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疏通循环中实现平衡增长

在疏通循环中实现平衡增长
作者：程碧波
来源：《开放导报》2021年第02期
[摘要] 经济机体的过分紧张，来自于经济循环的堵塞，而这种堵塞又来自于投资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失衡，来自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应当以科学的“双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根据人们的工作时间、在途时间、消费时间、休息时间和区域均衡的国家安全要求，研究最有益于人们创造力的紧张程度，由此研判张弛有度的经济增长率，并根据此经济增长率确定合适的投资率和消费率，通过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财产性收入、提供资金的收益、货币税以及经济租金等方法，实现相应的收入分配结构，疏通循环，平衡增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词] 双循环需求侧管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02-0031-08
[作者简介] 程碧波，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主任，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金融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加强需求侧管理相关工作，要求我们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需求侧管理的新内涵、新特点，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服务需求侧管理。

一、经济循环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
需求侧管理必须以“双循环”为基础。

更严格来说，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循环管理。

因为在经济学上来说，需求既包括投资需求也包括消费需求。

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是什么关系？彼此能相互独立吗？假如投资需求独立于消费需求，就会出现盲目投资以短时间内拉动经济，但是最终必然血本无归的结果，因为任何投资都必须转化为最终消费，才能使得其价值得到实现。

在不考虑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关系的情况下，需求侧管理就会成为一种短期管理，以消耗掉当期供给的物资为目的。

而这些消耗掉的物资能产生什么新的产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何种有价值的需求，则往往并不在调控考虑范围之内。

只有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纳入循环管理的视野，才可能真正理清宏观经济脉络。

“双循环”的提出是革命性的，它标志着中国经济理论的特色更加明晰，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可能有“双循环”。

国内大循环意味着消费、投资、生产和流通过程主要在国内完成，国际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通过世界市场，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国际大循环（程恩富，2021）。

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总体上要使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成为一个纵向通畅、横向协调、纵横匹配的立体结构：纵向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横向上，各产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建立起分工有序、彼此支撑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联系（鲁保林、王朝科，2021）。

而当前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既有宏观经济理论，其以趋于无限大国际市场下的小国经济为基础，极少考虑有限国际市场下大国经济的价值链及内部市场的形成，难以指导中国经济。

当代经济学必须建立起消费、生产和收入三大环节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集微观、中观、宏观于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周学，2014）。

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分析，需要对连接微观行为、交互模式，以及在真实世界经济体中观察到的宏观管制的复杂反馈回路，进行系统性探索（隆云滔、李洪濤、王国成，2018）。

我国是位居世界首位的工业大国，具备良好成熟的生产基础，已成功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近年来工业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7%，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我国目前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品产出大国，钢铁、原煤、水泥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多年占据世界最大份额，远超其他单个国家，中国在工业增速、门类数量和成品产量上，都保持着强劲的领先优势，
发展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中心，不仅要稳固世界生产中心地位，还要成为世界消费中心。

中国有着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的超大规模市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有“世界的大工厂”（供给侧）和“世界的大市场”（需求侧），又从“国际大循环”迈向“国内大循环”，这些都是由中国具备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巨大支付能力所决定的。

我国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和消费群体优势，内需潜力显现，实际消费规模逐年攀高。

“十三五”期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3.2万亿元增长到41.2万亿元，紧随美国之后。

其他国家的消费市场规模还不到我国的40%。

消费已经连续六年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出口和投资，成为助推经济上行的第一主力。

但是，就循环的标准来说，我国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严峻的。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8.7%降为2019年的1.5%，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50.9%上升到2019年的55.4%，投资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40.4%上升到2019年的
43.1%。

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占比从2007年的26.9%上升到2019年的30.4%，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从2007年的9.5%下降到2019年的8.4%，政府消费占比从2007年的14.6%上升到2019年的16.6%。

