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者”任维初

“呆者”任维初
作者：陈飞
来源：《读书》2018年第12期
算来今年应是金圣叹（一六0八至一六六一）诞生四百一十周年，目前尚未见闻有何纪念活动，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吧。

我本来只想写篇小文聊作表示，岂料一上手竟不能自休，自春及夏，迤逦四五个月，草稿七八篇，都是关于“哭庙案”的。

这个案子人所共知，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之一，十八名秀才惨遭处斩，其中八人复遭籍没——妻子流放，家产入官。

金圣叹即为八人之一。

因此本案便成为有关金圣叹叙说（包括记述、传说、研究、谈论、表演等）不能绕开的话题。

我也曾发表过浅见，近年因撰写金圣叹传记，又重新加以审读和思考，感觉问题仍复不少。

比较显著的一点是，人们的关注大都集中在金圣叹身上，而对涉案其他人物却很少留意。

然而如果没有对后者的充分了解，前者的问题是很难获得满意解决的，并且影响到对整个事件的认识。

本文“重审”任维初，实际上，此人实为“哭庙案”的祸首，却一直被相关叙说“不屑一顾”，让其长期“逍遥法外”，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这或许是因为他被公认为坏蛋，神人共弃，不值一提；同时也与金圣叹的聚焦效应造成的“遮蔽”有关。

其实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法理上说，即便他是个十足的坏人，也应当得到应有的重视。

《辛丑纪闻》（下称《纪闻》）的叙事，就是从任维初开始的：“顺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朔，新任吴令任维初，山西石楼县人也。

由贡生为学谕，迁秩吴门。

”这种叙事隐含追根寻源的用意：时间追究至顺治十七年（一六六0）十二月初一日；事件追究至新县令到任；人物追究至任维初。

任维初上任伊始，就有诸多“异常”之举：一是“莅任之日，谒郡守余公。

至府门，左右请步入。

任曰：‘彼亦官也，我何以步行为？’坚欲乘轿直入，左右惧而置之于门曰：‘宁受责，不敢奉命。

’余公闻而笑日：‘是呆者耶？理烦治剧者，固如是乎？’谒司李高公，亦然。

高公怒，不见”。

这位余公，便是苏州知府余廉征，任维初身为新任县令前来拜谒，不论是从官场规矩还是人之常情上说，都应该恭敬谦卑、虚心低调；谁料他竟如此倨傲无礼，弄得余公甚感意外，只好摇头而“笑”，立即做出两点推断：这货该不是个呆子吧？如此呆子，岂可胜任县令之职？至于司理高公，索性怒而不见。

二是“回署，开大毛竹片数十，浸以溺，示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攸关。

国课不完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为期也。

’初二日，午时即追比。

欠数金者，重责三十；欠三星者，亦如之；隶行杖轻，转责之。

如以痛而出声者，则大怒，令隶扼其首，使无声。

受责者皆鲜血淋漓，难于起立。

以后，杖而代者鲜矣。

乡民悉自诣县庭。

无何，杖一人，毙堂下。

邑民股栗”。

初二日其实就是任维初上任后第一天正式办公，即严比钱粮，手段异常残酷：改（逢）三、六、九日比为每日比；对拖欠者严刑重责；对喊痛者“扼其首”不许出声；并对下杖轻的皂隶转加责罚。

不论拖欠多少，一律往死里打，果然很快就打死一人。

三是“（顺治）十八年正月中旬，维初入常平仓，每石仓米取七升三合，每一厥则计其数米之多寡而斛出一石焉。

逮兑粮，则各户之贮此厥者，各出偿之。

计其所得，三千余石，付县总吴之行粜焉。

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

常平仓乃国家备急粮库，没有朝廷最高指令谁敢擅动？任维初竟命令仓库负责人吴之行径取三千余石兑换银钱纳入私囊。

《纪闻》说这样的“典守自盗”自明至清前所未有，其实任维初似乎并不屑于“盗”，而是直接派人“取”来占为己有。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

