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颜乐处”

论“孔颜乐处”
作者：王春华于联凯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1年第02期
摘要“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是宋代理学家热衷探讨的问题。

理学家们的回答，主要有德性之乐、知性之乐和本体之乐。

本文认为，孔颜之乐，一为学道、守道与弘道而乐，二为君子之乐及与“小人”同乐，三乃与天地鬼神和谐之乐，而三者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

孔颜之高尚处在于，不沉浸于物质享用的安乐之中，而是努力追求道之实现，使自己的作为与天道运行融而为一，从而达到千古不朽的境界。

关键词乐，道，君子，和谐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4-0051-06
“孔、颜乐处”，最早由周敦颐提出。

这里“孔”指孔子，“颜”指颜回，“乐处”就是指乐观地处世、生活，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周敦颐曾多次要求二程等弟子探讨“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后来，二程、朱熹等亦向其门人问此问题。

理学家们对此，作出了德性之乐、知性之乐、本体之乐等解释。

本文拟在其基础上，对此问题再作较深入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为学道、守道与弘道而乐
所谓“道”，包括《诗》《书》、礼、乐、射、御，以及正确的思想主张等，基本上属于知识及信仰的范畴。

学道之乐，即学习、探索和践履新知识所带来的愉悦快乐。

宋儒的“知性之乐”即指此。

二程认为：“须是知得了，方能乐得。

”“思虑有得，中心悦豫。

”“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就是所谓“乐处”的内涵之一，即追求认知快乐和理智快乐。

溯诸《论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孔、颜学道之乐的情形：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学道之乐。

这种因学习而乐的精神，贯穿于孔、颜终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这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和“从心所欲，不踰矩”，都体现出成功的自豪与快乐。

另如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子曰：“汝奚不日‘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里所说的“乐”，自然不只是学习、探索之乐，但毫无疑问，学
习、探索之乐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而学道之乐在孔子看来，甚至可以大于生死。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

而与他人相比，孔子又以自己好学而自豪。

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好学，是达到成仁成圣的境界所不可缺少的。

孔子的好学，正是建立在这一正确的认识基础之上。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这里孔子虽然提出“生而知之”，但他自己则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说明他还是把学放在第一位。

正因为他的好学带有一定的自觉性，所以他的学道、探索之乐也皆非偶然得之，而是经过付出之后的一种切切实实的快乐。

学道有一个由浅入深、反复探索，始能见其奥藏的过程。

《韩诗外传》记子夏、颜回、孔子讨论学习心得之事曰：
子夏读《书》已毕，夫子问曰：“尔亦可言于《书》矣?”子夏对曰：“《书》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

弟子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

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咏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

《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棲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书》已矣。

然子以见其表，未见其里。

”颜渊曰：“其表已见，其里又何有哉?”孔子曰“窥其门，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

丘尝悉心尽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

不能见其里，盍夫谓精微者也?”
在这里孔子揭示了一个学习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普遍问题，即学习必须悉心尽志，力求深入其中，登堂入室；如果刚到门前就满足了，那是不能真正掌握一门知识的。

孔子因为能登堂入室，得其奥藏，所以能获得了他人不能有的快乐。

颜回更以好学著称，孔子曾多次专门赞扬他。

如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正因为好学，所以颜回深明学道之乐。

他自称“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正是这一情况的说明。

所以二程谓：“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

”可见，颜回所乐为孔子之道。

守道与弘道之乐，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1当身处逆境而又遭遇物质生活的窘迫时，仍能坚持弘道，并以之为乐
孔、颜之时，儒家学说不但没有受到忙于争霸的各国诸侯的欢迎与重视，反而遭到他们的排斥与打击。

正如荀子所说：“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劫，迫于暴国而无所辟之。

”而孔子又有浓厚的人世情结，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颜回对孔子亦步亦趋，故他们四处碰壁，有时吃饭也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保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即是否能守道、弘道，就是对他们人生的严峻考验。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乐在其中，言贫贱中自有乐也。

又，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这就是说君子在常境、变境皆能处贫乐道。

所以孔子明确主张乐道。

“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守道、弘道，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尽力，所以虽遭受挫折，亦深感愉悦，以之为乐。

颜回亦深怀守道、弘道之乐。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这里的“乐”，何晏、皇侃以及清儒黄式三皆以为指“乐道”，戴望认为是“乐先王之道”。

黄怀信先生认为“乐指乐观情绪”。

古人的见解虽不无道理，但仔细揣摩孔子的原意，这里的“乐”显然就是与“忧”相对立的乐观情绪。

不改其乐观情绪，正是所谓乐处。

何以不改其乐观情绪?因为其正沉浸于守道、弘道之乐之中。

孔子曾谓颜回：“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食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

