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英尼斯与麦克卢汉学术思想的差异

略论英尼斯与麦克卢汉学术思想的差异
汤文辉
【摘要】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共同奠基了多伦多学派,但两人在学术
方向、基本立场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英尼斯重视传播媒介对社会组织和文化的
影响,麦克卢汉重视传播媒介对感知和心理的影响；英尼斯对媒介的技术发展持悲
观主义态度,而麦克卢汉则充溢着乌托邦精神；在对待技术理性、大众传媒、美国
等问题上,英尼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而麦克卢汉则持肯定和认同的态度.这些明显的差异使得研究者甚至质疑“多伦多学派”这个概念的合理性.
【期刊名称】《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48)002
【总页数】4页(P60-63)
【关键词】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差异;多伦多学派
【作者】汤文辉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桂林541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06
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均是加拿大传播学学者，共同奠基了多伦多学派。

国内研究者往往将两人并称：或在论及其中一人时，提到另外一人；或称他们两位是媒介决定论的代表。

总之，研究者只看到了两位学者学术理论之间的相同之处，而完全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以至于在国内不少研究者的论述中，英尼斯
(又译作伊尼斯)媒介理论的价值和特色完全被掩盖而沦为麦克卢汉的陪衬和附庸。

究其原因，在于国内对英尼斯的研究严重不足，现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英尼斯的学术地位及其理论的学术价值极不相称。

哈罗德·英尼斯是在传播学和媒介研究领
域具有开山意义的学者。

深入研究英尼斯的理论遗产，对于推动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辨析英尼斯同麦克卢汉之间的区别，则是彰显英尼斯媒介理论价值和意义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初，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执教。

英尼斯教授
经济史和经济理论，麦克卢汉教授英语文学。

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走向媒介研究。

英尼斯从皮毛、鳕鱼、木浆、纸张等大宗商品的经济学研究进入对传播媒介的研究，而麦克卢汉则从文学批评进入媒介研究，对马拉美、乔伊斯、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的研究激发了他接触传播学的主题。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关联。

从时间上来看，英尼斯较早地确立了自己的核心理论。

他的研究启发了麦克卢汉，促使后者发生学术转向。

在《谷腾堡群英》中，麦克卢汉引用英尼斯关于音节字母表之于古代和印刷术之于现代的重要性的相关论述，认为“英尼斯是第一个偶然发现隐含在媒介技术形式中的变化过程的人”[1]65。

他谦虚地表示愿将自己的研究
作为英尼斯理论的注脚。

20世纪70年代，英尼斯过世之后，他的两本重要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出版平装本时，麦克卢汉为之作序，再次重申了在《谷腾堡群英》中表达过的观点：“我乐意把自己的《谷腾堡群英》看成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首先是他关于文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然后是他关于印刷术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

”[2]3但从影响来看，麦克卢汉成名更早，影响更大；
他的学说和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美国一度是家喻户
晓的人物。

而此时英尼斯的媒介研究几乎不为人所知，加之英尼斯英年早逝，庞大的《传播史》研究计划才刚刚开始，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大部分人对他在媒介研究方面的工作感到困惑，仍然将英尼斯当作一位经济学家。

有趣的是，英尼斯启发
了麦克卢汉，但麦克卢汉则让学界和大众“发现了”英尼斯的媒介理论。

一方面，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揄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英尼斯的学说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出于追踪麦克卢汉理论来源的研究需要，也促进了对英尼斯的研究。

如2000年《澳大利亚国际传媒》春季特刊号“重温麦克卢汉”中指出：“要认识麦克卢汉，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英尼斯。

英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空间和时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他的研究给麦克卢汉提供了灵感。

”[3]Ⅴ总之，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之间交织着复杂关系。

自杰克·古狄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传播研究中的多伦多学派这个概念以来，一般认为，英尼斯和麦克卢汉都是这个学派的奠基者。