从上述数据看，这12年中净出口率下降的7.2个百分点，分给了消费率4.5个百分点，分给了投资率2.7个百分点。

而分给消费率的4.5个百分点中，又分给了城镇居民消费3.5个百分点，分给了政府消费2个百分点，并从农村居民消费这里转移出来了1.1个百分点。

从世界水平来看，美、日、英、澳等国，其消费率一般稳定地保持在75%～85%的区间水平，俄罗斯、韩国等国家也保持在65%以上（表1）。

程碧波（2007）计算得出：若是中国稳定以不变价8%的速度增长，物价水平保持在2%左右，在国民收入中，投资率应为31.5%，消费率应为68.5%。

就算我们对投资率再放宽松些，中国要稳定以8%的速度增长，且保持企业的合理利润率，则其投资率不应高过35%，消费率不应低于65%。

如果不变价增长速度降低到4%，则其投资率应降到25%，消费率应升至75%。

如果对投资率再放宽松些，则投资率至多不应高于30%，消费率至少不应低于70%。

换言之，经济增长速度越低，若要循环畅通，则投资率应越低，消费率应越高;反之经济增长速度越高，若要循环畅通，则投资率应越高，消费率应越低。

在希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时，提高投资率是很自然的选择，但问题是客观上能达到何种经济增长速度。

假如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8%，那么当经济增长速度为4%时，提高投资率是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

但假如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是4%，则提高投资率的后果是使得消费不足、循环堵塞、企业大批亏损，最终经济增长速度连4%都达不到。

所以投资率、消费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关系。

从计算的结果来看，即使假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8%，2019年中国的消费率55.4%仍然比合理的消费率65%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假如中国经济增长率为4%，则2019年中国的消费率55.4%比合理的消费率70%低了将近15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巨大鸿沟。

从循环的角度来看，由于投资率仍在不断提高，因此从2007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循环的阻塞性不是缩小而是在继续增大。

虽然从2007年到2019年的消费率也有所提高，但这个提高的部分是来自于净出口的降低而不是来自投资的转移。

再从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比例在2007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内下降了1.1个百分点。

所以我国经济循环当前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必须采取大动作来启动国内大循环，否则经济将不堪重负。

2020年中国疫情控制得较好，国内经济活动正常有序，经济保持了正增长。

但受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低迷，多国经济出现衰退，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亦有所减少，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上年下降3.9%。

2020年前三季度消费数据不理想，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273324亿元，同比下降7.2%。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网”显示，2016年破产审查案件数据为零，破产案件为2868件;2017年破产审查案件为29件，破产案件为2985件;2018年破产审查案件559件，破产案件9433件;2019年破产审查案件1437件，破产案件18986件;2020年破产审查案件2582件，破产案件44626件;2021年截至3月份，破产审查案件501件，破产案件12639件。

可见，近年来中国企业破产倒闭的速度惊人。

依据202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9年全国破产重整成功的企业仅482家，占全年破产案件的比例为2.5%。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经济在疫情中有所恢复、经济正增长而麻痹大意。

中国经济战车已经不堪重负，经济循环不是小打小闹调整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调整达到GDP10～15个百分点，才可能实现循环畅通。

二、经济循环下调整投资与
消费比率的工具箱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消费率的大幅提升？增强一次分配是有效手段。

但这里的一次分配主要是指提高员工劳动报酬（含利润分享）。

合理地提高员工劳动报酬，既增加消费能力，又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这是最值得研究的激励办法。

一次分配中也包括资本利得等财产性收入。

但是财产性收入与收入人的既有财产总量呈正相关关系。

财产性收入的平均化是贫富差距相对平均的结果，同时，财产性收入也可能是扩大贫富差距的原因。

扩大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过分则有可能带来消极后果。

提高消费率的传统手段是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力度如果过大，会导致工作努力者的积极性受挫。

政府可以考虑对消费一端增加低息乃至部分无偿的资金供给，同时提高资本一端的资金成本，例如提高央行再贴现利率，增加财政收入，以部分弥补消费一端的政府资金补贴。

但在开放经济的假设下，资本可能到国外进行低成本融资，再到中国换成人民币，并在中国进行投资以获得高收益，此时将可能对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

假如经常项目的贸易顺畅，并且国内外的运输成本、过关成本可以忽略，那么外币的汇率主要取决于外国的物价水平，因为可以使用外币购买外国货物到中国投资。

但是如果经常项目的贸易并不顺畅，例如存在较高的运输成本、过关成本，则外汇的汇率将面临贬值压力，其贬值的幅度上限为以其兑换的人民币可在中国国内采购同样商品的价值。

如果出现结构性物价不均衡，即若外国很难提供中国需要的物品，则外汇的贬值幅度、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将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中国高利率的收入可以超过国外的商品运到中国的价格（以人民币计价）与中国本土商品价格之差，则国外资金流入中国进行投资就是合算的。