”任维初这“三把火”既来得异常又来得凶猛而且邪恶。

而从“三把火”的指向及用意上看，他显然有备而来，直奔目标。

余公、高公，既是本郡长官，也是地方官吏的代表。

任维初的倨傲无礼，是在故意示威，以试探其反应，意在令其有所忌惮，不敢对自己（任维初）接下来的“异常”之举加以干涉。

此其一。

那些遭受严比的人，可谓是“乡民”的代表。

任维初不仅摧残其肉体，而且折辱其尊严（精神），直至消灭其生命。

意在淫威震慑，令其不敢有侥幸和反抗之心。

此其二。

或许有人寄幻想于国法、政纪、道义、人心之类，而任维初的典守自盗无异于宣示：那些东西本官根本就没在眼里，不要有任何幻想。

此其三。

这“三把火”实际上把地方官绅、广大士民乃至法纪、正义、道德、良知等全都“烧”了，使得（当地）民众陷入巨大的痛苦、愤恨、恐惧和绝望之中。

《纪闻》说：“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而诸生倪用宾遂有‘哭庙’之举。

”可见诸生的“哭庙”，有着多层面的原因，并不只是为了“抗粮”；代表着多个群体的诉求，并不是只为自己。

《纪闻》载：“（二月）初四日，薛尔张作文，丁子伟于教授处请钥，启文庙门哭泣；诸生拥至者，百有余人，鸣钟击鼓。

旋至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

”一般认为这就是“哭庙”。

实际上次日还有一次“哭庙”，金圣叹所参与的便是后者，我已另文考述，兹不及。

仅就二月初四日的“哭庙”而言，主要有两个环节（阶段）：一是在文庙“哭泣”；二是到府堂“跪进揭帖”。

“哭庙”诸生将任维初的“异常”之举指控为“贪酷”。

问题是：任维初作为一个新来乍到的县令，不会不知道得罪郡守、司理意味着什么。

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更何况他这是“以下犯上”。

作为一个读书做官的文人，任维初不会不知道动用酷刑、致人死命的后果多么严重。

所谓人命关天，更何况很可能激起公愤、引起民变。

任维初混迹官场非止一日，不会不知道典守自盗性质恶劣。

所谓执法犯法，罪上加罪。

所以任维初的“异常”之举，不仅令“三尺童子皆怀不平”，也让很多人疑惑不解。

余公说任维初“呆”。

呆即痴呆、不灵活；或解释为迟钝、不灵敏；或解释为傻、愚蠢。

但余公此言原有推测成分，就算不误，也只能是任维初性格的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

从任维初“三把火”的指向和用意来看，他并非头脑糊涂、毫无心计。

推想起来，此人应该是集鲁莽愚钝、凶狠刻毒与自作聪明、得意忘形于一身，在特定条件刺激下，偏激性地发作为蛮横残暴、肆无忌惮。

然而仅从任维初性格上寻求解释是不够的，其实他本人已经透露了一些原因，这就是他所说“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攸关”。

钱粮最急，是说征收钱粮乃是最急之务，重中之重，必须优先保证；功令森严，是说上头的征缴指令极明确严厉，不容有误；考成攸关，是说征缴钱
粮与政绩、官职等直接挂钩，利害攸关。

《“哭庙”异闻》载：“顺治十六年，江苏巡抚朱国治莅任。

苏郡大荒，混名‘朱白地’。

凡绅衿欠粮者，无论多寡，一概奏请褫革，名曰‘奏销’。

绅士继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

鋃铛桎梏，徒步赤日黄尘中。

”所谓“奏销”，字面上说奏请褫革官职和学籍，但在实际执行中，逮捕入狱、严刑拷打、抄没家产、发配充军等，无所不用其极。

蒋良骐《东华录》载：“（顺治十八年正月）谕吏部、户部：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

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

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

如将经管钱粮未完之官升转者，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弊之罪。

”可见任维初所言非虚。

然则对于身处其中的官吏而言，“功令”和“考成”既是悬在头上的两把利剑，也是可以挥舞利用的“尚方宝剑”。

前者威令其不择手段“督催”钱粮；后者则为其“督催”提供便利和保护。

而对于贪官酷吏来说，“督催”同时也是难得良机且天假其便；因而又反过来催生出更多的贪官酷吏，任维初不过是“异常”突出的一个而已。

有记载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

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

巡抚朱国治刚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

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仕籍、学校，为之一空。

至贪吏蠹胥，侵役多至千万，反置不问。

吁，过矣！”（董含：《三冈识略》）可谓实录。

不过，这些还不是任维初异常贪酷的全部原因，还有更为重要而直接的原因，只是较为隐秘而已。

《纪闻》记载：二月初四日诸生“跪进揭帖”，“时随至者，复有千余人，号呼而来，欲逐任令。

抚臣大骇，叱左右擒诸生及众，遂尔星散，止获去十一人……同任维初，发道尊王公研审。

道尊即唤吴之行拷问，招云……又问任维初‘何故粜米’？维初云：‘犯官到县止二月，无从得银，而抚宪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耳。