但在英尼斯与麦克卢汉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

简略言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学术方向的差异。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学术方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先简要分列出两人学说的要旨所在。

英尼斯媒介理论的要旨主要有以下几点：
1．媒介对其所在的文化具有深刻影响。

英尼斯指出，因为其自身的性质，传播媒介具有偏向性。

“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传播的特征，目的是评估传播在文化背景中的影响。

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所谓媒介或倚重空间或倚重时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4]27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因为影响着知识在空间或时间上的传播，将深刻地塑造其所在的文化和组织机构的结构及性质。

2．媒介的偏向与文明的分类。

大致而言，文明可以按照媒介的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分为重视时间延续的文明和重视空间扩张的文明。

如古代巴比伦人在笨重的泥
版上书写楔形文字，泥版适合知识在时间维度上的传播。

所以古代巴比伦是一个重视传统和延续的文明，但在空间控制上则相当薄弱，常常面临外敌入侵的问题。

莎草纸这种轻便的媒介，能方便地运输到遥远的地方。

它同道路、驿站等一起建立了高效的传播体系，为罗马帝国的扩张和行政治理立下了汗马功劳。

3．媒介的偏向与文明的兴衰。

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的偏向将导致知识的垄断，窒息文化的创造力，最终使文明走向衰落。

但某种媒介的垄断地位可能引起另一类媒介的竞争，不同类别的媒介达成平衡，将有利于文明的繁荣和延续。

“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

”[4]53-54在
大部分历史时期，文明不是偏向时间，就是偏向空间。

只有在不多的一些文明中，一种媒介的偏向才被另一种媒介的偏向所抵消，文明达到了平衡的状态，如古希腊文明：“希腊文化成功地解决了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4]36。

此外还有拜占庭文明：“拜占庭帝国的发展靠的是两种组织的折中，这两种组织反映两种媒介的偏向。

”[5]114
4．传播媒介与历史分期。

鉴于媒介对文明的结构性影响，英尼斯从媒介的角度，将历史分为9个时期：“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开始的泥版、硬笔和楔形文字时期；从埃及的莎草纸、软笔、象形文字和僧侣阶级到希腊-罗马时期；从苇管笔和
字母表到帝国在西方退却的时期；从羊皮纸和羽毛笔到10世纪或中世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羽毛笔和纸的使用相互交叠，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纸的应用更为重要；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使用纸、毛笔和欧洲使用纸、羽毛笔的时期；从手工方法使用纸和印刷术到19世纪初这个时期，也就是宗教改革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时期；从
19世纪初的机制纸和动力印刷机到19世纪后半叶木浆造纸的时期；电影发展的
赛璐珞时期；最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现在的电台广播时期。

”[4]2
5．印刷媒介与现代西方文明。

英尼斯认为：印刷媒介是一种有着强烈空间偏向的
媒介；它使得现代西方文明重视空间垄断而忽视时间的延续，热衷于建立空间霸权的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空间偏向发展的顶点。

麦克卢汉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播媒介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

一种特定的传播媒介与一种特定的感觉相联系。

如文字和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的延伸，而电子媒介则是全部感觉器官的延伸。

第二，传播媒介对感知结构有重要影响。

新媒介的出现、媒介技术的变化等，均将改变感知结构。

麦克卢汉认为，原始部落人的各种感觉大体上是对称和谐的。

某种媒介地位的突出或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将强化人类的某种感觉，引起官能的分裂，改变各种感觉之间的比例。

例如，表音字母实现了眼与耳之间、语义学的意义与视觉的符号意义之间的第一次关键突破。

与象形文字等不同，表音字母给无语义学意义的字母标定无语义学意义的发音，因而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视觉功能，降低了符号感知中听觉、触觉等其他感觉的作用。

麦克卢汉指出：“以无意义的符号联结无意义的发音，我们建立起了西方人的形态和意义。

”[6]189印刷术的发展进一步突出了视觉的地位，分裂了感觉生活，形成了人类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

