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曲儿唱河湟——记青海省老文化工作者师守成

与师守成先生相识，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

当时我供职于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他在原青海省文化厅文化处，工作上和日常生活中的交集算来也有30余载。

一晃，我退休数年，师先生也年届耄耋了。

从刊物约稿到采访酝酿写作本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强烈的挫折感：疫情期间，想采访他总也碰不了面，只能零零星星在电话、微信上沟通。

好在师先生文笔功夫颇强，且写得一手隽秀小字，后来给我提供了不少书面资料，得益很大。

师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青海西宁人，但他偶尔也会风趣地说自己应该是南方人，当年祖上拜大明朱元璋皇帝所赐，不远千里从南京珠玑巷迁徙至西陲小城，故老底子曾经还是六朝皇都的居民。

这与许多老西宁人的口头传言是相吻合的，一些史料与省内专家的考证也证明了这一点，譬如说《金瓶梅》或者是明话本的许多方言用词，至今仍存活在西宁人的口头上。

我几乎没听到师先生讲过普通话，一口地道的西宁官话与黑边眼镜下始终沉静安详的脸庞，可称标配，这是我对他整体形象的固定印象。

间或用西宁话说是“点儿麻西的”，我也有几次与师先生闲坐，看到过他“一杯青稞穿心过，两朵红晕上脸来”，捋
袖伸拳，猜枚行令，微醺酣态的生动模样。

虽然是多年相熟，但其实我对他了解是不深的。

只知道师先生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他在原青海省文化厅行政部门时，参与组织实施过省内许多重要文化活动，我也曾与他合作过几次，具体操办过青海省民族地方文化项目、文艺节目，还多次调研青海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状况，为原青海省文化厅乃至省委省政府规划推进青海文化文艺事业建设提供有效决策依据。

师先生退休后，
情系曲儿唱河湟
——记青海省老文化工作者师守成
府
之
师守成先生近照
QUNWEN TIANDI
创作了不少有青海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采访交流后，我重新认识了师先生。

我深切感受到，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与他的成长经历关系紧密。

有的人起点高，如果再加上有方向和不断努力，他的成就肯定会高于一般人，这有许多案例。

更多的人则天赋及后天条件平平，或生涯坎坷，有人在艰辛中逐渐沉沦，但也有一些人在拼搏奋进中崛起，成就自己的一番多彩人生。

师先生当属这一类人。

从职业经历讲，师守成先生曾担任过原青海省文化厅文化处处长，原青海省群众艺术馆馆长，青海省江河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社会职务担任过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理事，青海省曲艺杂技家协会顾问，青海省群众文化学会理事，青海“花儿”研究会理事，聘任为青海省和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原青海省文化厅社会文化专家组成员；文化学术职务担任过《青海广播电视报》编校，《江河源文化研究》（青海省江河源文化研究会会刊）《青海花儿大典》《青海文化艺术志》副主编，《青海花儿词典》编委、编校，《青海省文化馆志》编辑、撰稿人，《青海花儿论文集》《青海汉族民间小调》《青海获奖曲艺作品集》《花儿大通》《驼湾清清文艺作品集》《民和县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讨会文集》《筑梦50年》（大型画册）《陈云峰文集》编辑，《西宁风俗礼仪志》《庆祝建党百年优秀曲艺作品集》编修等；创作的剧本或参与编剧的作品有西宁市艺术剧院公演的歌舞剧《彩虹飞落的地方》，原省戏剧艺术剧院公演的“花儿”风情歌舞剧 《六月六》，省演艺集团平弦剧团公演的“花儿”风情歌舞《阿哥的白牡丹》，省演艺集团歌舞团公演的舞剧《中国·撒拉尔》，平弦小戏《一
串铜铃铛》剧本发表在《群文天地》杂志；创作发表或公开演唱的歌词作品有《高原美》《高原小江南》《奔向明天》《今宵月更圆》《远航的中华》《人和大海》等；创作的“花儿”作品有组歌《江河源头吼少年》《生态文明大建设》《反腐利剑斩凶顽》《放歌老爷山》等；创作的地方曲艺作品有青海道情《亲人尕布龙》、龙头琴弹唱《救火少年小索南》、河州贤孝《总书记视察到青海》、青海平弦《夏都好风光》《春满河湟》、影子腔《两个百年大目标》、快板《五月高原喜事多》《文化惠民欢乐来》、配乐诗朗诵《悲壮的救援》《生命的守护神》、表演唱《70年西宁变了样》《南北山上彩云飘》《民歌颂盛世》等；写作发表的文艺评论文章有《青海民间节日的特征》《哲理花儿的教化功能》《近距离视野中的“花儿王”》《青海地方曲艺的发展走向》《青海村落文化浅析》《回首花儿烂漫时》等；还为青海省第一届郁金香节开幕式、青海省第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青海省第一届和第四届民族运动会开幕式、青海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青海省庆祝香港回归大会开幕式、青海省第一届到第六届民间网络春晚等省市县（区）及企业的大型社会文化活动、重要晚会撰写解说词、主持词数十篇。

