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新动向

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新动向
作者：陈友骏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05期
摘要：
受自身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亚太经济与政治重要性日益高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在2017年重点表现在两大维度上，即引领不含美国的TPP谈判进程和对美经济合作。

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成为制约并影响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展开的主要因素，但美国退出TPP也为日本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间。

此外，尽管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当不满，但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依然保持克制和隐忍的态度，并积极推动与美经济政策协调、能源领域战略性合作等。

未来，日本对美经济合作存在“贸易问题”和“路线问题”两大隐忧，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与延伸。

关键词：日本；亚太经济合作；TPP；对美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35-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5
2017年美国特朗普新政府启动之后，亚太区域政策就成为其对外战略中的核心部分。

尽管特朗普政府并未公开表示愿意继承奥巴马政府时代提出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其还是基本上延续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意图借助亚太域内主要力量的再平衡，维护或是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

对此，日本安倍政府予以了积极的关注和回应，并将其对外战略的重心放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

与此同时，日本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一方面，与美国再平衡战略形成遥相呼应之勢；另一方面，借助经济合作等常规议题，稳固并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政治大国”的地位。

文章将概括性地梳理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方面的新举动，探析其背后隐藏的政治动因与潜在利益，并适度展望未来的政策走向及可能的发展图景。

一、日本亚太经济合作的新动向
总体来看，近来日本亚太经济合作的动向主要集中于两大支点，即引领不含美国的TPP 谈判进程，推动其尽快达成并生效；稳固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深化对美经济合作关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限于本文篇幅，并且考虑到RCEP和中日韩FTA等日本参与的亚太域内经济合作谈判在2017年内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文中省略了相关内容，着重突出TPP及对美经济合作两大主题。

（一）日本在TPP问题上的追求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国会
山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

当日，特朗普总统就对外宣称美国将退出TPP。

果不其然，三天后的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

特朗普的决定令所有TPP成员国大为震惊，尤其对TPP问题寄望颇多的日本而言，美国的退出简直是“晴天霹雳”，一时间难以做出合适的政策应对。

为此，首相安倍晋三随即于2月9日开启对美的游说外交。

在美期间，安倍大谈特谈贸易投资新规的重要性，试图挽回特朗普政府对TPP的兴趣与参与。

但事与愿违，安倍的努力并没有换来特朗普的回头。

对此，日本国内反应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格局。

日本国内部分精英阶层人士对特朗普政府不顾日本等TPP参加国的政治投入和心理感受，“随意”宣布退出TPP的行为，深感失望和愤懑，认为特朗普政府脱离TPP，并且轻视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最为重要的支撑——世界贸易组织（WTO），致使TPP成员国倍感恐慌[1]。

日本主流媒体之一的《产经新闻》发表社论，公开指责特朗普政府，称“美国的退出导致TPP成员国失去了经济自由化所创造的潜在利益，而且，美国仍自私地觊觎超越TPP的经济利益，对此无理的要求，日本唯有果断拒绝”[2]，与之相对立。

日本国内仍不乏对此事的积极看法。

日本共同社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国内的多数民众及有识之士，对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安倍晋三的首次访美及日美两国在经济领域达成的多项共识持较为肯定的态度；对日美两国首脑同意新设贸易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对话机制，677%的受访者表示肯定；关于日本为美国创造就业岗位一事，602%的人回答“可予以协助”[3]。

此外，日本国内的部分保守派认为，美国的持续介入是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先决条件，而TPP构建了亚太经济的制度基准，因此，说服美国“回心转意”，重新回归TPP是二者实现统一的最佳路径[4]。

此外，日本国内的TPP支持派人士认为，日本亟须主导制定“没有美国参加的”、涵盖11个国家的TPP构建路径[5]。

面对国内在TPP问题上莫衷一是的态度，作为坚决的TPP支持派代表人物，首相安倍晋三实际上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主动担当起TPP“掌门人”的角色，并意图主导后续的谈判进程；另一方面，仍积极争取特朗普政府的回心转意，并尽可能在TPP条款中为美国的回归留有余地。

