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图书馆思想与实践平议

缪荃孙图书馆思想与实践平议
作者：夏明宇
来源：《兰台世界》2018年第08期
摘要晚清通儒缪荃孙的图书馆思想，滋生于中西方新旧思想交流碰撞的晚清时局中，既得益于晚清有识之士的图书馆建设思潮，又与缪氏本人深厚的国学功底与文献学素养密不可分。

缪荃孙主持筹建的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在善本馆藏、书目编纂、开放流通等方面成就卓著，映现出缪氏杰出的图书馆思想，奠定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石。

缪荃孙的图书馆思想，在当代图书馆建设中依然具有可资借鉴的启发价值。

关键词缪荃孙图书馆思想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59.2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8-15
缪荃孙（1844—1919），初字小珊，后改字炎之，号筱珊，晚年又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教育家、藏书家和图书馆学家。

缪荃孙进士出身，做过张之洞的幕僚，曾任清代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民国清史馆总纂等职，与王闿运、张謇和赵尔巽并称为晚清京师“四大才子”。

缪荃孙一生在文化诸多领域都有建树，因他在主持筹建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时的杰出贡献，被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始者[1]。

作为晚清南北两大图书馆的创建人，缪荃孙的图书馆思想必定是值得挖掘的财富。

缪荃孙图书馆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源自于他积年累月的实践，包括藏书、购书、刻书、编目等；另一方面又深受晚清时期风起云涌的图书馆思潮的滋养，涵容了国学的“旧”功底与西学东渐后兴起的“新”观念。

一、缪荃孙的图书馆思想及其实践
光绪三十三年（1907），端方奏请朝廷聘缪荃孙为江南图书馆总办[2]140。

宣统元年（1909），张之洞负责的学部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并向朝廷上了《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学部委任缪荃孙担任监督[3]134。

缪荃孙因其在藏书、目录、编目等文献学领域的杰出成就，而由一位浸沉书斋的旧式国学大家，被推举到了新式图书馆运动的大舞台上。

缪荃孙的图书馆创办实践中，蕴含着他一以贯之的藏书、刻书、编目、流通等图书思想。

1.建馆使命。

让善本皆入馆藏。

中国历代不乏藏书名家，藏书馆舍也历代兴替不衰，从宫廷之馆阁翰苑到地方的各种书院与私人藏书楼，图书与藏书馆舍始终相依相存。

晚清民初，各地藏书楼庋藏着大量善本书籍，但因为战乱频发，财政吃紧，大多藏书楼难以维系。

南北两大图书馆的兴建，对于这些陷于举步维艰中的藏书楼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摆脱困境的机遇，同时，它们丰厚的图书库藏，也破解了新生图书馆的馆藏难题。

缪荃孙在主持筹建南北两大图书馆的过程中，利用各种机会与渠道，致力于将天下善本入藏新兴的图书馆。

购买。

缪荃孙主持江南图书馆时，正值八千卷楼主后代经商不利，面临着售书抵债的危急关头，恰恰这时日本人又“复耽耽于丁氏八千卷楼藏书”[4]7。

缪荃孙得知此事后，就建议两江总督端方抓紧抢购八千卷楼全部藏书，以免重蹈皕宋楼古籍外流日本的复辙[5]480-490。

缪荃孙全力抢救八千卷楼藏书的举动，让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私家藏书楼摆脱了独木难支的困境，使得私人藏书得以顺利入归“国库”，免遭散轶外流的厄运，中华文化的血脉传统借此得以保存下来。

这批善本秘籍的入藏，让江南图书馆成为南方的文化重地，其时学部赞其“卷帙既为宏富，其中尤多善本”[6]133。

缪荃孙主持收购八千卷楼藏书的行为，对私人藏书家和公共图书馆具有双重的导向作用，“既给公共图书馆指明了一条扩充馆藏的重要途径，又给私人藏书家指出一个最好的归宿”[7]27-32，在近代图书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示范意义。