此时较低成本的国外资金就会对政府提高资本一端成本的努力形成打压态势，中国政府对消费一端的补贴资金供给，就会流入国外资本手中。

防止这种情况大规模出现的办法，是对外汇与人民币的兑换征收汇税，以提高外币的资金成本，削掉国内外的资金利率差，同时也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

这样，增加消费一端的补贴资金供给，同时增加资本一端的资金成本，可以有效地调整消费比例，同时解决财政失衡问题。

另一提供消费资金的渠道来源于经济增长和物价的适度膨胀，此即货币税。

随着经济增长和物价的适度膨胀，央行需要供应的基础货币量也會增长。

研判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最低基础货币量，将此最低基础货币量作为中央政府的事实收入，这部分收入亦可用于供给消费补贴。

但是必须注意，实际基础货币量与最低基础货币量之差，则必须要有足够的储备，以防止通货膨胀。

因此不宜将实际基础货币量估计过高，导致储备不足，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增大消费比例的办法则是通过国有经营，获得的利润来反哺消费。

这种国有经营的特点应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其收入与人们的财产高度相关，即高收入者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多，低收入者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少。

它本质上起着贫富差距的赋税调节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官山海”就是此类，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通常，如果缺乏垄断性，这种国有经营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它的本质仍是赋税，是以商业经营的方式来行二次分配之实。

就目前来说，各种形式的租金收入是比较好的切入点。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财产性收入、通过提高资本成本来弥补的消费端资金补贴、货币税、“官山海”类国有经营，是消费资金供给的重要手段，它首先保证消费购买力的来源。

在有了消费购买力来源后，才谈得上如何激发人们的合理消费意愿。

在希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时，提高投资率是很自然的选择，但问题是客观上能达到何种经济增长速度。

假如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8%，那么当经济增长速度为4%时，提高投资率是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

但假如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是4%，则提高投资率的后果是使得消费不足、循环堵塞、企业大批亏损，最终经济增長速度连4%都达不到。

所以投资率、消费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关系。

从计算的结果来看，即使假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8%，2019年中国的消费率55.4%仍然比合理的消费率65%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假如中国经济增长率为4%，则2019年中国的消费率55.4%比合理的消费率70%低了将近15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巨大鸿沟。

从循环的角度来看，由于投资率仍在不断提高，因此从2007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循环的阻塞性不是缩小而是在继续增大。

虽然从2007年到2019年的消费率也有所提高，但这个提高的部分是来自于净出口的降低而不是来自投资的转移。

再从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比例在2007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内下降了1.1个百分点。

所以我国经济循环当前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必须采取大动作来启动国内大循环，否则经济将不堪重负。

2020年中国疫情控制得较好，国内经济活动正常有序，经济保持了正增长。

但受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低迷，多国经济出现衰退，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亦有所减少，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上年下降3.9%。

2020年前三季度消费数据不理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324亿元，同比下降7.2%。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网”显示，2016年破产审查案件数据为零，破产案件为2868件;2017年破产审查案件为29件，破产案件为2985件;2018年破产审查案件559件，破产案件9433件;2019年破产审查案件1437件，破产案件18986件;2020年破产审查案件2582件，破产案件44626件;2021年截至3月
份，破产审查案件501件，破产案件12639件。

可见，近年来中国企业破产倒闭的速度惊人。

依据202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9年全国破产重整成功的企业仅482家，占全年破产案件的比例为2.5%。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经济在疫情中有所恢复、经济正增长而麻痹大意。

中国经济战车已经不堪重负，经济循环不是小打小闹调整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调整达到GDP10～15个百分点，才可能实现循环畅通。

二、经济循环下调整投资与
消费比率的工具箱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消费率的大幅提升？增强一次分配是有效手段。

但这里的一次分配主要是指提高员工劳动报酬（含利润分享）。

合理地提高员工劳动报酬，既增加消费能力，又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这是最值得研究的激励办法。

一次分配中也包括资本利得等财产性收入。

但是财产性收入与收入人的既有财产总量呈正相关关系。

财产性收入的平均化是贫富差距相对平均的结果，同时，财产性收入也可能是扩大贫富差距的原因。

扩大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过分则有可能带来消极后果。

提高消费率的传统手段是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力度如果过大，会导致工作努力者的积极性受挫。