为此，2017年1月20日，日本召开第17次TPP问题主要阁僚会议，明确缔结TPP协定的决定并商讨今后日本政府的相关应对性举措。

2月8日，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石原伸晃与新西兰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举行会谈，双方共同确认了TPP的经济及战略价值。

3月15日，TPP 部长会议在智利的比尼亚德尔马召开。

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显示，11个TPP成员国均重视TPP的高标准和基本原则。

4月18日，石原伸晃又与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乔博举行会谈，双方就TPP的发展方向性达成共识。

5月21日，TPP部长级会议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

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表示，各方再度确认了TPP的经济及战略价值，并希望能在即将于11月举行的APEC会议期间达成协定。

5月26日，石原伸晃又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尚帕涅举行会谈，双方均表示愿就尽快实现亚太地区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规则而进一步加强合作。

5月30日，日本召开第18次TPP问题主要阁僚会议，首相安倍晋三亲临会场，并就TPP的下一步谈
判计划及日本的应对举措等做了具体部署[6]。

7月12～14日，TPP高级事务代表谈判移师日本箱根。

各方就尽早达成TPP商讨具体对策，力争11月APEC首脑会谈期间达成协定。

7月18日，日本TPP问题的主要担当大臣石原伸晃与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多举行会谈，双方表态愿在TPP问题上加强双边合作。

8月28～30日，TPP高级事务代表谈判会议于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

共同声明中肯定了3个工作组的协商成果。

9月13日，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在东京与新加坡、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4个参加TPP的东南亚国家的驻日大使举行会谈，希望4位大使能向各自国内积极做工作，以实现TPP的尽早达成。

之后，茂木敏充又与美国驻日大使威廉·哈格蒂举行会谈，并向后者通报了日本在TPP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以谋求美方的理解与支持。

9月21～22日，TPP高级事务代表谈判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会后发表共同声明，要求各方加速讨论进程，促使TPP能在11月举行的APEC首脑峰会上达成协定。

10月30日～11月1日，TPP高级事务代表谈判会议又转场至日本的舞浜。

这次会议再度确认TPP的高标准原则，并为举办TPP首脑峰会做辅助性准备。

2017年11月11日召开的TPP部长会议决定，将TPP正式更名为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即“全面且先进的TPP”。

尽管如此，因加拿大不满日本主导整个谈判进程，TPP 首脑会议未能按原计划举行[7]。

这一突发事件暴露出TPP“朋友圈”内部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日本始终希望并尽可能地主导美国退出后的TPP谈判进程。

纵观2017年日本在TPP问题上的种种表现，不难发现，其在TPP问题上凸显3方面主要特征：（1）积极主导谈判进程及相关议题设置，并愿意主动为推动TPP谈判投入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2）坚持TPP的“高水平”和“高标准”两大原则，并希望将TPP标准推广至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圍；（3）始终为美国的回归创造机会或留有余地，并不失时机地游说美国，希望后者能尽早回归。

（二）日本对美经济合作的新动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加大了对日贸易制裁的力度，并针对日本一些主要的对美出口商品启动反倾销等相关调查程序。

尽管很多贸易救济性措施仍未落实到位，但日美间再度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却与日俱增。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017贸易政策议程及2016年度报告》中就明确指出，2016年美国对日贸易合作的最主要目标是去除日本的贸易壁垒及降低日本市场的准入门槛[8]。

嗣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贸易壁垒报告》（2017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用了足足16页纸，详细罗列了日本农产品及汽车领域的贸易保护行为与以金融和保险为代表的日本服务业的投资壁垒，并将日本邮政（Japan Post）作为批判典型加以鞭笞，劝诱日本政府尽快清除国内的电信、保险、医疗、教育、法律等服务业准入限制[9]。

