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秦外传

我老家那个地方,上世纪中叶,出过一个特立独行的秦姓人,方圆十里八村要算他的知名度最高,男女老少统一称呼他为“老秦”,这在当时当地是很高的礼遇了。

那时候的农村,只有对公社或县里来的没有“书记”、“副书记”、“组长”、“秘书”等官衔的国家干部才按姓氏以“老张”、“老刘”这样的官式辞令称呼,而农民之间则并不如此称呼,因为大家自觉地认为这样的称呼,作田作土的人当不起。

然而乡民对该秦姓人竟然如此慷慨大方,如此破格称呼,仅此一点,便足见此人非同寻常。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九年那时候,农村早已进入人民公社,正在搞“大跃进”,家家户户都进“公共食堂”吃饭,各家各户不能再开火了。

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老秦与人在食堂里打赌吃饭,半个钟头吃下去二十缽三两米一缽的饭。

二十缽饭,满打满算就是六斤米呀,即使炊事员蒸饭时有克扣,也总有四、五斤米吧,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把大伙吓得直伸舌头。

这件事不径而走,在当时没有广播电视等媒体传播的情况下,由人们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成了头条新闻,作了当地人很长一段时间的谈资。

按理说,肚肠宽大,吃得多,力气也大,即使不能“力拔山兮气盖世”,至少也要力大如牛么,但老秦却没有力气,是一个吃得做不得的人。

那可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啊,当时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是“苦干三年,幸福万万年”！大家都在“苦干实干加巧干,干劲冲破南天门”,不但白天干,还要经常开夜工干,有时甚至打着灯笼火把通宵夜战.。

那时候,种谷种菜只是搭头,筑水库,修马路,开渠道,挑土方,挖荒山,才是大头,简直干疯了。

你看老秦这个人,一米七上下的个头,壮壮实实,不缺胳膊不少腿,人家个子小的挑着一担担堆得高高的土奔走如飞,可他呢,只挑半担多一点的土都还跑不动。

于是,便没有人看得起他,还有人骂他五大三粗“砍烂了可以煮两锅猪潲”,于是他便挨了斗,挨了打,被罚了跪,,脸上被竹条子抽出一道道血印子。

别人挨打挨斗,有的也干劲倍增,有些人则上吊自杀,因为觉得受辱之后无脸见人,没法活了,只有老秦,一不去上吊,二不长干劲,还是老样子。

谁也记不清老秦前前后后挨斗挨打共有多少次,反正如果象那些挨了一次斗就上吊的人的死法,他即使有十条命也没了。

老秦是任你打来任你斗,也不管脸上旧血印未消,新血印又现,他总是挑半担多土,不紧不慢地走,至于吃饭吗,不嫌多,有多少吃多少。

干部说“杀他冒得血,煮他冒得汤”,骂他“死猪不怕开水烫”。

说来也怪,后来干部对老秦不再打和斗了,他的日子一下子好过了许多。

为什么呢?那时我们国家没有《刑法》,如果把基层政权这种批斗、打人、罚跪,权当一种“刑罚”,一种未经法院科处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刑罚”,那么对于老秦而言,“刑罚疲劳”了。

再到后来,搞了整风整社,食堂散了,又回复到各家各户的小日子。

依然是出集体工,只是不打人斗人了,好倒是好,但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于老秦又不好。

没有了压力,他经常懒得出工,挣的工分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养活自己,而且从生产队里称了谷子回家自己做饭吃,又要种菜,又要弄柴炭油盐,还要置办锅碗盆瓢,还要天天煮饭煮菜,多费事,多麻烦。

因此,在老秦看来,还是公共食堂好,尽管大家都反对公共食堂,而老秦却坚持认为“千好万好不如公共食堂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秦索性丢掉了锄头把,抓起了讨米棍,走村串户,吃起了“千家饭”,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大转折,当上了全公社唯一的一个叫花子,并且很是得意,自认为是选择了一种最简单，最轻松的生活。

上个世纪,“五风”煞住之后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前的那几年,农村人民公社的干部为政最廉洁,工作最认真,作风最艰苦深入,真正是一个黄金时代。

当时最是注重政治影响和集体荣誉,出了个叫花子,无疑是一个给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严重政治事件。

所以公
社党委周书记下了一道死命令,大队支部书记雷厉风行,立即派出几路人马,第二天便把老秦找了回来。

从此,老秦的柴米油盐全由大队包了,粮食管够,只是不准吃到肚皮外,不许送人不许卖,集体工嘛,出多少是多少,老秦成了全大队供养最好的一个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的“五包户”。

同时全公社消灭了叫花子,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要多优越有多优越。

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碾米机,稻谷去壳靠人力推着一种沉重土碾子完成,叫做“推谷”,是件很辛苦的力气活。

第一个月,周书记亲自来给老秦推谷,满满的一担谷子碾成米,累得他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