政府可以考虑对消费一端增加低息乃至部分无偿的资金供给，同时提高资本一端的资金成本，例如提高央行再贴现利率，增加财政收入，以部分弥补消费一端的政府资金补贴。

但在开放经济的假设下，资本可能到国外进行低成本融资，再到中国换成人民币，并在中国进行投资以获得高收益，此时将可能对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

假如经常项目的贸易顺畅，并且国内外的运输成本、过关成本可以忽略，那么外币的汇率主要取决于外国的物价水平，因为可以使用外币购买外国货物到中国投资。

但是如果经常项目的贸易并不顺畅，例如存在较高的运输成本、过关成本，则外汇的汇率将面临贬值压力，其贬值的幅度上限为以其兑换的人民币可在中国国内采购同样商品的价值。

如果出现结构性物价不均衡，即若外国很难提供中国需要的物品，则外汇的贬值幅度、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将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中国高利率的收入可以超过国外的商品运到中国的价格（以人民币计价）与中国本土商品价格之差，则国外资金流入中国进行投资就是合算的。

此时较低成本的国外资金就会对政府提高资本一端成本的努力形成打压态势，中国政府对消费一端的补贴资金供给，就会流入国外资本手中。

防止这种情况大规模出现的办法，是对外汇与人民币的兑换征收汇税，以提高外币的资金成本，削掉国内外的资金利率差，同时也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

这样，增加消费一端的补贴资金供给，同时增加资本一端的资金成本，可以有效地调整消费比例，同时解决财政失衡问题。

另一提供消费资金的渠道来源于经济增长和物价的适度膨胀，此即货币税。

随着经济增长和物价的适度膨胀，央行需要供应的基础货币量也会增长。

研判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最低基础货币量，将此最低基础货币量作为中央政府的事实收入，这部分收入亦可用于供给消费补贴。

但
是必须注意，实际基础货币量与最低基础货币量之差，则必须要有足够的储备，以防止通货膨胀。

因此不宜将实际基础货币量估计过高，导致储备不足，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增大消费比例的办法则是通过国有经营，获得的利润来反哺消费。

这种国有经营的特点应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其收入与人们的财产高度相关，即高收入者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多，低收入者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少。

它本质上起着贫富差距的赋税调节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官山海”就是此类，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通常，如果缺乏垄断性，这种国有经营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它的本质仍是赋税，是以商业经营的方式来行二次分配之实。

就目前来说，各种形式的租金收入是比较好的切入点。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财产性收入、通过提高资本成本来弥补的消费端资金补贴、货币税、“官山海”类国有经营，是消费资金供给的重要手段，它首先保证消费购买力的来源。

在有了消费购买力来源后，才谈得上如何激发人们的合理消费意愿。

在希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时，提高投资率是很自然的选择，但问题是客观上能达到何种经济增长速度。

假如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8%，那么当经济增长速度为4%时，提高投资率是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

但假如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是4%，则提高投资率的后果是使得消费不足、循环堵塞、企业大批亏损，最终经济增长速度连4%都达不到。

所以投资率、消费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关系。

从计算的结果来看，即使假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8%，2019年中国的消费率55.4%仍然比合理的消费率65%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假如中国经济增长率为4%，则2019年中国的消费率55.4%比合理的消费率70%低了将近15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巨大鸿沟。

从循环的角度来看，由于投资率仍在不断提高，因此从2007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循环的阻塞性不是缩小而是在继续增大。

虽然从2007年到2019年的消费率也有所提高，但这个提高的部分是来自于净出口的降低而不是来自投资的转移。

再从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比例在2007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内下降了1.1个百分点。

所以我国经济循环当前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必须采取大动作来启动国内大循环，否则经济将不堪重负。

2020年中国疫情控制得较好，国内经济活动正常有序，经济保持了正增长。

但受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低迷，多国经济出现衰退，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亦有所减少，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上年下降3.9%。

2020年前三季度消费数据不理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324亿元，同比下降7.2%。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网”显示，2016年破产审查案件数据为零，破产案件为2868件;2017年破产审查案件为29件，破产案件为2985件;2018年破产审查案件559件，破产案件9433件;2019年破產审查案件1437件，破产案件18986件;2020年破产审查案件2582件，破产案件44626件;2021年截至3月份，破产审查案件501件，破产案件12639件。

可见，近年来中国企业破产倒闭的速度惊人。

依据202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9年全国破产重整成功的企业仅482家，占全年破产案件的比例为2.5%。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经济在疫情中有所恢复、经济正增长而麻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