’复问十一人，则极言县令贪酷”。

“抚臣”“抚宪”皆指时任江南巡抚的朱国治。

据此可知，任维初的异常贪酷，乃是朱国治在背后“索馈甚急”所致。

那么朱国治的“索馈”是否属实？这是无须怀疑的。

任维初再怎么“呆”，也不至于诬告大权在握的顶头上司；而朱国治的一系列反应，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将其罪行“自证”得结结实实。

《纪闻》载：“抚臣固有觇者在，还报以实。

大惊，连夜使人于道尊处取口供，见之怒甚。

复即使人于道尊处易之。

即发一宪牌与维初，高抬年月，其略曰：‘兵饷甚急，多征粮米，以备不虞。

’盖因维初干己，而使其立于无过之地也。

”朱国治先是安排人暗中窥探“研审”情况，得到报告后，“大惊”——惊讶于任维初竟如此“直截了当”；随即连夜派人取来口供，“怒甚”——震怒于任维初如此“和盘托出”；随即“补发”一份公文给任维初，故意将日期往前提，造成早有指令、奉命行事的假象，同时也给任维初翻供改口提供暗示。

他这样既可使任维初“立于无过之地”，更是为了保护自己。

朱国治这一通应急操作，固然老练精明，却也不打自招。

上级长官索贿，下级属官行贿，朱国治与任维初就这样结成了“特殊关系”。

吴县堪称江南首县，县令自是肥缺。

朱国治作为江南巡抚，在县令的人事安排上，当然举足轻重；而“呆”如任维初者，竟能获得这个美差，想必与朱国治的“赏识”和“厚望”有关。

他所“赏识”于任维初
的，或许正是他那股子“呆”劲儿：既可以“鲁莽”地督催钱粮，又可以“愚蠢”地效忠自己。

他所“厚望”于任维初的，不只是突出的政绩——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督催任务，还有丰厚的“回馈”。

而对于任维初来说，朱国治的“赏识”和“厚望”可谓恩威并加——他既感恩于朱的“栽培”，又畏惧朱的权威，更倚仗朱的庇护。

所谓上行下效，上好下甚，朱国治作为顶头上司“索馈”如此，也给任维初做出了“表率”和“垂范”，后者自然要青出于蓝、变本加厉。

如此一来，任维初又多了几分“亡命徒”心态：既然必须而且已经违法犯罪，那就索性无所不用其极。

所有的原因和目的，最终都要落实到钱粮上，这就使得任维初对于钱粮的需求异常之大，远远超出官方的额定；而当地民众连官方额定都不堪重负，早已精疲力竭。

任维初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会上任伊始便采取异常极端的手段，连烧“三把火”，结果引起群体性的大爆发——“哭庙”。

朱国治随后全权接管了此案，上疏朝廷，诬告诸生“哭庙”震惊先帝之灵，声言扛打朝廷命官（县令）、匿名揭帖、聚众倡乱、抗纳钱粮，请求皇上“大彰乾断，严加法处施行”。

朝廷高度重视，特派“四大人”——郎叶尼以及理事官英孥、春沙、海布勒四个满洲侍郎“会审”，其实由朱国治一手操控，最后由朱国治执笔上疏——“会审报告”，朝廷审核批复：金圣叹等八人处斩、籍没，其余十人处斩。

这年立秋为七月十三日未时，但朱国治急不可待，擅自违背秋后用刑的谕旨，巳时刚到，便即行刑。

地点在江宁（今南京市）三山街：“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一人皆毕命。

披甲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
至于任维初，朱国治在“会审报告”中说：“众称任维初并无‘婪赃’等事；再讯倪用宾等，亦云‘没有’等语。

