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视域下《边城》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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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翻译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传播至关重要。

《边城》这部小说中蕴含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其英译本在海外广受欢迎，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范。

为探索《边城》英译本取得成功的关键，为更多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参考，以金介甫的译本为例，基于文化翻译理论对其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和技巧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研究发现，金介甫并未固守某种特定的翻译策略，而是巧妙地采用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灵活运用音译、直译、音译加注、音译加直译和意译等翻译技巧。

［关 键 词］ 文化翻译；《边城》；文化负载词
文化翻译视域下《边城》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
王 晗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跨文化交际的频繁，文学作品翻译不仅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如何传达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而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由于承载着特定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情感内涵，对读者理解作品的文化细节至关重要。

《边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不仅承载了大量湘西文化元素，还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其英译本是国外读者了解湘西地区优美景色、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重要途径。

为探索译者是如何处理文化负载词来传达《边城》中所呈现的文化特色，本文以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探讨了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的译本Border Town ： A Novel 中所采用的策略和技巧，以期为翻译研究者补充有关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策略，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一、文化翻译理论概述
20世纪70年代中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跨文化交流的增加，翻译学者们意识到传统的翻译理论只注重语言形式的转换，而忽视了背后的文化因素。

这时，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转向。

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著名翻译理论学者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这一论文集中正式谈到了“文化转向”，这才有了“文化翻译”这个概念［1］。

随后，该概念传入国内，廖七一对文化翻译理论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交流，强调翻译不能仅仅局限于源语言形式的转换，而应该深入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原
则，以文化作为基本单位，在译文中增加文化对等这一元素［2］。

二、《边城》及其英译本
以湘西边陲的土家族村庄为背景，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作品生动鲜活地描绘了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土家族文化，对展示地域美学、表达乡土情怀和文化认同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边城》已经有多个语言的译本，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其中英译本的影响最为广泛，以四个英译本最为著名。

这四个英译本中有三个合译本、一个独立译本，分别是：项美丽（Emily Hahn）与邵洵美（笔名Shing Mo-lei）合译的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 、金隄和白英（Robert Payne）合译的The Frontier City 、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及金介甫独自翻译的Border Town ： A Novel 。

其中，金介甫是美国汉学家，自1971年就投入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研究中，被誉为“海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

他的译本Border Town ： A Novel 自2009年在美国著名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 出版后，就备受海外瞩目，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作品成功走出去的一个范例［3］。

三、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文化负载词的概念最早由许国璋以英文的形式提出，指语言系统中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4］。

后来廖七一将文化负载词解释为标志着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汇。

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2］，是文化的外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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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集中体现。

因此，文化负载词不仅是不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体现，还是翻译中的一大难点。

针对这些文化负载词，宏观上的翻译策略有归化、异化和两者兼用，微观上则涉及多种翻译技巧，如音译、直译、意译、省译等。

国内翻译学者郑德虎认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一环，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在他看来，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若采用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会淡化中国文化的特色，进而削弱影响力［5］。

但若只采用异化的策略，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难度会大大提升，反而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因此，在文学作品对外翻译时，译者要慎重处理文化负载词，宏观上巧妙处理两种翻译策略的关系，微观上则要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

具体来看，译者既要运用直译，接近源语，传达源语言的特点和优美之处，又要适当进行意译或简化翻译，以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这样才能将文学作品中的精髓传至国外，加快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四、《边城》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由于文化负载词的核心是其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文化负载词的分类和对文化的分类不可分离。

在各位学者对文化的分类中，西方翻译学家奈达对文化因素的分类较为全面，其认为文化因素大致有五类，分别是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和宗教文化［6］。

这五大分类脉络清晰，有利于文化翻译有条理、全面性的研究。

因此，基于奈达的文化分类，本文将文化负载词也分为五类，分别是语言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生态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和宗教文化负载词。

在宏观层面上，《边城》中的文化负载词涵盖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包含许多地域性风俗文化，这些文化对于大多数非中国读者来说都可能不太熟悉。

因此，如果仅采用异化或归化中的某种翻译策略，可能难以使目标语读者接受。

鉴于此，金介甫在面对这些文化负载词时并没有坚持某种固定的翻译策略，而是选择了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在微观层面上，金介甫根据自身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理解以及对沈从文先生的研究，根据不同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

（一）语言文化负载词英译
语言文化负载词指承载特定文化意义和内涵的词语，比如计量单位词汇、称谓语、成语词汇和俗语词汇等地方特色话语。

一般情况下，语言文化负载词在文学作品中占比较大，在翻译时译者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的文化内涵。

对于《边城》中 “里”和“丈”之类的带有浓郁中国文化的计量单位词汇，金介甫在翻译时采取音译加同位语注释的方法，如“三里”译为 “three li， about a mile”， “二十丈”译为“twenty zhang， two hundred feet”。