征调。

京师图书馆创建之际，在学部的“国家”干预之下，翰林院、文津阁、国子监南学的藏书和内阁大库所藏残本都先后转入归藏，如《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数十百册，皆成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馆藏基础[8]86-90。

随后学部又调集了各省的官书局藏书入藏。

这些被调集的书籍，多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收藏的珍贵书籍，数量多，质量亦佳，大大扩充了京师图书馆的馆藏。

抄录。

缪荃孙在赴京师图书馆任之前，曾与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瞿氏商谈藏书入馆事宜，瞿氏应允，“旋蒙图书馆监督缪将书目详加选择，就其中之孤本或钞本，外间尠流传者，摘出七十一种，嘱即精抄，并益以旧刊本，足成百种，俟抄毕一并进呈”，并以此为“蒙缪监督体恤”[9]138-139。

宣统三年，瞿氏抄成元明版及汲古阁刻本合计50种进呈京师图书馆。

缪荃孙认识到馆藏乃近代图书馆的根基所在，是一切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

因此，他竭尽所能地开拓各种渠道，了解珍本藏匿之所，通过书友亲朋的引荐或官方权威的征调，让散存于民间或地方馆藏的书籍，得以进入“国家”图书馆馆藏。

缪荃孙致力于让一切善本书籍入藏图书馆的藏书思想与实践，为创建近代图书馆建设夯下坚实的镇馆基石。

2.书目编纂。

馆藏整理的生命线。

入归馆藏的善本书籍，恰如散落的珍珠，需要用一根线串联起来，才能方便于观瞻与使用。

缪荃孙在主持筹建南北两大图书馆的过程中，戮力于对散漫芜杂的图书进行分类编目。

他不仅指导馆员从事分类、编目工作，有时还亲自出马，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类为基础，对各种善本书籍进行排比分类。

《缪艺风先生行状》中对缪荃孙的这段经历有着详细记录，“馆犹未建，暂借城北积水潭广化寺为储书之所。

既任事，先分类清理书籍。

内阁大库检出元明旧帙，其中宋本犹为元师灭宋时，由临安秘阁所收，一鳞半甲，有自来藏书家所未睹者，集刻为宋元本留真谱，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著之。

加考一篇。

又编本馆善本书目八卷、各省志书目四卷”[10]3440-3441。

缪氏还从宋元旧版和名家抄校的善本入手，整理出了《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一部，目录分为经部、史部上下、子部、集部五卷，共收书七百余种，我国公共图书馆编制善本书目从此开端[11]1107。

关于缪荃孙编纂《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过程，在其《艺风老人日记》中有多处记载。

如宣统三年一月十四日癸丑、十五日甲寅“写善本目”，一月廿六日乙丑“校《绛云楼书目》”，二月十六日乙未“善本书排毕”，二月十九日戊戌“编史部金石类、目录类、子部类书类”[12]126、127、131、131。

除了京师图书馆，缪荃孙在主持江南图书馆时，也对馆藏书籍进行书目整理，他特意安排典守编纂丁国钧等人组织编辑了《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上、下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线装排印本）和《江南图书馆书目》（据封面题名著录，卷端题“阅览室检查书目”）八册，分经、史、子、集、丛、志六类，《江南图书馆善本装箱书目》抄本，残存一册，《江南图书馆外楼装箱书目》抄本八册[13]86-90。

缪荃孙深知浩如烟海的馆藏，若没有一个纲举目张的成体系的书目作为索引，图书的分类整理以及流通将极为不便。

因此，他身体力行，不辞繁难，全身心投入到南北两大图书馆的书目编纂工作中，可谓殚精竭虑，厥功至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缪荃孙的图书馆藏编目思想，正是他“书去目存”藏书观念的一种延续。

3.馆藏流通。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图书流通思想古已有之，程千帆认为，“我国古代藏书家一直存在着主张流通与反对流通两种思想”[14]450。

