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颉刚的“民族”观

论顾颉刚的“民族”观
作者：吴银玲兰善兴
来源：《三峡论坛》2019年第01期
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的第九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主张：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国家危亡之际不应再有民族之分。

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费孝通的质疑。

同年4月9日，费孝通即给顾颉刚去函讨论“民族”问题。

尔后，顾颉刚就费孝通的来信分别写了两封回信[1]，从而在一时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近些年来研究这一讨论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从中华民族的“一体”与“多元”出发，将顾颉刚和费孝通置于两个从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阵营之中。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比较丰富，学者们容易全面把握费孝通的民族观。

但顾颉刚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其专业领域是中国上古史，他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和思想则多散见在他的古史论述和一些讲演稿、报告当中。

因此，若要弄明白当时这场争论的实质所在，以及顾颉刚对“民族”所持的观念，有必要拿着“疑古”的态度看待那场争论。

一、学术与政治——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始末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1939年2月13日，但顾颉刚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并不起于此。

早在1923年，顾颉刚作《答刘胡两先生书》，便基本上确定了上古商、周、秦诸“民族”的地理位置，并特别指出要“打破民族处于一元的观念”[2]202。

此时，顾颉刚多是依据古史文献，抱着“疑古”的态度，论述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虽尚未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但已经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融合过程。

1939年，顾颉刚之所以作《中华民族是一个》，首先受到了傅斯年的影响，其次则基于他在1937及1938年间在西北诸省的考察，最后则有着时事、政治方面的原因。

1935年，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提出“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

这不是偶然，是当然。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

[3]125他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看作是“现在的事实”，并且以政治的统一为标准，将中华民族的统一上溯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后又经过“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的政治力量的控制，在实际上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局面。

根据顾颉刚日记，他是在1939年2月7日动笔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

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

”[4]197《中华民族是一个》开篇所抄录的信便是顾颉刚在2月6日收到的傅斯年的来信。

顾颉刚在写给费孝通的两封回信时，也与傅斯年商量了[5]。

关于“民族”问题，顾颉刚和傅斯年两人的观点在1935年左右便已基本一致。

而这一致并不完全是学术上的一致，更多的是政治意见上的一致，它直接源自社会时事和国家形势。

傅斯年作《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针对的是在平津一带掀起的“自治运动”。

顾颉刚作《中华民族是一个》针对的则是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以及内蒙盟旗德王要求实行高度自治的现实形势。

1934年，顾颉刚在杭州之江大学等校演讲，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内蒙高度自治的。

他明确反对德王在内蒙实行自治，认为“这样的自治实际等于独立”[6]39，并在那时就已经反感于“五族共和”这一说法。

1937年，顾颉刚又作《中华民族的团结》，他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6]49。

1938年，顾颉刚在甘肃学院讲演时，指出“全中国的人民，血统上早经几次的大混合，而成为一个种族了”[6]77。

因此，当顾颉刚收到傅斯年的来信责怪自己所编的《益世报·边疆（周刊）》“足以启分裂之祸”时，他自然依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并号召知识分子谨慎使用“民族”一词，以免给有意分裂的居心叵测之人以口实。

而顾颉刚也承认：“我个人耕作的园地一向在高文典册之中，为什么这几年中要轶出原定的范围而注意到边疆问题，讨论这现实社会？讨论这‘民族’名词？这不是我的贪多务得，冒失从事，也不是我的突发奇想，见异思迁，而完全处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6]109。

近年来梳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的学者们大多关注到了费孝通在1993年对这一讨论的回顾，即《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而早在1944年，顾颉刚对这一讨论就有过简单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