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风云录

日内瓦会议风云录
作者：廉正保
来源：《同舟共进》2020年第02期
2019年是日内瓦会议召开65周年。

1954年4月至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以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做出了贡献。

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在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努力下，特别是通过周恩来卓越的外交艺术和灵活的外交策略，使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为国际社会所了解；把新中国谋求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形象展现给全世界。

中方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派出了一个阵容有100多人的强大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外交、经贸、文化、商务、新闻等机构的负责人，其中有外交部副部长兼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李克农，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任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顾问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黄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龚澎、雷英夫、王倬如、吴冷西，代表团秘书和助理秘书有章文普、浦山、熊向晖、浦寿昌、曹桂生等。

解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是日内瓦会议需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

中方立场十分明确。

在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的方针中指出：“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
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在周恩来起程前往日内瓦前夕，应约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的谈话中，他扼要地叙述了中国对当时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看法，对与会各国在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并申明了中国的立场。

他强调，“对于日内瓦会议的工作，中国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

“中国代表团的建议都将是本着和平、合理、平等、反对侵略以及非侵略性的精神的。

”
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多次接触。

周恩来在同艾登会晤时表示：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必须对双方来说都是公平、合理和光荣的。

我们认为，以目前英国的地位，英国还可以多做一些工作来使对方了解谈判必须是双方平等进行的。

双方还就举行限制性会议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表示，“中国同亚洲邻邦都愿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和印度签订的关于在中国西藏的通商协定，就足以表明这一点。

在它的序言中，两国申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艾登对此表示肯定。

这可能是周恩来向西方政治家谈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记录。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为推动各方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协议付出了艰辛努力。

周恩来介绍越、老、柬三国代表相识，促成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和相互了解。

在中国代表团的晚宴上，三国代表相互谈起各自国家的情况及对会议进程的看法。

三国代表都认为，直接接触有利于会议的进展，还约定今后直接联系见面。

5月15日，中国代表王稼祥在同苏联代表团的葛罗米柯和越南代表团的范文同会晤时指出，法国现在不愿提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政治解决意见。

“我看可以从停战问题开始讨论，但不撤回我们对政治解决部分的意见。

”停战条件方面最重要的是规定停战线和军队的集中地区。

周恩来在伯尔尼法国驻瑞士使馆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时进一步强调，解决印支问题，首先要停战。

印支三国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我们承认解决三国问题的办法有所不同。

要把军事集结区划好，不能把这解释为分治，因停战后经过一定时期总要自由选举，这也要双方协商。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能干涉，但要推动。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临时回国，在广西柳州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进行会谈，从周恩来就此事给毛泽东等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利用了3日晚上和4日一整天的时间，分六个部分介绍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并就和平解决越、老、柬三国问题的方案，包括谈判的方针、程序、时间及监察问题同越南领导人交换了意见。

7月10日，周恩来在返回日内瓦途径莫斯科时，又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了中越间会谈的情况，交换了对日内瓦会议进程的意见。

苏方认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条件迅速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争取迅速停战，如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坚持孟戴斯-弗朗斯难以接受的要求，法主战派势力又会抬头，导致孟戴斯-弗朗斯垮台，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和越南均不利。

周恩来在会谈后致电毛泽东，认为苏方对形势的分析和观点“同我们在柳州和北京讨论时的意见是一致的”。

关于划区问题，老、柬问题，中立国监察委员
会问题，都应据此方針争取迅速达成协议。

12日，周恩来在返回日内瓦的当天，即向范文同详细介绍了与胡志明会谈的情况及得出的共识。

他说，要主动、积极、迅速进行谈判，要使问题简单化，避免使问题复杂化，要以法方为主要的对象，提出的条件要考虑对方接受的可能性。

为了达成协议，只要不改变基本要点，在谈判中可以接受与方案稍微有出入的变通办法。

在7月14日周恩来关于同与会各方接触情况致毛泽东的电报中，他已分析出，实际上法国是想在北纬18度与16度线之间达成划分集结区的协议。

三国代表团又通过几次会晤，进一步协调立场，最终打破了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的僵局，扫除了影响会议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

周恩来在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闭幕时发表讲话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

举世渴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

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

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署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印度、锡兰、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总理纷纷致电周总理，祝贺协定的签订。

孟戴斯-弗朗斯在向法国国民会议报告日内瓦会议的成果时，受到议员们的热烈欢迎。

艾登在向英国下议院介绍会议情况时表示，希望日内瓦协定的成果能对其它国际关系的改善产生积极作用。

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也分别发表声明，欢迎印支停战协定，甚至连史密斯在从日内瓦回到华盛顿时也不得不表示，日内瓦协定是“当今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东西”。

