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与窃听风暴

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媒体恶棍：默多克
近来多次批评国内的媒体，显然有点拿鸡蛋撞石头。

为媒体辩护的人说，媒体就是主张言论自由，新闻独立，以实现舆论监督的功能。

我不想反驳他们，西方教科书以及中国模仿西方的新闻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还有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的媒体帝国创造者也是这么认为并坚信的。

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与讲英语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相媲美。

”这种模式“由普选、有限政府、法治、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等要素组成。

”简单说，这就是西方的民主体制。

在这一思想和体制下，这位西方媒体巨头在世界上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在“自由”的旗帜下，“为读者利益服务”。

他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默多克，新闻集团的老板。

但是，默多克出事了，他的媒体帝国出事了。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停刊了。

英国的各个党派都在忙不迭地与默多克撇清关系，有些撇不清的，或者焦头烂额，或者已经神奇死亡。

澳大利亚提出要对新闻集团展开质询。

美国也在对新闻集团展开司法调查。

这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但是，这个丑闻绝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只是新闻自由与个人隐私的关系，也不只是新闻报道与媒体道德的关系，也不是媒体利润与职业规范的关系。

这一丑闻的本质是：西方的民主体制有严重缺陷。

西方民主体制虽然被教科书和崇拜者们吹得神乎其神，媒体在这一民主体制中也占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默多克的新闻帝国告诉人们——西方这个民主体制培养出来的，只是一个媒体恶棍。

西历1995，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澳大利亚发表吹捧新闻集团的演讲，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基廷私下提醒布莱尔：“默多克是个很难搞定的恶棍”。

布莱尔后来雇佣的新闻官坎贝尔向布莱尔介绍默多克时说：“他是个大恶棍，而你搞定他的唯一出路就是确保他认为你也一样是个大恶棍。

”新闻集团最近丑闻的爆发，源自于《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事件”，布鲁克斯就是该报负有责任的“主编”。

几年前，布鲁克斯因殴打前夫而被拘捕，默多克依然要提拔她。

有人反对说，提拔布鲁克斯会让其他遵纪守法的员工感到不公平，默多克却说：“她本来就是恶棍”。

这就是西方民主体制下最成功的媒体帝国：老板是恶棍，能够提拔到高位的也是恶棍，与它打交道也必须把自己变成恶棍！
写到这里，想问一问最近一段时间与中国媒体打交道的官员和民众：你们是否发现自己是在同恶棍媒体打交道？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像布莱尔一样把自己变成恶棍，你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对付西方民主体制培育出来的媒体恶棍？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变成像西方一样的“民主体制”，但是，几十年来的教育基本上使得大多数媒体人都以西方民主体制为理想，甚至都以默多克以及他的事业为榜样。

我们目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媒体因为“体制原因”，还没有变成像默多克媒体帝国那样庞大的恶棍，中国的某些媒体还只是发育不良的“小恶棍”，但已经够烦人了。

找不出任何理由说默多克的媒体帝国是非法的，也不能说这个媒体恶棍是内心邪恶的产物。

默多克能够创造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每一步都是西方民主、法制社会的产物。

默多克一系列成功案例，都可以看成是“民主”的经典。

从皇室成员到达官贵人，从明星偶像到政治精英，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发动的一次次媒体攻势，都可以看成是西方“民主体制”下足以写进教科书的成功案例。

新闻集团下属的福克斯电视曾经与美国白宫对着干，也被很多人看成是西方民主的标志。

也许有人会说，默多克以《太阳报》为首的小报，低级趣味，一味追求发行量。

但是，在默多克买下《太阳报》10周年时，英国首相撒切尔给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祝贺你们的第一个10年，我相信《太阳报》在今后的岁月里，在帮助我们重建我们国家幸福上，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名利场》杂志专栏作家沃尔夫在《一个人的帝国》一书中写到：“默多克就代表着终极市场，他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终极成就。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否认这个媒体恶棍就是西方民主体制的产物？
然而，这个媒体恶棍又是怎么做的呢？《默多克传》的作者威廉-肖克罗斯评价《太阳报》时说：“这是一个产生神话和财富的地方，在这里，幻想代替现实，笑话代替新闻，谎言代替事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这里有金子。

