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作者：王卫斌

来源：《闽南风》2010年第05期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行址就设在叶坪村一幢三室二厅的普通农家小屋,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仅20万大洋,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这个国家银行麻雀虽小,却肝胆齐全,它的分支机构遍地开花,业务范围包罗万象。它不以巧伪趋利、渔夺侵牟为目的,而以革奸铲暴、济寒赈贫为己任,有别于古今中外任何钱庄、票号和银行。

这个国家银行其实一点也不小,当年它一柱擎天,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它一轨同风,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是一座不可超越的丰碑,永远巍然耸立在共和国金融史册的首页!

因陋就简建央行,土法上马造国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建国之初,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单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多种,还有布钞10余种。金融市场杂乱无章,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正常运行,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刻不容缓。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但临时中央政府既不提供场地,也不配备设施,只给了他五个编制。毛泽民知难而进,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出纳、会计、记帐和勤务等职员,随后又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附近租借了一幢简易民房,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国家银行开始运转。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人员、机器陆续到位。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货币首先需要票样图案,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长黄亚光被推荐为最佳设计人选。但其时他因卷入一宗冤假错案,即将处决,危急关头,毛泽民挺身而出,把他从刑场上解救下来,委以国币设计师之重任。黄亚光果然不负厚望,他充分借鉴客家传统文化艺术,推陈出新,很快就拿出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厚政治色彩的票样图案。中央造币厂的技师们也大胆革新,巧妙地利用原江西工农银行的影制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印刷货币还需要专用的油墨和纸张,可是毛泽民派到敌占区的各路采购员,均因国民党封锁严密,无功而返。他一急之下,索性一头扎进土纸作坊,带领造纸工人采用树皮、毛竹和破棉、废麻作纸浆原料,掺入适量细羊毛,成功地生产出了具有韧性和防伪性能的钞票纸。他用同样的土办法,带人上山刮松脂,烧烟油,配上熟桐油,试制出了合格的油墨。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半年内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园5种纸币共65.61万元。此外,他们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国家银行所发货币币值稳定,准备金充足,宣传解释工作得力,很快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群众的信任,他们纷纷交出旧币,兑换新币,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

既拿算盘又拿枪,深山老林设金库

红军自创建以来,一直依靠打土豪、没收和征发剥削者财产,解决自身的给养。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后,奉共产国际指示若圣旨,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盲目地推行所谓的“正规化”和“城市中心论”,武断地取消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统一供给。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战争的发展,中央财政赤字激增,收支严重失衡。

根据有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国家银行的业务除了发行货币、公债和期票,办理存款、贷款、汇兑和票据贴现,还有一项代理国家金库的特殊使命。每逢部队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要派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备物资。

1932年2月,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久攻赣州不下,损失惨重,国家银行拨出巨额军费,结果颗粒

无收,造成中央财政雪上加霜,近乎崩溃,国家银行面临倒闭。为了扭转局面,这年3月下旬,毛泽

东经过据理力争,毅然挥师东征,连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金钱和紧缺物资。国家银行配合中央财政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部门,督率3000多民工昼夜穿梭搬运回瑞金,大大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金融危机。

1932年6月和10月,国家银行分二期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次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从中拿出20万元设立储蓄基金,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支持工矿生产,促进对外贸易。

正因为经营有方,管理得法,国家银行在短期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总行设有2个处、7个科和1个总金库,工作人员增加到50名。下辖福建、江西2个分行、分金库,1

个瑞金直属支行、4个兑换处、5个金银收买处和几十个代兑处等机构,触角伸向苏区内外,业务涉及不同领域,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和物力。

为了确保国家财富的安全,国家银行还在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烂泥坑设立了一个秘密金库,金银财宝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运来,被封存在一口巨大的地窖里。2名便衣特工以熬樟油为名,长期驻守,国家银行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定期派人巡回检查。秘密金库虽然地处偏僻,远离政治、军事中心,但其隐蔽的自然环境、合理的职业掩护、严密的防范措施,以及周边良好的群众基础,令外界一无所知,安然无恙。

肩挑背驮踏征程,一路行来一路歌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家银行14名业务骨干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其余工作人员继续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斗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国家银行逐渐中止了货币印铸和发行,各地分支机构相继关闭、停业,结束了它们的光荣历史使命。

秘密金库的大部分财物也被分散到各部队保管,剩余的几十担金银、现钞,以及国家银行的重要资料、中央造币厂的主要器材,靠200多名运输队员肩挑背驮,磕磕碰碰地踏上了漫漫万里征程。在沿途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下,第15大队一路上既要行军作战,监护中华苏维埃的“国家命脉”,又要见缝插针筹粮筹款,保障后勤供给,俨然成了中央红军的命根子。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贵州重镇遵义,得到了一次短暂的休整机会。国家银行趁机印刷、发行纸币,借以补充军需,但为了避免当地群众遭受损失,他们在离开遵义之前,全部用银元或实物予以回收。1月29日,第15大队在赤水河边忍痛割爱,销毁了这批纸币和印钞机器,然后轻装上路,全速向北挺进。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此时,第15大队14名国家银行干部仅剩下8人,而2担黄金、银元依然原封未动,保存完整。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印刷、发行新货币,由此承上启下,揭开了红色金融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国家银行自开办到停止,历时3年零9个月,印刷、发行货币800万元,但因受国民党几番“清剿”,红军数度自毁,再加上自然消损,流传于世的已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曾以1:1的比值,收兑到771616.55元,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苏维埃国家货币虽然纸质粗糙,印制简陋,但票面设计质朴而不失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其中的花符图案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