解决朝鲜问题比较复杂和困难，各方意见分歧较大。

有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面对会议将无法达成协议的状况，中国代表团做了最后努力，周恩来在最后一次讨论朝鲜问题的会
议上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提议，即“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由于有些国家的阻挠，会议虽未就此达成协议，但中国代表因为争取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和解的努力为与会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内瓦会议也成了中国同西方主要大国接触的重要场合。

20世纪50年代，西方大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限制同中国的往来。

但是，在这个解决国际问题的场合上，西方大国不得不面对这个他们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的国家。

对新中国来说，也得以和西方大国的政治家及外交官进行面对面交流。

这种交流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进展，中法两国总理的多次接触，不仅对达成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还被舆论认为是“法国承认中国的先声”；中英则在会议期间确定互设代办处；中美之间不仅面对面地进行了交谈，而且开始了关于侨民和留学生回国问题的官方磋商。

中国和西方开展的贸易、文化等方面的接触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切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为毛泽东关于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使之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

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以正式确定。

4月30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邀请周恩来和艾登在其日内瓦住处做客，中英两国外长一见面时便提到中英关系问题。

艾登说：“英国是承认中国的，只是中国不承认我们。

”周恩来说：“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

”艾登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

”其意希望中方也派相应人选到伦敦。

艾登还说：“我这次把驻华代办杜维廉带来为的是与中国代表团接触。

”周恩来说：“我也把欧非司司长宦乡带来了。

”艾登说：“那么我们思想相同了。

”第二天，周恩来即致电毛泽东等告知此情。

5月3日，宦乡和杜维廉开始就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开始商谈。

6月1日，周恩来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官方和半官方的接触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并在对当前的中英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建议：向英方正式提出在伦敦设立商务代表机构，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如英方同意设立这种机构，即由雷任民访英进行具体磋商。

视情况发展再进一步提出派我方谈判代表驻伦敦的问题。

6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他提出的关于中英关系的意见和建议。

6月16日至17日，周恩来将双方准备就中国外交人员驻伦敦发表公报事电告毛泽东等，并分析了英方推迟公布这一消息的原因。

17日晚，中英两国政府协议发表消息，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在日内瓦专门介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他说，尽管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仍是上升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批制造商和企业家普遍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要是没有人为障碍，西欧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无疑会有进一步发展。

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参观了瑞士的企业，同法国、联邦德国、意大
利、荷兰、瑞士、比利时等国的工业、贸易、金融等方面的人士进行了接触，就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互派商务代表交换意见，还邀请他们访问中国。

雷任民在日内瓦向意大利工商界代表表示，增加贸易对两国经济的改善和人民的生活是有利的。

他还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要取得输出入的平衡。

中国需要意大利的人造丝、钢管、肥田粉、电工器材、铝、机器等。

欢迎意大利访问团到中国访问，并强调，直接贸易发展了，来往就会频繁起来。

中国贸易访问团还自日内瓦赴比利时访问，并同比利时工业联合会发表了联合声明，表达了发展两国贸易的愿望。

中国方面还同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进行了接触，请他观看了中国电影，并就购买卓别林主演的影片事宜进行了探讨。

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说法曾广为流传，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到中国访问时，还专门为弥补这一遗憾，设计了让陪同人员同他拉开距离，请记者拍摄下他夸张地向周恩来伸出手的镜头。

尼克松的回忆录发表后，此说更为不少人认同。

会前，据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规定美方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握手。

中国方面的档案中，未曾有过周恩来遇见杜勒斯的记载。

事实上，会议召开后不久，杜勒斯就返回了美国。

周恩来在5月1日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说：“印度支那问题上美虽放了许多空炮，但未吓倒别人，卻吓倒了自己。

美企图组织东南亚侵略同盟，但英国踌躇，反之法要求增加空援，英、美又不干。

总之，美现已无法阻止印度支那的谈判。

艾森豪威尔最近的发言又打了退堂鼓，使杜勒斯很窘，只有一走了事，将难局留给副国务卿史密斯。

”接手难局并始终参与会议的美副国务卿史密斯目睹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赢得的普遍尊敬，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某些政策是不现实的。

他还设法同中国方面进行了直接接触。

1954年7月18日下午，周恩来同史密斯在会议休息期间碰到了两次。

史密斯找中国代表团翻译浦寿昌谈话，周恩来见状走上前和他打招呼，并伸出手来，而史密斯未作表示。

随后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谈话时，史密斯上前插话说：“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了手。