”《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阿贝-罗森塔尔说，默多克是个“坏分子，专门报道下流、丑恶和暴力的新闻。

”
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有人宣称发现了《希特勒日记》。

此时，默多克刚收购《星期日泰晤士报》不久，他明明知道《希特勒日记》靠不住，英国研究希特勒最权威的历史学家达克爵士认为它是伪造的，但默多克说：“去他混蛋达克爵士，给我印刷！”在保守的媒体观念看来，默多克此举
是自毁声誉，而默多克认为，何必大惊小怪？
默多克长期都是中国媒体人心目中的榜样，默多克很早就想进入中国。

中国前任总理曾经接见过他，默多克下属的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默多克还曾受邀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题为《文化产业的价值》，默多克还是“凤凰卫视”的主要股东，他的“星空传媒”几乎完成了跨入中国媒体产业的一大步。

更何况，默多克还娶了一个中国媒体人做老婆。

于是我们看到——默多克关于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的理想，在很多中国媒体人那里一样存在；默多克造谣、撒谎的媒体手段，在很多中国媒体那里也同样存在。

只不过，默多克是一个在西方民主体制下获得巨大成功的“大恶棍”，而模仿默多克成功之路的某些中国媒体，目前还只是发育不良的“小恶棍”。

随着《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事件”而停刊，随着西方世界对于新闻集团“媒体恶棍”形象的深入反思，英国各政党一反一贯勾心斗角的姿态，都提出要“清洁媒体”。

那么，中国呢？我们是应该等到媒体都长成像默多克一样的“大恶棍”再来“清洁”，还是在膜拜西方民主的媒体尚为“小恶棍”时，就对其造谣、撒谎的恶习展开“清洁”活动？我不认为默多克成为“恶棍媒体”是他的个人原因，我认为，默多克半个多世纪的奋斗成果，就是西方民主体制的硕果，最终成为西方民主体制固有缺陷造成的恶果。

那么，西方民主体制在默多克之后，能否解决或者避免再现呢？
默多克与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是一部德国影片，讲述德国统一之前，前东德国家安全局一名秘密探员负责监听一男作家及其女友的故事。

该影片西历2006年发行，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

在当年的欧洲电影节上，该片获得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剧本奖。

该片还获得第79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这部影片嘲笑前东德标榜的“公开化”，实际上由秘密警察控制着、监视着民众的思想和私下
的言行：“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因此，这部影片公映后，也常常被人“借古讽今”、“项庄舞剑”地指向当今的独裁、专制政权，或者指向各种妨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国家。

必须指出的是，所有借用电影《窃听风暴》发出的明枪暗箭，它所针对的都不是西方“民主”国家，而是站在西方“民主”立场上，指向西方“民主”的敌人。

这种得意洋洋的高尚感，在默多克的“窃听事件”之后，似乎再也无人谈及。

因为，默多克证明：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与所谓专制独裁，在“窃听”这件事上，是完全一样的。

西历2005年5月，《世界新闻报》报道英国威廉王子的膝盖受伤。

这则民众不觉得异常的消息引起了英国皇室的注意：知道威廉受伤一事的人很少，《世界新闻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因而，皇室要求警方开展调查。

西历2006年4月，也就是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公映前后，《太阳报》又刊登了一条爆炸新闻：哈里王子流连脱衣舞夜总会。

此后，同属新闻集团的《世界新闻报》与《太阳报》还互相配合进行跟踪报道，目前已被停刊的《世界新闻报》居然还原了威廉王子嘲笑哈里的电话。

其实，英国警方很早就掌握了默多克手下进行“窃听”的证据。

西历2006年，英国警方在一个为《世界新闻报》工作的私家侦探那里得到一份名单，上面有大批公众人物的资料。

西历2009年，英国警方确认，《世界新闻报》非法窃听3000多名政客和名人的电话。

但是，这都没有成为默多克的灾难，为什么？因为默多克媒体的窃听，很多都是与警方合作的，或者得到警方许可、默认，甚至很多内幕消息不需要默多克媒体的窃听，英国警方会主动提供。

为什么？一是为钱，警方有偿出售内幕消息；二是警方借此与强势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既可以在平时让媒体多表扬自己，又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免得在媒体面前太被动。

