战国中晚期三晋铜器制度的变化问题有了切实的可行性、必要性。
本文拟先考查资料较为丰富的魏国铜器及其制度，韩、赵两国待另文详述。
为行文方便，释文多用宽式；常用的资料书使用简称，文末附有“简称对照表”以便核检。
目前所见魏国有铭铜器的制造大致可分为魏都与地方政府、封君贵族两个系统。
魏国都城大梁制造的铜器有魏惠王时期的《集成》2609—2610号的“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2746号的“梁十九年亡智鼎”，④以及9707号的“安邑下官锺”等。
这一时期地方制造的铜器有《集成》2527的“三十年虒（？）①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1——66页。
以下简称为“黄文”。
②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会议论文集之七，2007年，第323页。
③李学勤：《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锺》，《文物》2003年第10期，第79、80页。
④李学勤：《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古文字论集（一）》，第2、3页，《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1983年。
令鼎”、2611的“三十五年虒（？）⑤令鼎”，⑥以及2693号“二十四年合阳鼎”，另有2577号“十七年坪阴鼎盖”可能晚至襄王时。
⑦魏国地方城邑铸造的铜器还有《集成》2240号“十年弗官鼎”、2308号“内黄鼎”、2242“垣上官鼎”与《新收》367“垣上官鼎”、《中日》630号“朝歌下官锺”，以及《新收》9997“二十七年宁皿”、1488“二十三年襄平鼎”等铜器。
前五件器中的地名是置用地的可能性很大，其年代可大致推定在战国中期（详后）；后两件器从纪年数字、不记监造者等因素推断，铸造时间在魏惠王或襄王时的可能性很大。
这些资料（除去只记置用地的各器）表明，魏惠王时期铸造的铜器，国都实行的是司寇监造、啬夫主造的制度，而不记具体的制造者“冶”，地方城邑则实行“令、视事、冶”三级制（个别的只记铸造地、年代）；大约到了魏襄王时期，地方的铸造制度已改为“令、工师、视事、冶”，县令之下增加了“工师”作为主造者。
魏国封君制造的铜器有《集成》2793号“二十八年坪安君鼎”、2764号“三十二年坪安君鼎”、《新收》1818“坪安少府鼎足”以及《集成》2773号“安君鼎”、2451号“宜冢子鼎”（梁上官鼎）、2304号“长侯私官鼎”、《珍秦》“信安下官鼎”等。
据考证，长（信）侯是魏安釐王时的相邦；⑧宜应指《战国纵横家书·二六·见田仆于梁南章》的魏安釐王时贵族宜信君的封邑；⑨见于《战国策·魏策二》的（信）安君可能是魏襄王时的封君。
⑩这些器铭表明，魏襄王时封君的铜器铸造实行的是“视事、冶”的二级制（安君鼎），安釐王时期则已改为“冢子、冶”（宜冢子鼎），“冢子”取代了“视事”。
或以为“冢子这一职官战国时见于三晋。
在魏国设在地方，在韩、赵设于朝中，其共同点是所辖有冶，职责是制作⑤“虒（？）”字之释可疑，或将鼎铭“虒”地与《汉书·地理志》上党郡铜县的“上虒亭”、“下虒聚”联系在一起，也很可疑，说详另文。
⑥裘锡圭：《<武功县出土平安君鼎>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53页。
李学勤：《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第2页。
⑦吴良宝：《十七年坪阴鼎盖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5期，第6页；《战国魏“合阳鼎”新考》，《考古》2009年第7期，第62页。
⑧郭沫若：《金文余释之余》“长信侯鼎”条，《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5册，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58页。
⑨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9页。
裘锡圭：《<武功县出土平安君鼎>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53页。
⑩《魏策二》“秦招魏相信安君”章的信安君的年代，学者间的意见不一。
清代学者顾观光《国策编年》定为魏襄王八，于鬯《战国策年表》定为魏安釐王十八年。
缪文远等学者疑此章策文为拟托之作，见：《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第234页。
裘锡圭推测在魏襄王或昭王时期，见：《<武功县出土平安君鼎>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53页。
我们认为，即使策文并非依托之作，从信安君鼎实行“视事、冶”的铸造制度看，信安君为相的时间不会晚至魏安釐王时。
青铜器，包括兵器在内”。
11从现有的资料看，魏国地方政府、封君都置有“冢子”一职，有的冢子还分设左、右两个机构。
12从上举的国家与地方、封君制造铜器的铭文可以看出，在战国中期的魏惠王、襄王时期，主造者为视事（或为地方县令的属官，或为封君的属官），此后则似为工师所取代。