回不愿仕。

”(《庄子》一书，前人谓其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重言即耆老之言，是老年人的口碑，包含了一定的历史事实，故《庄子》所言与《论语》中关于颜回箪食瓢饮的记载相联系，还是值得参考的。

寓言则是先有其理而假托某事言之，故其事虽不可信，而其理亦可据而分析。

)这里说得十分清楚：颜回虽贫困，却因坚持学习夫子之道而自乐，这就是守道、弘道之乐。

2遭仓促之难，如厄于陈、蔡之时，孔、颜仍坚守其道，做到“弦歌鼓舞，临难不失其德”
《吕氏春秋·慎人》载：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

宰予备矣，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

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盍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

孔子僦然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

召，吾语之。

”子路与子贡入。

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

”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

今丘也拘(《庄子·让王》作“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

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

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

子贡日：‘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

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

”
可见，孔子认为所守之道如果是正确的，那就不是“穷”(穷途末路)，就要勇敢地面对危难，充满信心，乐观前进。

而孔子所抱守的“仁义之道”，正是一种自认为能够救治时弊的正确之道，所以当遇到危难，他认为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是得其所哉，是有生之幸，象岁寒而显松柏后凋一样。

正因为孔子具有这样的理念，所以才使他面临危难时能够弦歌鼓舞，自得其乐。

颜回对孔子之乐可谓是心领神会。

厄于陈、蔡，诸弟子对孔子一片抱怨之声，唯独颜回能够完全理解并倾力支持孔子。

当时，子路、子贡等对夫子之道已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
(孔子)乃召子路而问焉……子路愠，作色而对曰：“君子无所困。

意者夫子未仁与，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与，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闻诸夫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

’今夫子积德之久矣，奚居之穷也?”
子路对夫子之道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后，是牢骚满腹。

子贡对夫子之道的怀疑，则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子路出，召子贡。

告如子路，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
很明显，子贡的意思是要孔子不要再固执己见，而是要把标准稍作降低，以适应时世的要求。

在今天看来，这种要求未必没有道理，但它无疑是在对夫子之道怀疑的基础上形成的。

坚信夫子之道的，只有颜回：
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

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

”
可见，在颜回看来，夫子之道之所以天下不能推行，不在于道本身有什么问题，而在于道太高深，天下的人理解不了，所以不能接受采用；为政者不能采用，正说明他们的低劣，是他们的耻辱，这对孔子有什么损失呢?正是这种“不容”，彰显了夫子之道的高深和“君子”的高大。

这种认识说明，颜回对夫子之道具有无比的忠贞、坚定和由衷地佩服。

对道的这种理解，也就使颜回有了真正的快乐。

当然作为两千余年前的颜回，他的认识还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制约。

首先，现代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认为：人的思想主张，特别是一些具有完整系统而又影响较大的思想主张，一般来讲都是多层面多维度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若干远离真理、远离现实的侧面，夫子之道当然也是这样。

其次，任何思想主张都要受到某种社会性的制约，社会功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衡量其价值的尺度之一。

这种思想如果脱离社会的需求(或过时，或超前)，它就不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而取得实际效果。

因此，颜回的“不容何病”之论，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见解；而子贡的“盍少贬焉”之论，倒不失为一种重视实际的意见。

二、君子之乐及与“小人”同乐
与学道、守道、弘道相联系，孔、颜之乐又可称之为君子之乐，也就是做君子成仁人的尊严之乐。

“仁”的基本意义是爱人。

孔子首先以道德为尺度把人划分为“君子”和“小人”，然后站
在君子的立场上讨论一切问题。

划分的标准首先是“义”和“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这里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是摄礼归义的精髓。

礼依于义而成立，“义”是“礼”之所以为礼之本，“礼”是“义”的呈现。

总之，孔子认为君子就是义以为质，以义为上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君子行仁道也可以视为行义。

“义”就是行其所当行，是合乎大道之行，也是守道、弘道时所表现出的合乎客观时势需要的行为与精神，或日守道、弘道的个人操守，简称之为“道德”。

因此，君子立身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具有这种道德，若具有了这种道德，自然就会形成应有的尊严与自豪，产生心理愉悦，这就是君子之乐。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不忧、不惑、不惧，自然有快乐在其中。

君子所忧、惑、惧的是成人与成道。

君子之忧、惑、惧，是对仁道实现与否以及君子成就与否的深度关切。

同时，孔子又把君子理解为具有仁、智、勇这三种品德之人，这比之于常人，自然要高深得多。

因而，君子之乐很自然地又包含浓重的尊严与自豪。

这就是二程、朱熹所说的德性之乐。

君子的形象，在孔子的心目中是很高大的。

在孔子看来，君子就是他所见到的道德典范形象。

他说：“文，莫吾犹人也。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这当然是自谦之辞。

他又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为自己不能见到圣人，若能见有君子也就不错了，可见君子在孔子的心目中的地位。