这也是强势媒体成为民主化身、民主代言人后所拥有无形特权。

默多克媒体的“劣迹”早已被人知悉，例如，他们的记者可以假扮中东酋长套出某王妃对王室和内阁成员的不恭评价；记者还乔装成买情书的瑞士银行家，引戴安娜王妃的情人上钩；媒体还收买妓女，偷拍妓女和名人的鬼混。

媒体和记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其实与警方的某种办案手段
——钓鱼、卧底——有类似的处境：如何才能做到真实、客观，而且合法？记者变身事件的一部分，参与被报道事件的进程，是否会影响事件的客观性，是否也涉嫌违法？与“窃听”相比，媒体和记者上述行为的合法性更为模糊。

那么，默多克的灾难为何会在今年爆发？
今年7月4日，英国《卫报》头条报道称，《世界新闻报》在西历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干扰警方破案。

这篇报道在英国媒体、政界、警方引起巨大反响，继而带出越来越多窃听丑闻，默多克的危机也由此真正开始。

这个现象一方面是因为默多克媒体长期劣迹斑斑，终于积累到总爆发的时刻；另一方面是因为，此前人们得知默多克媒体的“窃听”似乎只针对政客和名人，民众们的好奇心、偷窥欲都由此而得到满足，这种方式似乎是“民主”的一种真实体现。

但是这一次，民众发现，默多克的媒体居然至少从西历2002年起就对普通人进行“窃听”，那么，还有多少普通人被“窃听”呢？这也是民众和民主的困惑和麻烦：如果当初陶醉“窃听”政客和名人，算是民主监督的一部分，那么，当这种陶醉落到自己头上，怎么对待？这是一个“民主”的悖论。

默多克允许他的媒体进行“窃听”，有他的理由。

默多克年轻时是左派，现在则是极端右翼。

他大力提倡信息自由，他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能够冲破“集权者”的信息封锁，从而带来自由和民主。

这的确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策动某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时，常用的招数。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默多克通过资本运作，成为媒体的垄断者，所谓“自由和民主”都在默多克的掌控之下，换句话说，他的个人垄断决定了“自由和民主”的内容。

默多克曾经说：“作为老板，最终对报纸的成败负责的就是我一个人”，“我大老远从澳大利亚来这里，不是为了不干涉。

你要么接受，要么走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新闻官坎贝尔这样描述新闻集团的内部会议：“默多克的总编辑们都会按照大老板的旨意办事。

……全场气氛似乎凝固了，所有这些成年的男主编还有几位女主编，他们都全神贯注地聆听老板说的每个字，生怕弄拧了某个词的意思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
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载体，是西方民主体制的重要部分，但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却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这正是西方民主体制的天生缺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资本决定了所有权，
也决定了“言论自由”被一个枷锁困住了，这个枷锁就是商业利益。

从民主的角度说，媒体应该开放、公正、兼听则明。

但是，所有权和利益的需求使得媒体只能听命于一人，或者只听命于利润的需要。

如果这种局面恰恰又带来了大量的利润，那么，所有的资本都成为媒体垄断支持者。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默多克的急速扩张，他的媒体帝国的资金链差点断裂。

最终在100多家银行的支持下，默多克挺了过来，并焕发第二次“青春”，资本的力量使得默多克成为战无不胜的。

资本之所以愿意帮助默多克，无非是因为默多克的方式能够带来利润。

这是一个悖论：在民主体制中，默多克的“窃听”等方式，符合民主监督的要求；这种“民主监督”也符合民众的偷窥欲，甚至成为民众的娱乐和欢乐源泉，因而能带来利润；然而，实施这一“民主监督”的，只是一个私人帝国的专制；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的垄断，又使得私人帝国的独裁专制成为可能，并且天经地义。

前东德集权制度下的“窃听”，与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窃听”有什么区别吗？西方民主制度合法地导致独裁专制，自由成为自由的枷锁，默多克又给了我们一个实例。

