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进入了“虚拟自我”的时代？

中国人进入了“虚拟自我”的时代？
时间仅仅过去了30多年，中国人就变成了一个和过去的乡村社会、传统城市社会的人们截然不同的社会物种。

80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政治化的总体性逻辑中解放自我或主体性。

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国社会思潮
最主要的观念演变，就是个人主体性。

个人主体的觉醒，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这和日益加剧的市场化社会紧密相关。

从主体的觉醒到个人的权利意识的增长，贯穿于30年来整个市场化过程之中。

中国人这个社会物种的变化，都托了城市化、现代化的激进历史进程所赐。

这个社会物种，已经快没有“过去”了：在城市出生长大的人，已越来越难以找到旧日熟悉的街区和社区；在农村里长大的“城一代”，他们的故乡正在改变得面目全非，行将消失。

在过去的乡村社会、传统城市社会里，和自然、和社区牢固地结合的人们，拥有稳定的家园。

他真实的自我从中成长，并得到心灵的安放。

但是今天，我们从哪儿去得到这些宁静的家园呢？
城市生活的各种症状，诸如拥挤、雾霾、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心理竞争，为了保住自己迷惑对手，大家扛着一个“虚拟自我”面对这个世界，人人都要当“演员”，人人都要学会“演戏”，大家在真实的世界里扮演“虚拟自我”，而在虚拟的世界里（包括网络世界）展现“真实自我”，“低头族”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严重分裂症候群。

从农村出来，在城市已稳定地生活的“城一代”，有了对应于原来的历史和故乡的“乡愁”、抑或“不屑”与“张狂”；从小就在城市里生长的“城N代”，也有了对历史、对过去、对自然的“乡愁”、“不屑”或“张狂”。

这实际上是同一种社会情绪的不同表现，因为人生就是舞台，无论是名人还是俗人，大家戴着“面具”，平时一直压抑着，在某些时间段里就要摘下“面具”爆发出来。

它所拥有的心理能量，投射在乡村里，投射在自然中，投射在城市的遗迹和小街小巷中，投射在大理、终南山、西藏这些符号上——甚至投射在朋友的一场夜宴之上，尽管这个结局并不美妙。

30多年来的城市化史，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改变史——使某些中国人进入了一个“虚拟自我”时代。

现代西方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拥有社会法权的政党
伦理，在现代化经济－政治转型过程中逐步式微，精神伦理之社会化和制度化，不能再靠与政制结盟的方式来达成，精神伦理的社会化机制就必然面临危机。

”这也正是当代汉语世界中民族性国家伦理建构的根本问题所在。

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市场化社会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物质资源的创生与积累方面，文化和道德的建设不仅相对滞后，而且被严重忽略，这就造成了青少年一代的道德资源只有消耗没有积累的负面状况。

然而，政治伦理和道德的式微，还表现在民间生活及思维的随意性和超脱性（包括网络虚拟空间的无限性）。

这是人们摘下“面具”、走下“舞台”的本我释放，是政治意识形态无法全部涵盖的广大空间，是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另一种生活存在。

意识形态是呼啸而过的大风，吹翻了名人的舞台、俗人的夜宴，却吹不走万古无言却始终如一的大地——民间世界显得永恒、沉稳而缄默。

大地沉稳而厚实，无言却又孕育着世间所有的真实情感和语言。

有时，民间生活、民间思想的丰富内容像泉水般从大地中喷涌而出，又复归于大地。

在中国的城市生活中，我们的精神演变史，不仅从30多年前走来，更是从传统历史中走来。

人是自然之子，从动物出发，向宇宙真理的殿堂走去，虽然我们现在还是那样遥远。

而借助城市化的双翼，我们已经“飞”到了这里：焦虑于在城市社会环境的嘈杂；占据一个在社会价值排序上不低的位置；逃避和“乡村”“自然”“历史”有联系的一切；却又对可以释放，或安放内心真实自我的一种无限向往和眷恋。

这是矛盾的二律背反，背后折射出一个映像：我们作为一种和过去不同的社会物种，虽然高度发达的城市化使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心灵上也伤痕累累，但我们的物质欲望已经无限膨胀，已经被城市的组织结构和消费形态牢牢扭住，心理上已经和它同构了，根本无法抽身回头了。

所有表现出来的：对过去的不屑、对历史的愁绪、对现实的焦虑，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真实自我的掩盖，都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精神世界的演化，已经发展到了越来越喜欢在真实世界里伪装自己，却又选择在虚拟世界里表达真实的自我——这种人格分裂症已经到了何其严重的地步。

如何让疲劳的人们回归自然和人性，去掉形形色色的“演员”身份，摘掉五花八门的“面具”，表达真我的思想感情，已经是我们不容回避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