在称谓语上，金介甫一般采取直译的方法来保留汉语特色，如“大哥”译为“Elder Brother”，“老伯伯”译为“Elder Uncle”。

但是如果直译与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相互冲突而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金介甫就会选择意译，如“副爷”。

“副爷”如果直译为“Vice Lord”，目的语读者就会陷入困惑，因此金介甫在英语中挑选了相似的语言表达，即“Honorable Soldier”。

对于《边城》中的大部分成语或俗语而言，直译读者就可以猜出其寓意，因此金介甫大多选择的是直译，比如“重义轻利”译为“put principles before profit”，“掠水越山”直接译为“Skim over the water and cross the hills”，“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直译为“I want a horse I don’t have to feed， but I want it to run fast”。

但如果成语烦琐，前后重复表达的是一个意思，金介甫就会选择省译，比如“愀然不乐”，译者就很简单地用了一个“sad”来表达。

（二）生态文化负载词英译
生态文化负载词指可以反映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特征的词语，如自然现象、地理名称和动物等。

跨文化翻译时，对自然生态特征的理解的偏差也会带来翻译问题，因此对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既要保留源语生态文化特征，也要考虑目的语的生态特色。

《边城》描绘了大量的湘西的自然风光，所以涉及了许多生态文化负载词。

涉及动物或者含动物的地名，金介甫一般采用直译，如雄鸭（drake）、黄狗（yellow dog）、白鸡关（white rooster pass）。

但是对大部分地名而言，金介甫以音译为主，必要时会音译和直译相结合，如茶峒（Cha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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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水 （River Yuan）、秀山（Xiushan）、洞庭湖（Lake Dongting）、酉水（You Shui）。

（三）物质文化负载词英译
物质文化负载词是和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与物质文化息息相关的词汇，如饮食、服饰和生活用品等。

因此，物质文化负载词是和某一地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系最为密切的词语。

但由于《边城》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正值中国历史的动荡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西方相差甚大，所以直译对目的语读者而言理解难度较大，并且很多情况下汉语和英语之间没有相对应的语言形式。

因此，金介甫在翻译此类文化负载词时多采用音译或者意译的翻译技巧。

比如唢呐（suona）、糍粑（glutinous rice cakes）、花轿（bridal cortege）。

以“糍粑”为例，译者无法进行直译，如果音译为“ciba”，目的语读者并不能知道这是一种食物，也不能猜测该食物的特点，但意译为“glutinous rice cakes”不仅解释了糍粑的原料是米，而且暗示了它的特征是黏，需要糯米来制作。

（四）社会文化负载词英译
社会文化负载词指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负载词，例如社会习俗、传统节日。

《边城》中出现较多的是对传统节日以及湘西当地风俗习惯的描写，因此，要保证译本体现当地的社会特征，对社会文化负载词的还原与呈现非常重要。

金介甫在处理此类文化负载词时多采用直译的策略，如雄黄酒（wine mixed with realgar）和龙船水（dragon boat tide）。

（五）宗教文化负载词英译
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若宗教信仰不同，对文化的理解也会出现差异。

因此，在翻译宗教文化负载词时，译者不仅需要了解源语言的宗教文化，还需要避免和目的语国家的宗教表达相矛盾。

否则，错误的或者不恰当的宗教表达不仅难以引起读者的认同，还可能会造成误解甚至是冲突。

《边城》中涉及的宗教文化负载词大多是与佛教和道教相关的词汇，但西方以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

因此，金介甫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或者音译的翻译手法，如观音（Guan Yin）和铁拐李（Iron Crutch Li）。

如果是目的语宗教中也存在的文化，意译后并不影响对源语言文化的呈现，金介甫则会在目的语中挑选相对应的词汇来表达，如文中多次出现的“大仙和大神”会用西方宗教故事中也存在的“Gods and immortals”来表示。

五、结语
《边城》是一部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这部小说通过深入描绘中国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向读者展现了中国乡村地区独特的魅力和文化内涵。

作为一名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充分了解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灵活选用了不同的翻译技巧来处理《边城》中的五类文化负载词，包括音译、直译、音译加注、音译加直译和意译。

因此，根据文化翻译理论，这个译本不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汉语原文的文化特色，还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习惯。

进一步来说，在文化传播方面，该译本有助于让更多国际读者欣赏和理解中国文学的魅力，不仅推广了中国优秀作家和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走向国际提供了机会，还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参考文献：
［1］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2］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0.
［3］卢国荣，张朋飞.《边城》金介甫英译本的成功之道［J］. 当代外语研究，2016（1）：71-77. ［4］许国璋.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J］. 现代外语，1980（4）：21-27.
［5］郑德虎. 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上海翻译，2016（2）： 53-56. 
［6］Nida E.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problems［J］. Word，1945，1（2）：194-208.
作者简介：
王晗（1978—），男，汉族，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科技翻译、英汉对比翻译、翻译史。

作者单位：郑州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