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启用对日贸易强硬派人物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和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分别担任商务部长、贸易代表（USTR：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等与对外贸易政策密切相关的重要职务，同时又新设隶属于白宫的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并将该机构的主席职位同样授予了以贸易强硬派著称的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显然，特朗普政府这一激进的人事安排是在释放“均衡”贸易政策的信号，更在为实施强硬的对日贸易政策做政治铺垫。

面对特朗普政府在对日贸易政策上释放出的强大压力信号，安倍政府一方面选择了妥协与配合的无奈之举；但另一方面仍在积极斡旋、游说，希望将美国制裁的损失降到最低。

为此，安倍政府主要做出以下回应：
（1）通过隐秘的市场操作行为，遏制住日元持续贬值的势头，并使日元汇率在短时期内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浮动区间（1美元兑换108～113日元的浮动空间）；
（2）加强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沟通。

除了首相安倍晋三短时间内连续两次访美并拜会特朗普之外，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人物之一——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也于2017年3月和6月两次访问华盛顿，并分别会晤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能源部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等多位在美国贸易政策中握有绝对主导权的重量级人物[10]。

这不仅有助于加强日美两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沟通与协调，更有助于加强双方政治家之间的个人感情与政治信任；
（3）派遣重量级游说团体，并通过民间力量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

2017年5月，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组织三菱、三井、伊藤忠等18家主要大企业的负责人一同访美，走访了威斯康星、肯塔基、伊利诺伊和华盛顿，与州长、副州长、国会议员等重要政治人物进行广泛交流[11]。

此外，日本三大经济团体之一的经济同友会又分别于2017年的1月、3月和8月派出多路访美团[12]。

日本经济代表团一方面在美宣介日本的产业政策、对美经济政策等，另一方面对美实施政治游说，以促使美国政治精英及基层社会改变对日美贸易摩擦的传统认识。

除了上述应景性的举措之外，安倍政府还意图借助不同的政策手段，一则缓和日美贸易间的结构性矛盾，并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压制到最小；二则进一步拓展日美经济合作的战略维度与深度，促使日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形成所谓的“同盟关系”。

第一，积极鼓励日企赴美投资设厂，解决美国国内的就业问题。

为此，首相安倍晋三积极摇旗助威，俨然成为美国吸引日本投资的“明星啦啦队长”。

受其影响，日本SOMPO控股公司于2016年10月5日正式宣布，斥资约63亿美元收购美国财产保险公司耐力专业控股公司（Endurance Specialty）；是年12月6日，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社长孙正义在纽约与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表示将向美国国内的新兴企业等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0 000个新就业岗位；之后的12月27日，日本松下公司正式宣布，将与美国电动汽车（EV）制造商特斯拉汽车公司，在美纽约州布法罗共同建设生产住宅用太阳能电板的工厂；2017年1月24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宣布将向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美国副总统彭斯曾任该州州长）的工厂投入约6亿美元，以增产运动型多功能车（SUV），并新雇用约400人；2017年5月24日，日本大金工业公司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举行新工厂启用仪式等（见表1）。

当然，参与对美投资的日本企业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一类是如同软银集团（Softbank）一般的高科技及服务类企业，可以被视为“主动型”追加投资者，其关心的焦点是特朗普政府的未来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后者也成为吸引此类日本企业大规模追加对美投资的主要牵
引力；另一类是有如丰田汽车这样的制造类企业，与其说追加对美投资的动力是源自优惠的政策及更高的利润回报，毋宁说直接动机是为了取悦于特朗普政府及特朗普总统本人，甚至是为了躲避难以预料的“天价”惩罚，因此，此类企业可视为“被动型”的对美追加投资者。

但无论是“主动型”投资也罢，还是“被动型”投资也罢，都直接增加了日本对美的投资份额，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成为了安倍对美“示好”的牺牲品。