这是西方民主体制中资本的地位所决定的。

当资本是自由的，它必然导致独裁。

在普通商业领域的独裁，还可以看成是垄断寡头之间的少数人民主。

而在媒体领域的垄断，则导致民意被一个人或少数资本家操纵，民主成为资本的玩偶。

由此，连政权也需看媒体老板的脸色，而不是看民意的走向，因为，民意是被垄断媒体操纵的。

要破除这个民主的悖论，只有限制资本的自由才能做到。

但是，限制资本自由就是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资本主义自己能做到吗？因此，默多克新闻集团“窃听事件”的爆发，最终的结果可能只是默多克暂时收敛一点，或者默多克一蹶不振。

然而，只要资本的自由不受限制，媒体领域的商业目的不改变，未来还会有各种默多克出现。

默多克还是全球化的拥护者，这当然是因为全球化有利于他的媒体帝国扩散到全世界。

但它会带来另一个巨大的民主难题：当一个国家的民主或民意，被一个外国人垄断的媒体控制的时候，他们还能是真正的民主和民意吗？这里我想指出一个细节。

美国政府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默多克要进军美国媒体时，美国政府给他设置了国籍上的障碍，默多克不得不入了美国国籍。

虽然美国政府此举并没能避免默多克在美国内部垄断媒体、操纵舆论，但至少避免了被外国势力操纵
“民主”。

这样一个美国事例，能否让某些中国人明白：中国的“民主和民意”也至少应该尽力避免被外国资本控制和操纵？我并不一概反对学美国，那么，这一点学会了吗？
默多克的数字化生存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进入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800家企业，超过一半的英语地区民众都是他的读者和观众。

默多克的媒体帝国是空前的。

他的卫星电视已进入五大洲的数字电视市场，在英国、意大利、中东以及亚洲广大地区居于垄断地位。

他掌握着100多家报纸，既包括充斥“性”与隐私的各类小报，也包括享有声誉的《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

在美国，他拥有20世纪福克斯娱乐集团、福克斯电视网。

有线电视频道方面，快速发展的福克斯新闻网的观众人数已超过老牌的CNN，没有哪一家媒体集团像今天的新闻集团一样，可以集电视内容供应商和传播通路于一身。

数字，既是技术，也是胜负的标志。

尼葛洛庞帝写了《数字化生存》一书，成为20世纪的圣经，默多克成为“数字化生存”的佼佼者。

他不仅把他的媒体帝国从传统领域扩展数字领域，而且还打破了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成为一个庞大的、多功能的媒体集团。

默多克的成功也就是数字的成功。

当《太阳报》在小小的英国发行到几百万份时，任何指责它“低俗”的言论，都敌不过它无可撼动的发行数字。

这是一种数字的成功，一种数字化的胜利，它的性质与商品的覆盖率，与选票的得票率完全一致。

默多克的确掌握了商品经济与“民主制度”中成功的精髓——把数字变大！
默多克认为：“全球化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政府的权力转移给全球的消费者。

正是这些消费者，决定了我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且必不可少的是，决定我们的努力得到了什么价格。

”这话与政客们拉选票没什么区别，但落实到“新闻”上，就会有些特别的技巧。

奔驰、宝马之类豪华商品，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普及率最高的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之类的大众产品。

把它与默多克的“新闻产品”、“新闻消费”作类比，那么，伊拉克战争之类的新闻，可以看成是奔驰、宝马之类的“豪华新闻”。

商品社会知道大多数人不可能拥有奔驰“豪车”，但它用了
一个变通的招数，配上比基尼美女！于是，看豪车的人也就很多了，财产关系上未必拥有，眼睛拥有也可以。

而眼睛拥有的也未必都是“豪车”，更多可能只是与豪车关系不大的“美女”，但它可以决定你现在的欲望。

事实上，默多克的“豪华新闻”性质也差不多。

例如，读者未必了解伊拉克战争的真相，也未必想了解，但是，把对方描绘成专制独裁，把自己描绘成自由民主，就是与“豪华新闻”搭配的“新闻比基尼”，读者们看看“新闻比基尼”，就以为自己真的看懂了“豪华新闻”。