而颜回，就是一位君子。

他在孔门四科十贤中，列德行科第一，孔子多次称之为“君子”，如孔子以“知者若何，仁者若何”提问子路、子贡、颜回时，三人作了不同的回答，孔子称赞颜回“可谓明君子矣”。

为君子且能明智，这个评价已经不低。

有时甚至还称其有“圣人”之德。

如颜回问于孔子：“渊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

亦且可乎?”孔子对此大为赞赏：“若回者，其至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
与孔子同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对颜回的德行亦大加称赞，认为颜回对孔子本人的道德修养有所助益。

如晏子曰：“故臣闻仲尼……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

”这说明孔子在道德修养方面，也要接受颜回等人的帮助，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问题。

又，鲁孟献子曾出使晋国，晋韩宣子为炫耀富有而设盛宴款待。

宣子曰：“子之家孰与我家富?”献子曰：“吾家甚贫，唯有二士日颜回、兹无灵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协。

唯此二者耳。

”由此可见，颜回在时人心目中地位之高。

从现存的一些文献来看，颜回在道德修养方面确有比孔子更为闪光之处。

在交友方面，子曰：“毋友不如己者。

”此语常被父母作为告诫子女之言。

但颜回却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

”这是对《诗》所云“人而无良，我以为兄”和《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比之孔子的“毋友不如己者”，更能促进社会和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颜回以自己高尚的道德人格占据了人类道德的制高点，这自然给他带来了愉悦与自豪，颜回之乐是一种道德高尚之乐。

讨论至此，对君子之乐的理解还不能算是已经全面，因为君子德性之乐，还包括与“小人”的和谐相处之乐，因此也具有与民同乐的性质。

众所周知，孔子又以社会地位之标杆将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小人”专指下层社会稼穑劳作的庶民。

孔子并未忘记尽力做到与这种“小人”的和谐相处。

首先，他关注身边的“小人”，如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这里的“人”自然是管马厩的“小人”，孔子的询问，体现了他对“小人”的关怀。

其次，他对关心民庶的执政者总是予以肯定，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郑子产的惠民，说明君子能与“小人”和谐相处，故孔子赞之为有“君子之道”。

此亦表现了孔子重民爱民的思想。

最后，孔子并非完全漠视“小人”之利。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此与“小人”的切身利益相关。

又如孔子称赞周武王“所重：民、食、丧、祭”，提出施政应尊王言，其中之一就是“惠而不费”，也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主张利民。

对于民利的关注，无疑拉近了他与“小人”的距离，他的君子之乐，其中已经具有了与“小人”同乐的成分。

颜回的祖父及父亲虽为鲁国卿士，但实际上他终生生活于民间，又未曾出仕，故比之孔子，他与庶民的关系更为密切。

颜回的政治理想是：“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显然，颜回在这里描绘的是让庶民安居乐业的德治图景。

孔子称此为不伤民，不害民，不繁词。

可见颜回思想含有浓厚的重民爱民及与民同乐的成分。

表现颜回关注民生，能与民同乐的，还有他预知东野毕马失并由此论政一事。

据《孔子家语》《荀子》等记载，东野毕善御马，颜回观后说：“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必佚。

”鲁定公质疑此种预见，但三天后，完全证实了颜回的预见。

鲁定公急忙请教原因，颜回由马失而论政：“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

“不穷其民”，即不过分役使盘剥人民。

颜回提出这一执政理念的根源，就在于他的重民爱民，以及与民同乐的思想。

总之，孔、颜的“君子之乐”包含了与庶民的和谐之乐，因而具有“与民同乐”的内涵。

三、与天地鬼神的和谐之乐
以上所说的君子之乐及与民和谐之乐，主要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把握孔、颜乐处的内涵。

此外，我们还应从人与宇宙关系的视角去讨论孔、颜乐处的内涵，这就是与天地鬼神的和谐之乐。

“天”在孔子的思想中有多层含义：(一)指自然之天，如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此句冯友兰认为并非指自然之天，而是讲天的无为而治，参
见《中国哲学史》第四章之“二”)。

(二)指有意志的最高神灵。

孔子作为殷商贵族的后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天命论的影响，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灵，如“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天，孔子都主张与之和谐相处。

孔、颜与天地鬼神的和谐之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顺天而作，与天地合其序
《论语·子罕》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对此朱熹认为：“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