以上作品中，有的荣获过“群星奖”，有几个作品分别荣获相应届次青海省人民政府文艺创作奖。

这样的成果对许多人来讲值得钦羡，对师守成先生本人则叫做来之不易！
艰辛成长经历 波折求学过程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938年，师守成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中。

父亲稍有文化，
母亲目不识丁。

他是家中老小，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

之前，他父亲中年丧偶，并无子嗣，于是续弦同样是中年失夫的母亲。

这时父亲已年届五十，陆续出生的四个子女，让他父亲的精力体力再难以承受繁重的田间劳作，就凭借自己识文断字，可以写写算算而做点小生意，同时自耕一部分土地，将另外田亩出租。

后来，出租的土地也流失了。

由于家境窘迫，几个子女幼时都没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但父亲坚持送他们读了几年私塾。

师先生比较幸运，新中国成立后有了上学的机会。

虽然已超龄，但借助私塾学到的文化，小学阶段连跳两级追平了同龄学友。

1953年刚入初一，不满60岁的母亲因病去世，他尝到了失恃之痛。

所幸在父亲含辛茹苦和兄姐任劳任怨支持下，他紧咬牙关完成了中学学业。

1959年高中毕业后，他有幸考入西宁铁道学院建筑系。

不料一个学期后，80多岁的老父亲因病辞世，这对他又是突如其来无以言表的打击。

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迫于生计，也自知不能再给已成家立业的兄姐增加负担，经过痛苦思索，他含泪走出校门，决然选择了辍学求职之路，这也是一条艰难求生之路！
几番就职际遇 实践增长才能
1960年初，原青海电影制片厂招工。

他偶然得知这一信息，抱着侥幸心理前去投考，心想哪怕是给个勤杂工饭碗也是万幸的。

凭借先前的经历，他很快被录用为见习编辑。

这对他来讲真是不敢奢望的岗位，自然十分珍惜，因而在工作上发挥出了无愧于自己良知的勤奋和努力。

1962年初，领导指派他采访当时省内负有盛名的牧业红旗单位——海北州门源县苏吉滩公社，要拍一部宣传纪录
片。

后来编辑部又派摄影师孙绍文、作曲家张亚民到苏吉滩完成构思拍摄和背景音乐编辑，指导他改定了解说词。

当年下半年，这部名为 《苏吉滩草原上》的纪录片与观众见面了。

这是他在制片厂参与的第一部却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收获的喜悦还未散去，厄运又一次降临了。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原青海电影制片厂被迫下马，一批1958年后入厂的年轻职工一律遣返回乡，他自然难以幸免。

接连的打击，把年轻生命中仅有的一点生存希望都击得粉碎，他甚至产生了轻生念头。

回家之后，步入人生低谷的他又一头栽进社会最底层寻求生存之路。

1963年到1964年，他先后当过代课老师，拉过架子车，在建筑工地上当过苦力，干过搬运工……以维持基本的温饱。

在贫困处境里，他只有在书本中寻求一点精神慰藉。

劳动之余，他通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

有文学精品的滋养，他才不至颓废沉沦。

后来回想，虽然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煎熬，确也不失为一轮身心锤炼。

在他后来的许多作品中，不时出现社会底层群体形象和文白自然、生动鲜活的语言，无不得益于这一段苦难经历。

往事更让他理解了名言“苦难是一种财富”极富哲理。

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来临。

1962年秋，经人介绍，一位来自农村的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

她也是由于当年家庭困境初中毕业后就辍了学。

相似的经历让他们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

没有丝毫浪漫和繁文缛节，他们很快组成了一个再也简陋不过的家庭，开始了长达60多年风雨同舟的人生之旅。

这就是上苍对苦命人的眷顾吧！
幸运又一次来临。

1964年，囯民经济开始复苏，形势好转。

他迎来了第二次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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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内蒙古自治区经验，青海省各自治州开始组建乌兰牧骑式文化工作队。

其时得到了已在原省文教厅任职的强作舟同志的关心，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去牧区工作并可大力推荐给厅人事处，思虑之后，他要求到最近的海南州去，以便照顾留在西宁的妻儿。