明末清初藏书家曹溶在《古书流通约》中明确提出了古书的流通方法，第一，藏书家之间彼此相互传抄以互通有无；第二，有资力的藏书家出资刻印籍以广流传。

缪荃孙对曹氏的图书流通观念颇为心仪，“为流通古书创一良法。

藏书家能守此法，则化单刻为千百化身，可以不致湮灭，尤为善计”[15]32。

缪氏主持筹建南北两大图书馆时，就践行并发扬了曹氏看法，一变传统藏书楼的闭关自守而为近代图书馆的公益性、开放性与流通性，兑现了清代学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学术理想。

江南图书馆甫一落成、尚未正式开放之际，已经开始接待读者，正式开馆之后，每日到馆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据陈庆年《横山乡人日记》记载，江南图书馆正式开馆的第二天，“来看书者60人，有铜器铺匠人来观农业书，甚难得也”[16]190-211。

可见江南图书馆与传统藏书楼完全不同，旨在为社会各界提供无偿的图书流通、借还、阅览、参考咨询等服务。

清政府学部对江南图书馆的开放流通举措赞赏云，“各省设立图书馆，在宪政筹备之内，江南最为完善，经费颇省，来阅览者亦多”[17]147。

中国近代图书馆，在其建成之初，便呈现出开放流通、开启民智的宏阔气象。

缪荃孙是“清代最后一代理董旧籍学者的典型代表”[18]，同时又能接纳容受西方新思想，他在创建近代图书馆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与此种“新”“旧”交织的思想文化素养密不可分。

友人屠寄在给缪荃孙的书札中曾说过，“我心维新，我学守旧，公则乾嘉诸老之风，寄亦道咸时学之党也”[19]498。

屠氏“心维新”而“学守旧”的矛盾思想，实为晚清士人普遍性的心理写照，并对新生的图书馆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一个满清旧臣，缪荃孙全力创办近代图书馆，既有保存民族文化典籍的责任感，又有替满清帝国延续命脉的意旨。

因而，当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覆灭了缪荃孙的旧臣念想之后，缪氏随即离开京师，携全家奔赴上海寄居。

同时，作为一个出过国门，眼界开阔，思想开明的晚清士子，缪荃孙在图书馆管理方面，特别是图书收藏、书目编纂、开放流通等关捩环节，体现出他既能吸纳中国传统以及西方图书馆界的图书管理思想，又能不为规制所束缚的开创精神。

缪荃孙作为“我国南北两大图书馆的实际创建
人”[20]82，开创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新纪元。

南北两大图书馆的开创，让激荡了大半个世纪的晚清图书馆思潮，得以从空想落到实地，同时宣告了传统藏书楼时代的结束和近代图书馆的正式开端。

台湾图书馆学家严文郁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中评述道，“萌芽时期所创设的
公私图书馆，为民国以后的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基础。

亦可以说，民国初年的公共图书馆，多半是规抚前清遗绪而光大之”[21]40。

该论从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的视域，高度评价了缪荃孙领衔创办的南北两大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史上的奠基意义。

二、缪荃孙图书馆思想的价值与启示
“思想史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乃在于思想史除了具有‘史’的史实描述维度，还有‘思想’的价值揭示维度。

所谓价值揭示，就是要深度挖掘古代思想的现实价值，将古代思想的重建和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诠释相结合，寻绎古代思想中对现代图书馆学仍有启发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智慧资源。

”[22]62-65本文检讨缪荃孙的图书馆工作实践，披露缪氏隐而不显的图书馆思想，恰是为了挖掘其图书馆思想的当代价值。

1.树立社会转型紊流中的担当意识。

缪荃孙生活的晚清时代，思想纷纭芜杂，时局动荡不安，有良知的知识阶层自觉地挑起民族救亡图存的重任。

缪荃孙乃痴迷于典籍文献的一介书生，本来无意于国事，但因他在藏书文献与国学整理领域的盛名，被端方、张之洞等晚清重臣所赏识举荐，意外地在社会转型变革的紊流中，获赐主持筹办近代图书馆的良机。

