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与孔尚任的儒家情怀_历史反思

《桃花扇》与孔尚任的儒家情怀_历史反思论文导读:：孔尚任作为圣裔，自幼饱受儒家文化浸染，在《桃花扇》的创作中，他始终以儒家的视眼来审视南明王朝覆亡的这段历史，在感伤中反思儒家的得失。

《桃花扇》不仅对朝廷中人进行了道德评判，还在下层人物身上寄予了儒家的道德理想。

论文关键词：儒家理想，道德评判，历史反思
《桃花扇》[1]是清初戏剧家孔尚任的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它与洪升的《长生殿》一起成就了清代戏曲的巅峰。

作者孔尚任经十年三易其稿，“一句一字，抉心呕成”，对这部创作投入了极大的心血。

在这部“借离合之情，发兴亡之感”的历史戏剧中，他始终以儒家的视眼来审视这段历史，在感伤中反思儒家的得失。

解读《桃花扇》，很有必要先了解孔尚任的思想取向。

一、孔尚任儒学的一生和《桃花扇》的创作动机
孔尚任和任何元杂剧、明清传奇作者的家世源流截然不同，他是被封建社会尊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自幼便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

在曲阜孔氏家学的氛围中，他受了完整的封建教育，对于“礼乐兵农之学”的研究，特别是在乐律方面“夙秉家学”，下过二十多年的考证工夫[2]，很有造诣。

因此，“衍圣公”孔毓圻曾请他为其夫人治丧，修《孔子世家谱》、《阙里新志》，并教“邹鲁弟子”以礼乐，还访求工师，造了一些礼乐祭器，并在孔庙主持了一次“释菜”大典。

由于他才华出众，有了主持大典的经验，康熙皇帝来曲阜祭孔时，孔尚任当之无愧地成为为皇帝讲经导游的最佳人选。

因为表现出色，备受
赏识而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

为此，他还写了《出山异数记》记叙了康熙“驾幸阙里”的“盛况”和自己感受到的“殊荣”。

但他毕竟出生于清顺治五年，明清的易代历史反思，被夺取的不只是一个明王朝，而是整个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它的结果远非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所能相比。

孔尚任自幼便饱读经书，不可能对此没有思想上的震动。

况且他的祖先，或是明朝的忠臣孝子或是隐居不仕的清高之士。

他的父亲孔贞璠，就“以养亲不仕，崇尚气节，解纷御侮”而为人所敬重。

他的父辈友人贾凫西、族兄孔尚则、岳丈秦光仪等人都是爱国忠明的，他们的言行对孔尚任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发表论文。

作为圣裔，遭遇异族入主中原，又恰逢康熙盛世，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与严夷夏之大防的撞击，使其思想处于一种矛盾动摇的状态中。

他的一生经历过读书闲居、入仕、罢官隐居几个阶段。

据徐振贵《孔尚任年表》记载，他曾努力争取由科举进入仕途，在31岁乡试未中后才隐居的。

34岁他还典田捐纳国子监生，而对于这一举动，他又感到内疚，认为是“倒行逆施”。

而出仕后，他的《出山异数记》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康熙的感激涕零，说“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后笔锋一转，又说“但梦寐之间，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抚松桂！石门有灵，其拒我耶？其招我耶？”对自己的入仕亦有着隐隐不安，这种思想矛盾一直伴随他终生。

但不管是入仕还是隐居，他信奉儒家思想这一点没有变。

他在淮扬治水期间写作的《湖海集》虽是“呻吟疾痛之声”，但从诗作可以看出他是儒家人士。

远寻延陵十字碑、拟拜子游之墓、纪念孔融而立书院梅花岭上、勉议重修六君子祠，
为冬至之日诸生聚讲而“卜吾道日泰”、为乐弟子瞽工徐义向其请教而欣喜，黄仙裳的序中曰“凡此，皆吾辈所共见孝思之表表者”。

这种儒家情怀，在他罢官之后依然浓烈。

在《孔颜曾孟四氏学教授升例碑记》中他写道“振文教而致太平，如操枢握纽”；在66岁写作的《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颜公墓表》中，他还是以儒家观点品评人物；而写作于69岁的《〈盟鸥草〉序》[3]，他依然是以儒家视角点评时代风气，并欣喜于儒家有继承者。

可以说，孔尚任的一生，就是儒学的一生。

但孔尚任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末世”与清代的“盛世”的交接时代。

而且清兴明亡的天翻地覆的变迁迫使人们穷流溯源，寻找答案。

孔尚任入仕后，淮扬治水和前后近十年的国子监博士让他看到了官场的黑幕，了解到百姓的疾苦，认识到理想的落空，也加深了他对现实对自小奉习的孔孟之道的思考。

明王朝为什么会一朝覆亡呢？是亡于贼？还是亡于清？其主要的历史经验是什么？为什么受上千年儒学文明维系的明代封建统治会在落后的异族文化面前土崩瓦解？儒教到底有无济世之功？儒家将走向何方？而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传奇虽小道……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历史反思，明确指出他创作此剧是有着儒家的救世的积极用意。

在《桃花扇》试一出《先声》中，孔尚任借老赞礼之口说“列位不知，从来填词名家，不著姓氏，但看他有褒有
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歌可咏，正雅颂岂无庭训？”这句话也明显告诉读者，自己出自诗礼名门，是以《春秋》笔法来编写此戏的。