在新闻的大众消费方面，默多克也有他的“新闻麦当劳”，“新闻可口可乐”，这就是以《太阳报》为代表的低俗、色情、八卦。

它与“豪华新闻”相配的“新闻比基尼”一致。

只不过，在与“豪华新闻”相配时，它只需要你看看“新闻比基尼”的表面；而在与“大众快餐新闻”相配时，它恨不得抛开法律、把比基尼撕下、扔掉，让你看得痛快。

数字就是目的，商品叫“市场占有率”，新闻叫“发行量”、“收视率”，民主体制叫“得票率”、“民意”。

拥有市场与拥有发行量与拥有民意，本质上完全一样。

当“比基尼”能撩拨你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在乎麦当劳、可口可乐违背自然的这一垃圾食品对健康的伤害？但是，它在民主体制中，在以数量取胜的体制中胜利了。

高雅的、真正的价值，永远只能是少数，默多克的媒体给大众提供的，要么是价值的赝品，要么就是直指生理层面的肤浅真理，数量化的民主必定粗鄙、低俗。

尽管西方社会也有人批评他，但是，谁能阻挡它在民主体制里“数字化生存”的脚步？马斯洛将人的欲望分为五个层次，它们呈金字塔形。

在金字塔底部的是人们的生理欲望，层次最低，基数最大。

在金字塔顶部是“道德”、“创造力”等自我实现的欲望。

默多克的数字化民主就是针对马斯洛金字塔最底部的生理欲望的“新闻消费”，虽然它粗鄙、低俗，但它毫无疑问是西方民主体制的本质：数量为上。

当人们说，数字胜利就是金钱胜利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说媒体对利益、利润的追求，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个问题上，默多克的成就还在于：当他迎合了大众的生理需求，获得了利润的回报，它同时也实现了大众生理层面上对“新闻比基尼”的消费垄断。

它类似于麦当劳使大众只能吃垃圾食品，其他健康食品的占有率被挤压；可口可乐使大众只能喝这个毫无营养的糖水，茶叶这样对人更有益的健康食品也难以推广。

默多克的新闻消费垄断，其本质也一样。

消费欲望是被制造和被垄
断的，新闻真相也是被制造和被垄断的。

戴安娜的系列绯闻给《太阳报》带来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收入，但是真相呢？至今还在云里雾里。

甚至，如果没有媒体制造的“新闻比基尼”，戴安娜会惨死吗？
然而，如果我们把媒体的数字胜利只看成是利润，那就又狭隘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就是政治，政治就是金钱；金钱能决定政治，政治也能决定金钱。

数字至上就是金钱至上。

因此，掌握数字胜利的“民意”，既是直接的金钱，也是政治。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决定跟随美国向伊拉克动武之前有过一段犹豫。

媒体披露，在布莱尔做出决定前10天，他与默多克有3次通话，默多克在电话中承诺全力支持布莱尔。

这不是窃听的结果，而是西历2007年布莱尔下台后，公布首相记录的结果。

于是我们看到，默多克通过满足大众的生理欲望而获得新闻垄断，便由此获得制造、影响“民意”的能力，由此成为民主体制中的决定性力量，由此影响一个国家的政策，由此获得更大的赚钱空间。

不管对西方民主体制的理解有怎样的差异，很多人始终相信民主是美好的，种种弊端只是运用得不好，或者民众素质不高。

这是一种“民主的天真”。

英国是否西方民主的典型？英国人是否经常作为高素质的代表？《太阳报》是否低俗媒体的典型？为何在民主高素质的英国，低俗的《太阳报》会有如此巨大的发行量？民主与国民高素质之类的论断只是想象。

马斯洛的理论没错，不管是否是民主体制，最低层次的生理欲望是最庞大的欲望群，谁能满足低层次的生理欲望，谁就能成为民主数字化生存的优胜者。

因此，民主一定低俗，民主一定粗鄙，民主一定是芙蓉姐姐、罗玉凤的天下，民主一定是肤浅的“学术比基尼”、“理论丁字裤”的天下。

默多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西方社会对默多克感到难办，是因为默多克绝不是民主体制的癣疥之患，而是民主体制的心腹之患，是西方民主体制真正的“体制问题”。

默多克说：莎士比亚写作也是为了卖钱。

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就这样把一切都变成可以用金钱数字衡量的单一标准，而且，这个标准还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他们居然称之为——民主！无数膜拜它的人，除了因为膜拜金钱，还能有其他理由认为它高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