”周恩来回答道：“我刚才已经伸出手来了。

”史密斯称：“刚才我一手拿烟，一手拿杯子。

下回我会伸得比你还快。

”
解决朝鲜问题比较复杂和困难，各方意见分歧较大。

有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面对会议将无法达成协議的状况，中国代表团做了最后努力，周恩来在最后一次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提议，即“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由于有些国家的阻挠，会议虽未就此达成协议，但中国代表因为争取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和解的努力为与会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内瓦会议也成了中国同西方主要大国接触的重要场合。

20世纪50年代，西方大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限制同中国的往来。

但是，在这个解决国际问题的场合上，西方大国不得不面对这个他们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的国家。

对新中国来说，也得以和西方大国的政治家及外交官进行面对面交流。

这种交流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进展，中法两国总理的多次接触，不仅对达成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还被舆论认为是“法国承认中国的先声”；中英则在会议期间确定互设代办处；中美之间不仅面对面地进行了交谈，而且开始了关于侨民和留学生回国问题的官方磋商。

中国和西方开展的贸易、文化等方面的接触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切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为毛泽东关于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使之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

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以正式确定。

4月30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邀请周恩来和艾登在其日内瓦住处做客，中英两国外长一见面时便提到中英关系问题。

艾登说：“英国是承认中国的，只是中国不承认我们。

”周恩来说：“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
联合国不承认我们。

”艾登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

”其意希望中方也派相应人选到伦敦。

艾登还说：“我这次把驻华代办杜维廉带来为的是与中国代表团接触。

”周恩来说：“我也把欧非司司长宦乡带来了。

”艾登说：“那么我们思想相同了。

”第二天，周恩来即致电毛泽东等告知此情。

5月3日，宦乡和杜维廉开始就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开始商谈。

6月1日，周恩来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官方和半官方的接触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并在对当前的中英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建议：向英方正式提出在伦敦设立商务代表机构，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如英方同意设立这种机构，即由雷任民访英进行具体磋商。

视情况发展再进一步提出派我方谈判代表驻伦敦的问题。

6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他提出的关于中英关系的意见和建议。

6月16日至17日，周恩来将双方准备就中国外交人员驻伦敦发表公报事电告毛泽东等，并分析了英方推迟公布这一消息的原因。

17日晚，中英两国政府协议发表消息，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在日内瓦专门介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他说，尽管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仍是上升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批制造商和企业家普遍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要是没有人为障碍，西欧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无疑会有进一步发展。

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参观了瑞士的企业，同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比利时等国的工业、贸易、金融等方面的人士进行了接触，就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互派商务代表交换意见，还邀请他们访问中国。

雷任民在日内瓦向意大利工商界代表表示，增加贸易对两国经济的改善和人民的生活是有利的。

他还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要取得输出入的平衡。

中国需要意大利的人造丝、钢管、肥田粉、电工器材、铝、机器等。

欢迎意大利访问团到中国访问，并强调，直接贸易发展了，来往就会频繁起来。

中国贸易访问团还自日内瓦赴比利时访问，并同比利时工业联合会发表了联合声明，表达了发展两国贸易的愿望。

中国方面还同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进行了接触，请他观看了中国电影，并就购买卓别林主演的影片事宜进行了探讨。

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说法曾广为流传，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到中国访问时，还专门为弥补这一遗憾，设计了让陪同人员同他拉开距离，请记者拍摄下他夸张地向周恩来伸出手的镜头。

尼克松的回忆录发表后，此说更为不少人认同。

会前，据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规定美方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握手。

中国方面的档案中，未曾有过周恩来遇见杜勒斯的记载。

事实上，会议召开后不久，杜勒斯就返回了美国。

周恩来在5月1日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说：“印度支那问题上美虽放了许多空炮，但未吓倒别人，却吓倒了自己。

美企图组织东南亚侵略同盟，但英国踌躇，反之法要求增加空援，英、美又不干。

总之，美现已无法阻止印度支那的谈判。

艾森豪威尔最近的发言又打了退堂鼓，使杜勒斯很窘，只有一走了事，将难局留给副国务卿史密斯。

”接手难局并始终参与会议的美副
国务卿史密斯目睹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赢得的普遍尊敬，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某些政策是不现实的。

他还设法同中国方面进行了直接接触。

1954年7月18日下午，周恩来同史密斯在会议休息期间碰到了两次。

史密斯找中国代表团翻译浦寿昌谈话，周恩来见状走上前和他打招呼，并伸出手来，而史密斯未作表示。

随后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谈话时，史密斯上前插话说：“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了手。

”周恩来回答道：“我刚才已经伸出手来了。

”史密斯称：“刚才我一手拿烟，一手拿杯子。

下回我会伸得比你还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