1964年冬，他在原海南州文卫局参加工作，开始筹建州文化工作队。

文工队成立后，由他担任教员兼管理人员。

幸运第三次来临。

1965年，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专为青海省已建起文工队的海南和玉树两州开办了三年学制的乌兰牧骑队员培训班。

他作为带队干部，又一次走进校园。

更加幸运的是，学院给他这个大龄干部学员也注册了学籍。

在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他主修扬琴专业，副课有三弦、手风琴演奏。

几位老师被他虔诚的求学精神所打动，常常给他“上小课”，帮他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1967年，受社会环境影响，他未能完成三年学业，中央民族学院只给他发了结业证书（在后来的工资改革中人事部门据此认定为大专学历），他的大学梦又一次彻底破碎，被迫返回海南州文化工作队，直到1973年调离海南州。

他在文工队6年多的主要工作就是奉命创编一些配合时政需要的小节目，为舞蹈基本功形体训练弹钢琴伴奏，刻印曲谱及其他资料，为新学员辅导乐理知识和练琴。

其间曾参与了大型舞剧《草原银河》的创作和为该剧伴奏扬琴，在样板戏演出中担任月琴伴奏等。

6年的工作经历，让海南州文工团成为他从事艺术活动重要的初始驿站。

他一直不间断地坚持自修和创作演出实践，贪婪地吸收着藏民族艺术资源养分和语言艺术精华，这些潜移默化的积存，大多成为日后若干作品的重要素材。

后来每当他在作品中采用这些精粹而小获成功时，就会感念当时海南州这块艺术沃土给予的丰厚馈赠。

1973年，因为个人年龄、家庭等原因离开曾经培育他多年的海南州，调到省卫生防疫站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主业是卫生科普宣传，参与编辑半月刊《青海卫生宣传》和图片拍摄制作展览。

进入20世纪80年代，体制内事业单位开始酝酿专业职称评定，作为卫生业务的外行，他敏锐感到生存危机又一次迫近。

尽管已逐渐适应卫生宣传工作并被认可，但毕竟在职称评定上弱势明显。

防疫站领导体谅他的心情，同意他回归文艺单位。

1983年，他调到了原青海省群众艺术馆。

这是个虽不出名但藏龙卧虎的单位，有许多当时知名的老艺术家。

他先是在馆刊《青海群众艺术》当了数月责任编辑，栏目文章经常需要请教辅导部的这些老师指导修改把关。

他在编务中获益受惠最多的老师有时任副馆长、民俗民谣专家刘文泰，青海平弦专家马兆禄，著名曲艺演唱家马本源，“花儿王”朱仲禄，秦腔艺术家孙耀先，音乐家刘毓岑等。

1983年，中共青海省委原书记、青海省人民政府原省长黄静波组织“招贤引才”宣讲团去北京，同时在京举办宣传青海大型展览。

这时原青海省展览办公室已并入原省群艺馆，省委宣传部便将办展任务交给原省群艺馆承办。

师守成被抽调承担全部展板解说文字撰稿，并随团进京作展览接待服务工作。

这是他到馆以后承担分量最重的文稿任务。

从京回来不久，1984年他被调到原省文化厅群众文化处，这应该是组织上对他综合能力的肯定吧。

到1995年底，他在原省文化厅文化处工作了整整11年，其间经历和参与了省内及全国许多重要的文化项目与活动：
如1984年，全省民间社火改革现场观摩会；1985年，全省6个民族自治州群众文化工作情况大调研；1986年，全省第一届群众文化学会理论研讨会，编辑出版《群众文化论文集》；同年，在湟中县召开全省文化户经验交流会，组织观摩湟中农民画专业户、社火道具制作经营户文化产品，青海省文化产业初现雏形；1987年，全省首届“花儿杯”“花儿”歌手大奖赛及获奖歌手海东地区巡演，邀请“花儿王”朱仲禄担任总艺术指导，影响很大，进一步推进了青海民间“花儿”演唱活动，推出了马俊、吕晓明、马雅、徐国英、王存福等“花儿”新秀；1989年，民间表演节目《丰收龙鼓》代表青海省参加第三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汇演，并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焰火晚会演出；1990年，组织土族、撒拉族各3名女选手，参加由原文化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全国民族之花展演”，分别获得金花、银花、宝石花奖，集中向外界展示了青海两个特有少数民族的风情文化；同年冬，原省文化厅、省民委和塔尔寺管委会联合举办酥油花进京
展览，大型酥油花组雕《文成公主进藏》在北京黄寺完成制作并在民族文化宫展出，一时轰动无比；1995年，省民委、原省体委、原省文化厅联合举办全省首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原省文化厅文化处负责大型开幕式及广场舞蹈《奔向明天》的排练演出，由他作词、王建忠作曲的歌曲《奔向明天》被采用为会歌；同年，举办了首届日月山之夏艺术节；1995年底，经组织调配，他复回原省群艺馆担任馆长，到1997年结束37年职业生涯退休。