知县任维初既无过犯，应免议。

”完全无罪，不仅免议释放，而且官复原职。

《纪闻》载：“（任维初）五月初一日复任，谓衙役曰：‘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

甲后不完者，三日一比；负固者，夹之；至于官庠大户，抚台自有奏销，虽负固，亦不得不完。

’任维初虽贪酷稍逊，而狼子兽心，暴戾如故。

”
然而，正所谓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任维初虽然从“哭庙案”中侥幸逃脱，但并没有得意多久：“越明年，抚臣罢去。

代之者韩公，名心康也，字世琦。

以别案，亦斩任维初于江宁之三山街。

”
江宁三山街，真是个神奇地方：被害者的血迹未干，又被害人者的血迹覆盖，可谓血债血偿。

人们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不免惊异于“现报”的迅疾和“酷似”。

这是韩公的有意安排，还是秀才们的冤魂所致？抑或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任维初的下场固然是罪有应得，但还要拜朱国治所赐。

据《苏州府志》载：“（任）维初复任，后因‘白粮’经费迟延，部议降调。

（朱）国治复纠其贪。

勘实，绞决于省城。

”所谓“白粮”，是清政府从江南（苏、松、常、嘉、湖五府）征收的额外漕粮，专供宫廷及百官之用，可谓“特贡”。

任维初致其“经费延迟”，属渎职失责，故“部议降调”，尚非死罪；而朱国治“复纠其贪”，才是致命一击。

此刻不禁令人想起朱国治得知任维初供词后的“惊”与“怒”，想必他当
时就对任维初怀恨在心，必欲铲除；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不得不暂时隐忍，对任维初加以保护。

現在终于觅得良机，遂痛下杀手，毫不留情。

这恐怕是“呆者”任维初始料未及的吧。

任维初罪恶昭彰，不仅触犯了当朝的政纪国法，而且激愤了当地官绅士民，还践踏了普遍的道义和良知，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死有余辜的。

然而回顾任维初的所作所为及其命运下场，仍不免令人心绪难平。

由于记载缺略，任维初的早年情况不得其详，只知道他“由贡生为学谕”，也是读过圣贤书的。

他的变“坏”，应是在获任吴县县令之后。

按说县令较之学谕，官职更高，实权更大，又赶上吴县这个“首县”，都为他向“好”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他何以“突然”变坏，直至身败名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呆”。

不仅余公这么说，《苏州府志》也说他经费迟误，韩世琦《抚吴疏草》多次提到他侵盗或纵容侵盗“漕折”“轻赍”等。

这透露任维初确有简单粗暴、轻率昏庸等问题。

也就是说，任维初的资质和能力本不足以胜任“理烦治剧”的县令之职，在当时特定的军政局势下，难免遭到“功令”和“考成”的惩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贪”。

吴县县令这么个肥缺怎么会无缘无故落到他这个呆子头上？上文说到朱国治的“赏识”和“厚望”；但朱不会无缘无故“赏识”和“厚望”于任维初，因而不能排除任维初投其所好、打点钻营的可能。

一个“贪”字让他们一拍即合，相互利用。

然而任维初的“呆”虽能助其贪婪，却不足以成全其贪婪。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那样一个军国形势、官场生态，几乎无官不贪，想不贪都难；就看谁贪得更加巧妙、更加高明了。

有记载说：“康熙初，长洲县令彭（士奇），赋性贪酷，设立纸枷。

纸半臂，使欠粮者衣而荷之，有损则加责罚。

滑稽者改《清明祭扫》一诗粘于县墙云：‘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

纸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

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

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百姓怨恨，为韩抚军所劾，羁栖听勘，死于花桥巷寓所。

”（褚人获：《坚瓠集》）长洲紧邻吴县，“哭庙案”血迹未干，这位彭令仍贪酷如此，可见当时基层官吏生态之一斑。

实际上就连负责复议本案的朝廷最高层里，也不乏“贪赃枉法”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局对贪官污吏的惩处不可谓不严厉，而官吏的贪赃枉法似乎并未收敛，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本来就是“呆者”的任维初，又遭遇朱国治这么一个“精明”的上司，更加注定其身败名裂的下场。

我讲这些，既无意为任维初开脱，也无意将其罪恶“虚化”为普遍现象，更不想做“如果……就……”的假设。

只是觉得任维初既很特别又非个别。

顺便提一下，朱国治“后抚云南，如故操。

岁癸丑，吴三桂反，以刻剥军粮，将士积忿，乃脔而食之，骸骨无一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