周书记快五十的人了,在他家里都很久不推谷了,大队干部不让他推,然而他坚持把谷推完。

老秦呢,虽然比周书记至少小十岁年纪,却能悠然自得地看着这个全公社最大的官给他推谷,尽管在场不止一个人对他怒目而视,但直到周书记把谷全部推完,他都全然没事一样。

于是这件事又成了大新闻,象插上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全公社,人们议论纷纷,有赞扬周书记的,有怪他好过了头的,有叹息的,最多的是对老秦表示切齿痛恨。

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公社书记去给老秦这样的人推谷,绝不同于今日国家官员的“作秀”,起码主要不是“作秀”,而是为了感化老秦,要他莫讨米,莫给公社抹黑。

过了一个月,大队的谷子又挑来了,左右邻居劝老秦自己推谷,不可再闹笑话了,但老秦还是走了三里路来到公社找周书记。

公社正在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几百个人坐满了一个大礼堂,周书记正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

老秦可不管他开会不开会,他站在会场入口处,扯开嗓子对着主席台大喊：“周书记,我家下个月的口粮谷又进屋了,你看哪天给我去推谷”?一下子,全场大哗,象是炸了锅,而周书记到底是周书记,只见他脸不改色,心平气和地对老秦说：“我今天要开会,明天也不得空,后天上午去给你推谷”。

会场里再次象炸了锅,其中的一些后生子干部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便大骂老秦“懒贼”、“懒叫花子”,而且还要打老秦,亏得周书记制止,老秦才在全场干部的喜笑怒骂中抱头鼠窜离开。

过后,周书记如诺再一次给老秦推了一个月的口粮谷，并且苦口婆心地对老秦进行了教育。

这以后,当地流传开一句大笑话：“全公社三万人都怕周书记一个人,周书记又怕老秦叫花子一个人”。

村里的民愤起来了,有一帮子人给老秦发了狠话：从今往后,如果老秦再敢找周书记推谷,大家宁可犯错误,也要抓老秦跪到晒谷坪上批斗他一场,不但要用竹条子打烂他的脸,还要打断他的两条腿!老秦这才怕了,从此再也不敢去找周书记了。

过了不久,周书记调走了,调到城里当局长去了。

又过了半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老秦的柴米油盐大队没办法管了,造反派责令他积极出集体工,自食其力,再也不准吃“剥削饭”。

他想进城去找周书记,听说周书记被打倒了,成了“走资派”,也就没有去了。

想起了周书记的好处,想不到这么好的官都在挨打挨斗,老秦哭了一场,哭完了,从门后头操起打狗棍,又重操旧业,“大嘴吃四方”去了。

很久以前,老秦本来也是有家有室的人,只因他喜欢睡觉,懒得做事,实在无法生活下去,老婆跟他离了婚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远嫁到五十里外的另一个公社去了。

他老婆原是很不错的女人,待到儿子长到十六岁的那一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她便让他回老秦身边来给他继承香火。

儿子也不错,听了毋亲的话便风尘仆仆地来了。

那时候,当地还没有通班车,儿子是且走且问,步行过来的,走到离老秦的村子也就是他的故乡约三里路的地方,已是薄暮时分,天色看着看着暗下来,就向路边菜园里的一位老大爷打听老秦的村子和老秦这个人。

老人家给他指了路,并且用极为鄙夷不肖的语气简单地说了老秦的行状,末了遥遥指着百丈开外的一个低头弯腰、衣着臃肿,拄着拐棍踟躅而去的人说：“那就是他,他刚刚在这村里讨了饭,走了还没多久”。

孩子已从毋亲那里知道父亲十分不济,他是一个极有志气的孩子,此番前来本来就有来吃苦的思想准备,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竟然沦落为众人不齿的叫花子!不待老人说完,孩子已经放声大哭,跪倒在满是尘土的大路上,望着那个远去的背影纳头便拜,拜完三拜,起得身来,谢过了老大爷,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大爷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一点也不怪自己多嘴,只是望着那个渐渐消失在暮色中的少年不住地叹息。

老秦讨饭,最初几年是在本乡本土讨,一般是早出晚归,与中小学生的读通学颇为相似,遇
到运气好,讨到的东西多,也有隔一天，隔两天去讨一天的。

他靠讨饭丰衣足食,过得自由自在。

至于村里的人，谁也不搭理他,谁也不把他当人看,但那又怎么样,爱理不理,他本来就没打算让别人搭理他。

他想,你们看不起我讨饭,我还看不起你们饿饭呢,你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连肚子都吃不饱,还不如我呢。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老秦讨饭到得后来,渐行渐远,不但去了外乡讨,甚至还讨到外县去了，到了一九七五年以后就再也没看到人了。

后来有人传说老秦死了,是吃得太多胀死的,死在安仁县城里。

又有人说他因为生了病,没钱治,死在永兴县的一条乡间小路旁,等等。

反正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村里人说,一九七五年过完春节老秦离家之后,多少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也没有任何音讯,只是到了后来时不时地传来一些说法不一的死讯,反正孰真孰假,谁也没有想到要去核实。

再后来,便音信全无了。

再后来,地方上年纪差不多的人次第去世了,老秦其人更是鲜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