多年后，再说起这些大型文化活动，师先生仍如数家珍，充满回味和情感。

他说，参与了省内外多项次大型户外文艺活动后，眼界开阔了，思路丰富了，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

他感觉到是青海的山山水水，是青海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是青海得天独厚的高原风情和自然风貌，是青海淳朴鲜活的民俗民风，带给他艺术上的营养和灵感，让他在艰辛的成长过程中，在漫长的就职过程中，逐渐成熟，逐渐自信，逐渐饱满，逐渐超脱！也为他退休以后继续发挥余热，深入民间探宝觅珍，挖掘开发青海曲艺资源，创作更多好作品打下深厚基础。

桑榆非晚再厉 曲坛又建新功
退休后，师先生从艺创作范围大大拓宽。

其实从根上讲，他还是和青海曲艺的结缘最深。

所以，离开工作岗位以后，他广交曲坛朋友，被青海省曲艺杂技家协会聘为顾问，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余热。

他常常回忆过去，说好多曲艺与幼时家长的启蒙和影响密不可分。

他父亲虽是农民，
但粗通文墨，是青海地方曲艺的爱好者。

闲
20世纪90年代初师守成先生在玉树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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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时常常行走于民间曲艺圈子以曲会友，尤喜演唱青海道情。

家中除了有道情伴奏乐器渔鼓和简板外，还购置了几件民族乐器，如竹笛、堂鼓、碰铃、小镲及两排码条小扬琴等，由此他少小就有机会把玩，以致后来还能充当一个打击乐手。

自儿童时期起就有条件接触乐器演奏并乐此不疲，在当时那是不多有的优越条件了。

记得有一年春节，父亲带他去见街坊掌管表演的“社火头”，安排他扮演《狮子滚绣球》中的“小狮”一角。

这是一个喜庆气氛强烈的节目，彩头十足，演出后东道主发给三个扮演小狮的孩子每人一份赏钱。

孩提时代获得的第一份奖赏，竟成为他日后追逐民间艺术尤其是曲艺的强大诱因。

童年时家庭和社会环境以及铭刻心头的记忆经历，使他对青海民间民俗文化始终充满浓厚兴趣，也是他后来选择学术取向的基础。

尽管后来的路上有过多次波折，但人生轨迹始终没有离开过文艺这个大范畴。

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他人生中最艰辛的岁月。

为了生存，他走进社会最底层劳苦群体中，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

但在社会中他结识了许多身处逆境却乐观豁达的民间艺人。

他们之中有曲艺唱家，有“花儿”歌手，有教师……那时对于他这个刚有工作又惨遭失业的年轻人，给予了天涯沦落、同病相怜的友情和关照。

劳动之余，常常听他们演唱幽怨哀婉的民间小调，风趣幽默的“倒江水”，高亢悠远的“花儿”以及明快爽朗的越弦或典雅舒缓的平弦，这些唱段于他内心是莫大的慰藉，使身处厄运中的他重新振作起来。

在得知他曾经有原省电影制片厂编辑那段短暂文艺生涯后，他们更是给予他“江湖知己”般的热情赠予。

他从民间艺人口中记录了大量“花儿”唱词、民间小调、社火曲目、平弦、越弦、下弦曲牌唱段以及民间方言、歇后语、谚语等词汇，这些为以后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素材资源，后来文艺作品中大量引用的民间语言词句，均来自于这段苦难岁月的艺术积累，至今仍然是他常常感怀的精神财富，也可说是因苦得甜。

由于乡土情结和民间艺术的熏陶以及打小对青海本土文化持有的浓厚兴趣与感情，退休后，他有了厚积薄发的创作欲望。

有了充足时间去追求精神目标，便自然而然重操幼学，自觉融入了耳熟能详的曲艺圈子。

退休后的文艺创作，思想上也摆脱了工作时形成的许多程序性制约，创作环境更加宽松。

进入21世纪，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也为一大批热爱传统文化的老同志提供了一方展示能量的园地。

这样的大背景和机遇激发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索中创作，作为青海本地人，他认识到过去自己对地方曲艺和民间音乐还只是停留在喜爱层面上，并无太多深入的实操和研究。