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

”又引程子曰：“此道体也。

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

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

”显而易见，在这里程、朱认为孔子因流水的奔流不息想到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因而感觉到了天地万物的永恒运行，人亦应该自强不息，珍惜光阴，顺天而作，与天地的和谐。

《论语·述而》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对此皇侃《义疏》引孙绰曰：“圣人德合于天地，用契于四时，不自昏于圣明，不独曜于幽夜。

颜齐其度，故动止无违，所以影附日月，绝尘于游场也。

”这就是说，孔子的德行合于天地、四时；颜回能“齐其度”，所以行、藏皆与孔子一致。

所谓“行、藏”，在这里指人世出世。

而实际上，人世出世主要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人们应采取顺应的态度，这也就是古代所说的顺天而作，与天地合其序。

2欣赏自然，与天地融为一体
这是与天地和谐的另一种形式。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乐”，一般理解为“喜爱”。

实际上“乐水”、“乐山”，就是见水而乐、见山而乐。

这显然就是欣赏山川自然之美。

能够欣赏，必然与之和谐，那么也就必然与之融而为一，进而与天地融为一体。

《尚书大传·略说》曾分析君子乐山乐水的原因。

在孔子看来：“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生财用而无私为焉，四方皆伐焉，每无私予焉。

出云风以通乎天地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此仁者所以乐山者也。

”这里说明两方面的原因：山川水泽生育万物，供人无私采用，可谓有仁者胸怀，故孔子乐之；山川可出云风以通乎天地(宇宙)之间，使人领略与天地合其序的快乐。

这个分析可使人们正确理解“仁者乐山，知者乐水”。

《论语·先进》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记载孔子弟子谈论理想之事，曾皙的志愿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说明孔子赞同曾点的理想：在暖风吹拂的暮春之时，与几个友人和朝气蓬勃的少年，在沂水尽情游泳，在舞雩台下无拘无束地作狂放姿态，然后歌咏而归。

这表现了孔子希望在一个优美的环境中让人的本性尽情流露并与自然之美融合为一的心态。

“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即指孔、颜这种与天地融而为一之乐，也就是二程所言的本体之乐。

3尊天、敬天、畏天
如上所言，孔子在天、天命等问题上，受殷商天命论的影响，因而有着浓厚的宗教观念，他对作为上帝的天持有敬畏的态度。

如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里虽然说的是尧，但也表现了孔子对天的尊敬。

又，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这同样也说明孔子对天的敬畏。

尊天、敬畏天，与前面提到的“顺天地而作，与天地合其序”的思想是一致的，尊、敬，是顺与合的基础；同时也必须看到，对天的尊和敬畏，无疑是一种传统的宗教意识。

在此种氛围中，只要上天不施罚于人间，也算是有了一种有限度的安乐。

4为鬼神留出独立空间，与鬼神共存共乐
宇宙三界，神、人、鬼共存的观念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时已经形成。

孔子对鬼神，持怀疑态度：“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这样，就给鬼神一个独立存在的空间，使人与鬼神共处宇宙之中。

平时孔子关心的是人事，故“不语怪、力、乱、神”。

这样，既避免了与鬼神的矛盾，也便那些借鬼神闹事者失去了借口，进而达到人与天地鬼神的和谐，从而得到某种快乐。

四、以一定物质条件为前提
宋儒提出“孔、颜乐处”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教育人们学习孔、颜，在艰苦的环境中能坚持操守，守道，弘道，做道德高尚的君子，故特别重视“德性之乐”；另一方面，他们面对宋统治阶层腐朽、士林品行堕落的现实，力图把“孔、颜乐处”与“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结合起来，以挽救道德颓势，所以在讨论孔、颜乐处时有意绝口不提物质享用一事。

而实际上，孔、颜亦重视一定的物质享用，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的。

孔、颜的高尚之处在于，他们不沉浸于物质享乐之中，而在于追求道的实现。

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物质生活菲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之所以能如此，这除了他心存大道、德行高尚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毕竟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作保证。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食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

”显而易见，颜回有一定的田产，才使之有“食粥、丝麻”的享用，进而始有“鼓琴”“学道”的快乐。

近来有学者指出，这一段是庄子自况，指的并不是颜回；其实，没有这一条资料，仍然可以判定颜回是具有一定家产的。

因为如果结合春秋末期鲁国的历史环境考察，当时一般庶人都有一定的田产，颜回也不应该例外。

其次，从《论语》的有关资料看，他居陋巷，箪食瓢饮，死时有棺无椁，这一方面表明了他确实比较贫穷，另一方面则说明他虽未有华屋高堂，但也不是无栖身之所；虽未能列鼎而食，但也非食不果腹。

可见，他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的。

如果像伯夷、叔齐那样，虽然不食周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