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关系以外第三人能否向法院主张合同无效

二、问题的提出
本案原告是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其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本案两被告订立的合同无效。审判实践中，合同当事人主动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或法院经审理依职权主动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较为常见，但由合同关系以外的其他人以起诉的方式要求确认他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为无效的较为少见，本案即属于此种情形。本案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合同关系以外的其他人能否起诉要求法院确认他人订立的合同无效。
法院查明和认定的事实：1999年，市邮政局在全市统一建成了800个报刊亭。2000年3月16日，经市户外广告审批管理领导小组005号批复同意，市邮政局取得了在已建成的800个邮政报刊亭体外侧附设的灯箱上发布户外广告的权利；广告媒体设置期为2年。2000年6月20日，邮政广告公司(甲方)与红灯笼广告公司（乙方）签订《合伙合同》。该合同第３条约定：“在邮政局完全批准和授权的基础上，双方为开展业务及其他所有相关活动，如INERNET系统的管理或报刊亭内小商品的销售，自愿联合在一起成为合伙人”。合同第５条第一、二款约定：在本合同签署之日，甲方已经在全市安装了800个报刊亭；如果在本合同签署后甲方决定安装或分批安装上述800个报刊亭以外的其他报刊亭，甲方保证将上述报刊亭带到本合同项下，乙方有按本合同约定的经济条件唯一性实施的优先权。第６条第一款约定：甲方作为报刊亭的所有权人，向乙方保证所有的报刊亭均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京市相关法律法规使用土地、建立和安装报刊亭，并在报刊亭销售小商品及发布广告。第７条第一、二款约定：本合同期限为15年；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不得解除或撤销合同。第１８条第二款约定：除非得到红灯笼广告公司的书面同意，邮政广告公司不得解除合同。否则，邮政广告公司承诺向红灯笼广告公司支付相当于9.1条约定的年总包干费两倍的金额作为补偿。因市邮政局无广告经营权，故其于2000年6月22日签发《授权委托书》，授权邮政广告公司代表市邮政局依据上述005号批复确定的内容，全权办理“800个邮政报刊亭体外侧附设的灯箱上发布户外广告及相关事宜”。 2000年7月20日，邮政广告公司与红灯笼广告公司还共同签署了《关于执行2000年6月20日〈合伙合同〉的技术勘察报告》，确认有些灯箱无法使用。2000年8月1日，邮政广告公司在一份证明中称：由于邮政广告公司与红灯笼广告公司签署了《合伙合同》，红灯笼广告公司因此获得了在所有的报刊亭上唯一性地发布广告、组织安排销售小商品的权利。2000年9月4日，红灯笼广告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邮政广告公司支付费用人民币25万元。2001年3月8日，邮政广告公司与红灯笼广告公司还就分成、技术指标等细节补签了《修订合同》。《合伙合同》与《修订合同》签订后，邮政广告公司与红灯笼广告公司通过函件就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
另查明，邮政广告公司于1998年5月26日成立，具有广告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是2000年3月3日至2004年3月2日，其经营邮政报刊亭业务已在2000年7月25日作了工商登记。根据邮政广告公司章程，该公司由两家股东组成，注册资本为150万元人民币，其中市邮政局以120万元人民币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80％），市邮票公司以30万元人民币货币出资。邮政广告公司章程第12条规定，股东会的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章程第15条规定，股东会定期会议应每半年召开一次；章程第27条规定，公司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依法经审查验证于第二年元月30日前送交各股东。
三、无效合同性质探究
无效合同是否属于合同，理论界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无效合同在形式上已具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经过要约和承诺的磋商阶段后，已经就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因此不管是否具备合同的有效条件，凡是已经成立的合同都属于合同的范畴。也有的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所以不属于合同的范畴，任何合同之所以能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能够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乃是因为它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而无效合同不符合法律，因此不仅不应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且应对违法行为人实行制裁。所以无效合同在性质上不是合同。我们认为，从合同法第２条的规定看，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的成立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而要约和承诺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产物，合同是意思表示合意的产物。合同法并未要求要约和承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因此，理论上就存在要约或承诺违法的可能，进一步说，要约或承诺违法，合同也必然违法。但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合同法第２５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无效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就成立，至于意思表示是否违法，不影响合同的成立。相反，合同成立并不一定都能生效，如果合同具有违法性，即使已经成立的合同也会被宣布为无效，合同的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而合同的无效是价值判断问题，两者不能混淆。只有在合同成立以后才能探求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法律效力的合同。