在数字信息及图像艺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依赖纸媒收藏与利用的传统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等新时代图书馆理念的冲击下，是否也会面临着晚清藏书楼那样的转型境遇，是每个图书馆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但不管技术如何变化发展，图书馆人只要有缪荃孙那样在危局中勇于担当的使命意识，就必定能顺势而上，将图书馆事业带入一个新天地。

2.培育新旧融通的文化素养。

缪荃孙没有受过新式图书馆教育，但他能担任新式图书馆的创建，源自他“旧”的国学功底与集传统文献学之大成的综合素养，以及“新”的中西合璧的开放眼光。

缪氏的“新”“旧”素养使他拥有了敏锐的“发现”能力，在版本鉴定、真伪辨别、目录拟定以及开放流通等方面，登上了时人所达不到的高度。

图书馆服务工作的特定性要求，决定了图书馆人也要具有“新”“旧”两种维度的知识结构。

面对数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需要有“旧”的知识累积，要有传统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等文献基础，由此才能够顺利进入古籍文献领域；同时，面对新世纪以来新科技浪潮以及新的读者诉求，需要能够接纳新知，并能利用新技术推进图书馆服务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图书馆人不能仅浮游于书籍采访及流通等技术性层面，更要有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要具有在某个领域能与国内外专家对话的能力，鉴别的能力，以及发现新材料的能力，比如对于晚晴以降散轶在民间的稿本、抄本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要设法通过捐赠、复印、抄录等渠道与方式，使这些私密善本得以进入馆藏。

图书馆人如果没有过硬的专业技术与文化素养的支撑，就会缺少“发现”的能力，只能成为学术的边缘人。

3.推进馆藏图书的采访与流通。

缪荃孙面对历代藏书家秘而不宣的藏书潜规则致使大量典籍湮没不存的惨痛现实，提出了“书去目存”的图书观，并身体力行，孜孜以求，通过互换、获赠、抄录、影印、购买等多种方式收藏善本，并通过编制书目、刻印丛书等途径，推动馆藏图书进入流通借阅渠道，在那个“重藏轻用”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里，缪荃孙肩负起“良书播惠九州”的历史重任，实在让人钦佩。

在纸本及数字资源供应商主动服务上门的当下，图书馆人还应有缪荃孙那样走出图书馆的心理准备，采访散轶于民间乃至海外的珍本图书资源。

同时，图
书馆之间应破除馆藏的壁障，将馆藏中不宜示众的“镇馆之宝”，通过复印、影印等形式，促使其进入流通环节，以方便读者观摩阅读与研究。

4.厘清图书馆事业的“道”与“技”。

缪荃孙的图书馆思想，一方面沾溉了前人的图书馆思想滋养；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当时中西文化对冲的润泽，他本人就曾跻身晚清考察日本学务的行伍。

因此，缪荃孙的图书馆思想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理想与西方近代图书馆管理思想相融合的产物，有着“道”与“技”两个层面，其核心要义是保存国故，弘扬国学，促进流通，泽被民智。

缪荃孙以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学素养为“内功”，来采访、甄别、庋藏善本文献资料，以此作为图书馆建设的本源之“道”；而以日本、欧美等国的图书馆管理理念与技术，作为图书馆馆舍建设、馆员管理、书目编纂等服务领域的辅助之“技”。

缪荃孙图书馆思想给当代图书馆建设的启示，就是要正确处理好“道”与“技”的关系。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随着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等概念的发生，对传统依靠纸质文献为优势的图书馆带来了巨大冲击。

图书馆人不能在技术面前迷失方向，要让技术成为实现图书馆“道”之理想的助推器。

图书馆依然要高度重视图书资源典藏建设，引领读者完善知识结构，开阔眼界，滋养心灵，进而完善读者美好人格，延续民族文化血脉，这正是在技术日益成为拜物教的当下，图书馆存在必要性的本质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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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夏明宇，文学博士，上海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图书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