第二，扩大对美能源贸易范围，实现自身能源进口结构的有序转型。

诚如日本国内负责对美经济合作的重要游说团体——日美经济协议会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因页岩革命，一举转变为能源出口国，这对于正在寻求最佳能源结构的日本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并且，这更有助于日美两国在能源领域建立中长期的结构性互补关系。

[13]鉴于此，安倍政府加大了对美的相关政治游说。

受其影响，2014年美国政府授予与日本企业相关的所有在美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的对外出口权；2015年，美国又取消了尘封约40年的石油出口禁令。

得益于此，2016年5月，日本首次成功从美国进口由页岩油制成的原油[14]。

之后的2017年1月6日，一艘装载着由美国产页岩气制成的LNG船舶抵达日本中部电力公司的上越火力发电站（位于新潟县上越市）。

这是日本首次从美国进口由页岩气制成的LNG，标志着日本进口美国能源正式步入全方位、无障碍化的新里程。

日美能源合作半径藉此再度扩大，日本进口能源的多元化布局也随之得以扩展。

第三，拓展能源技术分野的全方位交流。

日本竭力提升对美能源合作的覆盖面和战略层级，而这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响应。

2015年2月，日美双方将“日美清洁能源政策对话会”更名为“日美能源政策对话会”[15]。

显然，此举意在拓展日美能源合作的讨论范围，将电力系统、化石燃料、甚至是网络安全等不同议题纳入双边协商框架之内；
第四，共同研究、推进核能源的安全利用。

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以降，核安全就成为日美能源合作的焦点之一。

此后，围绕着核能源的共同开发和安全利用等战略性议题，日美两国在双边层面建立了不同层级的沟通与交流机制。

2016年12月6日，日美两国共同发布了“日美核安全合作情况说明书”，其中明确提出，为了进一步加强二者合作防止核恐怖事件的发生，日美两国将共同努力，以尽快就相互交换核安全领域秘密信息等重大议题达成协议[16]。

此外，日美双边科学技术交流所涉及的战略性议题，完全与“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新兴经济理念相契合，更可以直接应用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经济领域的实践与操作之中。

第五，日本还积极加强与美国在发展第三方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

如，为了更好地促进日美两国对第三方经济援助的政策合作、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合作，日本与美国于2014年建立了高层次级别的“日美发展对话会”，且每年举办1届，至今已成功举办了3届。

综上所述，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中主要展现出两大特点：“倚强”和“捡漏”。

一方面，紧随美国，不违背美国的意愿和需求，尤其是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保持克制和隐忍的态度；
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没有美国参与的空白区域，强推自身的存在感和引领性，塑造日本地区政治大国的形象。

二、日本积极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的动因分析
或许对于日本而言，美国特朗普新政府的上台是影响其外交政策的最大变数，也是左右其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最主要因素。

特朗普政府启动后，随即宣布美国正式退出TPP。

这对于日本安倍政府而言，可谓是当头一棒，因为其对TPP抱有极大幻想。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定迫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评估亚太经济合作形势，甚至被动性地转变身份，成为引领TPP 谈判的新旗手。

除TPP谈判以外，日本同时参与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中日韩FTA（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亚太域内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谈判议程，希冀通过所谓的日本方式，推动亚太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总体来看，日本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种種表现，折射其内政、外交及地区形势发展等各方面的复杂背景。

第一，日本意图通过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其作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政治大国”的特殊地位。

自战后日本经济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政治大国”的目标就成为多届日本政府的追求，而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政府所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可视为日本“政治大国”野心的集中显现。

基于此，日本一直寻求在不同场合、不同平台上树立其“政治大国”形象的战略机遇，而引领亚太经济合作的走向与趋势，就成为日本目下的主要抓手和突破口。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起初日本参加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就是希望能与美国“平分秋色”，共同引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未来走向。