退休融入民间艺人群体后，发现了这个领域博大精深、资源丰厚，有着积淀恒久的民众基础，遂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与参与热情，决心在有生之年尽快弥补这块缺憾。

所以这些年除了从各曲艺典籍获取相关知识外，他更多是求教于非遗文化资源里各曲种的传承人、艺人，从他们的演唱实践中获取鲜活灵动的感性体验。

他虚心求教的虔诚态度为曲艺界新朋老友们所接受，他们不厌其烦地解疑释惑，示范引导，他惜时如金，海绵吸水般求教求知，以更大的勇气和精力投入曲艺创作实践当中。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之后，他应邀为“花儿”歌手马俊写了一段“河州贤孝”《总书记
视察到青海》。

这个曲目配上马俊表演姿态和语言风格上的魅力，可以说达到了绝佳演出效果并广受好评。

在全省道德模范主题宣传活动中，省曲艺家协会邀集专业人员组织创作一批曲艺作品。

他选择了尕布龙和救火少年小索南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

他过去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尕布龙生前有过多次交往，对尕布龙的公仆形象和人格魅力充满敬仰并留有很深印象，对写好尕布龙的人物形象大有信心。

至于小索南，他曾亲自到海晏县实地采访过本人和其父母，对这个藏族少年也有了立体感性的理解，加之他曾长期在牧区的生活经历，对写好这个故事充满激情。

经过反复琢磨，他决定采用青海道情形式写尕布龙，用藏族龙头琴弹唱形式写小索南。

此后，青海道情《亲人尕布龙》和龙头琴弹唱《救火少年小索南》分别由西宁市文化馆曲艺研习社和黄南州民族歌舞团排练演出，效果很好。

从创作角度看，在塑造现代道德模范尕布龙和小索南时，他没有使用一句豪言壮语或慷慨激昂的说教，通篇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俗语家常话，观众感受到的是模范人物亲切生动的人格魅力而非高大全可远观不可近慕的空洞形象。

这可能也是师守成曲艺音乐作品能为群众接受喜爱的重要原因。

除地方曲艺外，他还涉猎多种艺术体裁，在歌词、民间小调、“花儿”、歌舞剧等门类均发表过作品。

部分作品还产生了令他“聊以自慰”的反响，获得了国家级或省级文艺奖项，在相当层面平台上演出、发表。

师先生写作歌词绝大部分取材于青海。

一是他的人生经历基本上没离开过青海；二是他总认为自己的社会角色不具备更广阔的视野，不足以驾驭诸如社会时政类型的重大题材。

其实这样的选择反而使他能平静地在
芸芸众生的日常时光中捕捉亮色和知音。

故而，艺术上坚持平民化表达，传递百姓心声，始终成为他文艺创作的初心和一以贯之的风格。

他写过的一些歌词和“花儿”唱词，有些是应曲作者之约，有些是应舞蹈编导之请，有些是应“花儿”歌手之托，还有些是应民间文艺团队之邀。

有一部分歌曲多年来能够在广场歌咏队中经常传唱。

其中《高原小江南》《这里是吉祥的地方》荣获原文化部第九届、第十三届“群星奖”金奖和优秀奖。

退休后，他还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倾注在“花儿”研究和创作上。

凭借早年与朱仲禄先生一起共事结下的艺缘和人脉，青海的“花儿”群体热情地欢迎和接纳了他。

从1997年退休到2007年朱仲禄先生辞世，10年中他们有过多次艺术交流和友好切磋。

他退休后第一次尝试创作的大型“花儿”风情歌舞剧《彩虹飞落的地方》，就曾多次得到朱仲禄先生的指导帮助。

该剧由西宁市艺术剧院公演后颇受好评。

“花儿”风情歌舞《六月六》，作为是年青海省文化旅游节闭幕式压轴节目，颇受观众关注。

该剧系应原省戏剧艺术剧院之约，由师守成创作脚本，焦福才导演，施观林、郭兴智作曲。

师先生说导演和音乐的二度创作弥补了剧本的很多缺陷。

其实他们都是省内实力派艺术家，作品是三方联袂的结晶。

老骥伏枥，前行不已。

此后，他又为省演艺集团创作了“花儿”风情歌舞《阿哥的白牡丹》。

从退休至今，他参与撰稿、编辑、审定的“花儿”理论研究、曲集词荟、文章汇丛近10部。

其中体量较大的有《青海花儿大典》（主编吉狄马加、赵宗福，副主编师守成、李锦辉、陈浩）；《青海花儿艺术志》（主编滕晓天、执行主编李泰年，副主编井石、师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