文字所蕴含的视觉空间是线形的、划一的，强调抽离和前后连贯，促成理性思考的形成。

第三，冷媒介与热媒介。

热媒介是指传播的信息形式的分辨率比较高的媒介，冷媒介是指传播的信息形式的分辨率比较低的媒介；前者要求感官的参与度较低，后者要求感官的深度参与。

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一种冷媒介。

它并非是一种单纯视觉的传播媒介，而是一种以触觉为主包括其他感官知觉的媒介。

电视的出现，打破了人类在文字时代以视觉为主的感官比例，鼓励了多种感官的协调和参与。

第四，电子媒介与“地球村”。

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强调感官的整合和涉入，打破了文字传播形式对视觉的偏重，促成了再部落化的发展，使得世界融合为地球
村，使全球公民回到与口语社会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共同文化。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学术方向上存在明显区别：“在英尼斯看到传播技术主要地影响了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地方，麦克卢汉看到它的主要影响在于感知和思想。

麦克卢汉主要谈及感知和思考，很少涉及机构；英尼斯主要谈及机构，很少涉及感知和思考。

”[7]281
需要补充的是，英尼斯并非没有看到传播技术对于感知和心理的影响。

在他风格简练的论述中，多处指出媒介对感知和心理的影响。

如在探讨古希腊口头传统的重要意义时，英尼斯说：“在口耳相传中，眼睛、耳朵、大脑以及各感官之间协调合作，在功能上互相引导，刺激和补充。

”[4]86正是这些洞见给麦克卢汉以及时的启发，使后者开始其学术转向。

但同样很显然的是，英尼斯对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组织的兴趣远远胜于对媒介如何影响感知的兴趣。

这是同英尼斯对隐藏在传播媒介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关注分不开的。

从治学之始到发展出大宗商品贸易理论再到后来的媒介研究，英尼斯始终将权力关系置于其研究的中心位置。

英尼斯与麦克卢汉在学术方向的区别，是他们在更深层次上区别的反映。

(二)悲观主义与乌托邦精神。

在对传播媒介的态度上，“英尼斯的观点似乎是向着彻底的悲观主义发展”[6]173，而麦克卢汉则洋溢着一种乌托邦精神。

“哈罗德·英尼斯和后期的麦克卢汉从总体上在传统中代表着对立的两级。

查尔斯·H.库利
和约翰·杜威与麦克卢汉的更加乌托邦的展望有着共鸣……法兰克福学派强调传播媒介是维持知识和权力垄断的出色工具，与英尼斯深刻的悲观主义遥相呼
应。

”[6]199麦克卢汉一方面认为媒介技术伤害了个体的感知，另一方面又认为
它是治疗和恢复的工具。

电子媒介的出现令他欣喜若狂。

他乐观地认为电子媒介将带来个体及社会的和谐，世界将成为地球村，并在更高的形式上重现部落时期的共同文化。

这种乌托邦产生的原因是麦克卢汉没有看到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态度使他对媒介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冲突和社会
有关力量的干预视而不见，也没有考虑到国际经济贸易交换中的分工和不平等关系及其文化表现，更对世界范围内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知识扩张和知识同化的差距现象估计不足。

”[8]而英尼斯则自始至终对传播媒介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保持警惕，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帝国主义对加拿大文化的威胁。

(三)批判与认同。

英尼斯的悲观主义是同他的批判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而麦克卢汉则更多地体现出认同的立场。

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体现出迥异的立场。

1．对科技的态度。

重视科技对媒介、制度、组织乃至文明的影响，是英尼斯媒介理论的基本特征，所以部分学者认为英尼斯属于“技术决定论者”。

但英尼斯并不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

他并不认为技术的发展将带来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以及民主和解放。

而麦克卢汉则一方面指出技术对人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强调新媒介技术——电子媒介——的治疗功能。

他对电子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认为新的传播科技，预告了向所有团体成员和谐相处的部落隶属关系的回归，将使地球村重新响起远古部落时代的鼓声，将分裂的个体带回统一之中。