为此，他尽量真实地再现历史，“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桃花扇凡例》）而“实录”性质的选择，更加强了这部戏曲“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创作主旨。

二、《桃花扇》中儒家思想的展现
1、《桃花扇》的创作主旨决定了孔尚任是借《桃花扇》反思明亡的原因，同时也对左右历史进程的朝廷中人进行道德评判。

儒家是最重视个人道德的，而是否忠贞有气节，是儒家评定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桃花扇纲领》中，孔尚任将南明朝庭中人物分为“中”、“戾”、“余”、“煞”四气，就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褒贬。

其中作为三忠之一的史可法，光明磊落，忠心耿耿，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的忠君爱国、正道直行的浩然正气，极富有感召力。

《明史·史可法传》记载他能与士卒同甘苦“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

《南明史·史可法传》中亦有相似记载“可法督师几一年，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并且“受事数月，疏凡数十上，皆中兴大计，言极痛愤”[4]，他欲力挽狂澜，始终以大局为重，对于马、阮对自己的排挤毫不介怀。

孔尚任在《誓师》、《沉江》两出中通过人物在危难关头的突出表现宣扬了此人的英雄事迹。

特别是《誓师》一出中，他为守城哭出血泪，又恳切地激励将士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段说白掷地有声，坚决刚毅，
此出尾评曰“写史公忠义激发，神气宛然；写扬兵慷慨踊跃，声响毕肖；一时飞山倒海，流电奔雷，雄畅之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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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对三忠是肯定褒扬的态度，而对于南明王朝覆亡，他在《桃花扇小识》中写道“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历史反思，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也”，将矛头直接对准马、阮。

马士英在迎立福王之时，曾表示“幸遇国家大变，正是我辈得意之秋”（《迎驾》），把国家的不幸当成个人富贵弄权的良机，弘光皇帝无非是他个人发达的用具罢了。

马士英醉心权贵，而阮大铖则是奸诈狡猾，马士英的许多罪行都是在其主使、怂恿下造成的。

《南明史·阮大铖传》中就记载迎立福王，“挟天子以令东南”是阮大铖的主意；得志后，“悉招逆案数十人，臚置选曹言路，排挤善类”；除作《蝗蝻录》、《蝇蚋录》之外，还就狂僧大悲之狱，“密与张孙振谋，更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目，统千余人，冀以前主潞议及东林、复社诸贤，一网毕之……潜纳僧袖中，嗾中官张荣将穷治其事，以兴大狱”，此事还赖马士英“不欲骤发大难”而止；在降清后，居然还大张告示，表明要“抒赤竭忠，以报兴朝”发表论文。

对于这一文人中的败类，孔尚任力加抨击，深刻地反映出这一反面人物的狠毒险诈、自私无耻。

在《桃花扇》中，他失意时极会巴结逢迎，一旦得势则兴风作浪，对仇敌是欲除之而后快。

他与马士英狼狈为奸，是南明王朝迅速灭亡的罪人。

孔尚任除了借戏剧来表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之外，更重要的是从儒家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反思。

儒家一向提倡以礼治国，由礼而生发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纲常秩序，强调社会中的人应各司其职，各安其位。

国君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因而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整个政治局面和国家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孔子讲过“一言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说“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贤者其国乱”（《荀子·议兵》）。

作为臣子，对君主对国家是负有责任的，他应当忠实地遵守礼的规定，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危而不扶，颠而不持，且将用彼相焉？”（《论语·季氏》）而儒生则应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成为社会的中流坻柱。

但历史现实又是如何呢？弘光帝福王是在《明季南略》一书中就有“朝政浊乱”一节揭露其昏庸，而选妃、玩弄雏妓、童妃案都说明他是一无德的声色皇帝，在《桃花扇纲领》中，孔尚任就将他列为“戾气”之一，通过“排戏过节”充分暴露其平庸无能和荒淫无耻。

在马、阮等人实际操纵朝政下，南明王朝迅速走向灭亡。

“三戾”如此，“三忠”又是否能挽狂澜于即倒呢？“史阁部心在明朝历史反思，左宁南心在崇祯，黄靖南心在弘光。

心不相同，故力不相协”（《劫宝》尾评），南明王朝较为雄厚的兵力，就在这些武将的严重派系矛盾和利益冲突中抵消殆尽，使得清军得以长驱直入。

其中史可法虽是履行儒家思想的典范人物，在君不君、臣不臣的南明王朝中显得格外突出，但毕竟势单力薄，处处受人掣肘，面对时势全非，他亦显得无能为力。

再来看看儒生中的代表——复社文人。

在《桃花扇》中，他们写防乱揭帖，犀利地指出阮大铖的无耻；看戏时对阮人格的指斥；丁祭时毫不留情地痛打；《闹榭》里的驱逐；表明其与阮截然不同的立场，显示出他们正义的一面。

但他们在国家存亡之秋，还以风流自许，饮酒看灯，欣赏戏曲，寻访佳丽，与阮的对立也带有很重的门户气息。

其中侯方域在《却奁》中远不如李香君有原则立场，在《赚将》中又书生意气将史可法嘱咐的监军防河的重任撂下一走了之，他们根本无力承担国家兴亡的重大历史责任。

《桃花扇题辞》中的“书生误国只空谈”可以说是击中了他们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