这在两件新公布的铜鼎铭文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新见一件私家收藏的“十六年邢丘令鼎盖”，盖的边缘刻有一行18字铭文（“工帀”、“四分”作合文形式）：“十六年，邢丘令秦、工师、冶颉铸。
客（格）（容）四分”。
13从铭文使用“”为容量单位以及“（容）”、“（铸）”字的写法来看，这件鼎盖的国别应该属于战国时期的魏国。
14《史记·秦本纪》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年）夏，攻魏，取邢丘、怀。
”由于前266年（魏安釐王十一年）邢丘最终入秦，而魏襄王时期的铜器主造者尚为“视事”，故这件鼎盖的铸造最有可能是在魏昭王十六年（前280年）。
盖铭“客（格）（容）”与属于魏安釐王时代的“三十二年坪安君鼎”15铭的用法相同，也可佐证其时代。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有一件战国有铭铜鼎（按，即《新收》994号铜鼎），传1979年山西临汾市出土。
16据介绍，鼎体呈扁球形，通高16.3厘米，铜鼎腹上壁有铭文18字（“工师”、“大夫”为合文）：“九年，承匡令□、工师赣、大夫、冶期铸。
（容）四分。
”原书认为，“从此鼎的出土地点、造型以及铭文字体风格看，为战国中晚期魏器。
”（第14页）这个说法大致无误。
“承匡”也见于明代《顾氏集古印谱》收录的战国三晋官印“承匡冢子”中，李家浩先生定之为魏物17很可能是正确的。
承匡在今河南省睢县西，战国初期当属宋国，以后即转属魏。
18鼎铭在主造者“工师”之后增加了“大夫”，从铸造制度趋于繁复这一点来推断，其铸造年代11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58、159页。
12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第324页。
13见盛世收藏网站2009年3月12日“玺印封泥”版块。
14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第42页。
“黄文”第56页。
15吴良宝：《平安君鼎国别研究评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85、86页。
1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文物精华——青铜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 年，第14页。
17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6页。
18钱林书：《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城邑及疆域考》，《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要晚于邢丘令鼎盖，应为魏安釐王九年（前268年）。
19作为地方制造的铜器，“十六年邢丘令鼎盖”、“九年承匡令鼎”实施的是“令、工师（或增加“大夫”作为主造者）、冶”三级制。
这与魏惠王时期（可能下沿至襄王时）地方制造铜器时使用的“令、视事、冶”相比已有了变化。
换句话说，可以有无“视事”作为魏国铜器断代的一个标准，有“视事”一职的铜器时代不晚于魏襄王时期，反之则不得早于魏昭王时。
按照这个标准，可对已经公布的尚未系年的部分魏国纪年铜器进行推断。
《集成》2590号“十三年20阴令鼎”使用的是“令、冢子、冶”三级制，没有“视事”这样的主造者，其时代应在魏昭王或安釐王时；2482号“二年宁冢子鼎”，铭文中有“冢子、冶”，其铸造时间应与“十三年阴令鼎”相仿佛。
这可以从两个地名的相关考证上得到佐证。
宁地在今河南省获嘉县，何时入秦史书没有记载。
《史记·魏世家》信陵君劝谏魏安釐王的话云：“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类似内容又见于《战国策·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战国纵横家书》十六“朱己谓魏王”章。
学者多定这段文字的时间在魏安釐王十五年（前262年）。
21既然此时秦国已经固有邢丘，从上引邢丘令鼎盖铭文来看，策文的时间不应晚于安釐王十六年。
《魏世家》的这段话表明，宁地在安釐王十六年时仍属魏国，这与本文据铸造制度推测“二年宁冢子鼎”为昭王或安釐王时器的意见并无矛盾。
“阴”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三十三年阴令戈”、《货系》1452号“阴”桥形布币等中。
22吴振武先生读戈铭“阴”为“濦阴”，地在今河南省沙河南岸自漯河市以东至周口市一带，戈的制造年代在魏惠王时。
23或疑读为“鄢阴”（即鄢陵以北）。
24如果将戈的年代定在魏惠王时，今沙河南岸自漯河市以东至周口市一带在惠王时尚不属魏国领土，这是该意见19两件鼎铭中的工师、大夫都是主造者，二器的铸造年代相当，不排除他们为同一个人的可能性。
20鼎铭“”字从施谢捷先生释，转引自：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第323页注释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