但特朗普政府的“背信弃义”使日本失去TPP的重要盟友，还一度陷入TPP政策空白。

尽管如此，作为美国退出TPP的直接后果，一方面，导致TPP被迫放弃既定的发展方向，转而重新回归至谈判桌前，寻求新的战略妥协；另一方面，美国的失位为日本创造了绝佳的政治突破口，即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的政治空间中，意外地收获了一片美国走后遗留下的“真空地带”，而填补这一空缺有助于其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

对此，日本国内有部分观点认为，日本亟须主导制定“没有美国参加的”、涵盖11个国家的TPP构建路径；更为重要的是，TPP一旦生效，可以成为日本对美谈判的“有力武器”[17]。

此外，日本国内也抛出警示性观点，即，若安倍政府强行要求美国回归TPP谈判，则可能引发日美关系的恶化，鉴于此，日本应积极推动建成“没有美国参加的”、缩小版的TPP[18]。

第二，亚太经济与政治的重要性日益高涨，促使日本将经济外交、乃至政治外交的重心放置于此。

实际上，经济长时间的发展与积累，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规模已经实现几何倍数的增长。

据参加成员均来自亚太地区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官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参见表2），截至2015年底，APEC成员的GDP总量业已攀升至440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7429万亿美元）的5928%；APEC区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55万美元，显著高于这一数据的世界平均值（101万美元）；APEC区域的年经济增长率也高于世界平均值04个百分点，达到31%。

与此同时，2015年APEC成员的人口总数超过2847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超过7346亿人）的3876%。

而在吸引外部资金流入
方面，2015年APEC地区成为全球FDI流入的最大目的地，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高达9 525亿美元，占世界FDI流入总量的一半以上；与其相对，2015年APEC区域的FDI流出量高达8 2146亿美元，同样占世界FDI流出总量的半壁江山。

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球55%的FDI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19]。

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FDI总量为3 810亿美元，占全球FDI总量的31%，同比增长了96%[20]。

因此，从各项统计指标来看，亚太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潜力，并成为驱动世界经济有效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除了经济地位的提升之外，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舞台中的重要性亦与日俱增。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促使亚太地区再度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领域关注的焦点，这无形中也提升了亚太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价值[21]。

鉴于此，日本政府在亚太地区倾注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外交资源，并意图在亚太域内率先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第一步。

诚如首相安倍晋三所言，日本应与美国携手，共同主导制定适用于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高标准。

不仅如此，安倍甚至抛出“印太”新概念，意图扩张日本经济外交及政治外交的视阈[22]。

第三，延续战后日本对亚太经济的战略布局，以达到“深耕亚太、放眼全球”的对外经济战略。

实际上，经过战后70多年的发展与积累，日本逐步形成了成熟且系统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即“为了确保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分阶段、分步骤地在亚太域内构建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机制，以不断提升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水平与质量，并为完善全球经济合作体系奠定重要基础”[23]。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战后的日本一度陷入了民生凋敝、经济难以为继的境地，但随着国内经济的好转和政治地位的相对性提升，日本又重新将战略视野投放至亚太地区，并辐射整个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提出了“跨太平洋”的战略构想；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设想。

之后，日本提出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构想，并成为后者的创始成员国之一。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又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但因遭美国的强硬反对而胎死腹中。

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开始通过缔结双、多边经贸合作协定等，在亚太域内谋划以其为核心的新“经济合作圈”。

由此，目前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举措是对其传统政策的延承与延伸，是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在新形势下的转型与发展，其主要目标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1）主导构建“高质量”“高标准”的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2）重构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分工体系；（3）以亚太经济治理为突破口，实现日美同盟关系从安全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辐射与延伸。

三、日本积极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的现实矛盾
2017年，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对美攻关与TPP两大焦点。

尽管表面上看，上述两个问题是割裂的，而且因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就愈发弱化，但实质上，二者之间是关联的、互动的，共同揭示出日本在对外经济合作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战略思维与政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