从这点来看，麦克卢汉比英尼斯更像一个技术决定论者。

“麦克卢汉后期的著作和他的巨大知名度使我们想起利奥·马克斯所说的‘赞美技术的崇高的颂词’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强大吸引力。

”[6]159
2．对大众传媒的态度。

英尼斯对大众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商品性质有清晰的认识。

他指出美国的出版自由并没有促进交流的自由，反而形成了知识的垄断。

出版自由实质是获取商业利润的自由。

通过报纸对广告和新闻的依赖，商业主义大行其道，印刷媒介的空间偏向更加严重；而新科技与媒介的结合物如广播，虽然能使信息的发送覆盖更多的受众，但却是单向度的传播。

因为后者无法回应，其结果是传播技术越发达，交流越困难。

麦克卢汉对新的媒介技术持肯定态度，但他的肯定很容易滑到为控制媒介体系的利益集团提供合法化证明的立场上。

例如，他对电视的肯定
就满足了商业体系推行其消费主义并获得合法化论证的需要。

3．对美国的态度。

英尼斯视美国为现代西方文明各种发展的顶点。

美国将西方文明的空间偏向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的空间霸权不止于表现在武力上，也表现在美国借助媒介实现的文化帝国主义上。

“武力和知识垄断是帝国权力的两种表现：帝国的控制不独表现为武力，甚至更依赖知识垄断，后者不仅控制贸易路线，还控制文化的路线：艺术风格、语言，消费者趣味、和精神观念。

”[9]16美国以出版自由为标榜和意识形态，向加拿大输出报纸、杂志、期刊、广播、电视，加拿大却被迫为美国供应纸浆和纸张。

媒介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媒介来控制符号体系和知识生产，使加拿大的文化丧失生存空间。

英尼斯对美国的空间霸权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号召加拿大“为我们的生存而战”。

英尼斯说：“美国广告的致命影响——特别表现
在期刊出版中——和商业主义的强大冲击，已经在加拿大生活的方方面面显露无遗。

传播体系的爪牙将持续地保持警觉去消灭一切朝向英国的情感痕迹，认为它们毫无用处，如果它们威胁到美国商业主义的无限威力。

这是在打击加拿大文化生命的心脏。

……我们必须采取持续的努力在战略要点上对抗在各种迷人外貌之下的美国帝国主义，如此我们才能生存。

”[10]14同样是加拿大人，在如何看待美国这
个问题上，麦克卢汉早期同英尼斯持有同样的立场，而在60年代后则抛弃了这一立场。

“英尼斯的传播研究，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以一名清醒的加拿大人的身份，对战后美国的文化蔓延和经济霸权展开抨击开始的。

这种批判观点也是麦克卢汉早期著作的主要内容，虽然他对美国文明的否定性评价与英尼斯的出发点有所不同。

……在英尼斯的著作和麦克卢汉的早期著作中，美国传播媒介和美国社会是对加拿大文化的极大威胁，而在麦克卢汉的后期著作里，它们却受到赞
扬。

”[6]158麦克卢汉“对科技社会的乌托邦视角，给美利坚帝国的统一领导提
供了一种历史天意的意识”。

[11]83-84美国自立国以来，一直是各种新的传播技术的发源地。

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均隆盛于美国，美国在这方面的主导地位带来
了一种“历史天意”的自我意识，而麦克卢汉对技术乌托邦主义投合了这种意识，这是麦克卢汉在美国大受欢迎、家喻户晓的原因之一。

失去批判精神的麦克卢汉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肯定者和认同者。

可见，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学术方向、基本立场等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甚至使得一些研究者开始质疑“多伦多学派”这个概念的合理性：“是否能够认为，英尼斯，这位批判的社会理论家，同麦克卢汉这位非批判的媒介相对主义者，共享同一个传统？”[12]90也正是在这些差异中，英尼斯学术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才得到更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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