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因此，第三人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特别是原告资格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８条是起诉实质要件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对行使起诉权人的资格要求，也是提起诉讼的人能够成为原告的条件。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身的财产权、人身权或其他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是与他人直接发生了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原告因此而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律保护。这在民事诉讼理论上称之为诉的利益，确定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只有在原告有法律上利益时才可提起。直接利害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冲突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它只能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已然状态，不可能是将来发生的或然状态。如果原告的合法权益未曾受到侵害，或者他与别人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就不能也无需提起诉讼；如果其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只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构不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基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第三人要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符合原告的条件，如果合同与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既使该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他也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当无效合同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或者害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否则，法院不应受理第三人的起诉。
被告邮政广告公司辩称，关于合同内容没有异议。我方与红灯笼公司签订《合伙合同》与《修订合同》，其依据是市邮政局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和市户外广告审批管理领导小组005号的批复。两份合同在执行中出现一些纠纷，没有完全履行下去。市邮政局请求解除，我方没有异议。
被告红灯笼广告公司辩称：第一，市邮政局不是合同当事人，与争议合同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市邮政局与邮政广告公司之间不存在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的代理法律关系。因此，市邮政局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第二，市邮政局知道争议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市邮政局是邮政广告公司80％的股东。合同签订至起诉，时间超过1年，跨过1个会计年度，而依邮政广告公司章程第15条之规定应每半年召开一次股东会；邮政广告公司在2000年9月收取我方预付款，此情况依章程第27条应作会计报表送交各股东；股东会依章程第12条决定邮政广告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而且市邮政局更换过邮政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明知合同的执行情况，我方曾就本案争议合同向市邮政局汇报过，且在与市邮政局的局长、副局长沟通之后才签订的《修订合同》。综上，市邮政局明知争议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但从未提出异议。第三，邮政广告公司签订本案争议合同没有超越权限。该合同中第3、6条等规定，邮政广告公司要取得有关机关的授权、批准，邮政广告公司承担了批准的义务。如果其不能取得批准，则合同条款不能执行。灯箱广告设置2年，是指一次只能批准2年，但经批准可以延续，这与合同期限15年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第四，本案争议的合同未损害市邮政局的任何利益。邮政广告公司与我方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之事实；合同所涉事项市邮政局也未获得有关政府部门批准，故未侵犯其权益；市邮政局应对其经营行为负责。另外，市邮政局之所以提出合同无效，原因在于市邮政局与邮政广告公司认为在申奥成功后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因此想撕毁合同，但《合伙合同》有违约金约定，所以只能主张无效。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争执的焦点是邮政广告公司在与红灯笼广告公司签订《合伙合同》和《修订合同》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从而侵犯了市邮政局的合法权益。通观全案，可以看到市邮政局是占邮政广告公司80％股份的股东，其将在800个邮政报刊亭体外侧灯箱上发布户外广告的权利授权给邮政广告公司后，应依照邮政广告公司章程，每半年定期召开一次公司股东会，由股东会决定邮政广告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合伙合同作为一个标的较大的合同，自签订之日起至起诉之日止，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邮政广告公司还收取了红灯笼广告公司的预付款，故作为邮政广告公司大股东的市邮政局对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应是知道的，但其未予阻止，因此不能认定邮政广告公司与红灯笼广告公司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市邮政局认为其与邮政广告公司之间系代理关系的主张因无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市邮政局关于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市邮政管理局的诉讼请求。
四、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能否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实践中，某一合同是否无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未提起诉讼，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却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这一诉讼请求，法院应如何处理？理论界和实务界存有争议。许多同志认为任何人发现合同包含有无效因素均可以向法院起诉或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无效合同是绝对无效、当然无效，任何人都可以主张无效，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审查，主动宣告无效。但某些特殊的合同尽管具有违法性，但只涉及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如果将这种合同都认定为绝对的、当然的无效，即允许任何第三人主张合同无效未必妥当。[ii]我们认为，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能否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只有与无效合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能以起诉的方式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 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能否法院主张合同无效 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