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秦汉史研究述评
2004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述评.
2004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述评2004年先秦秦经济史研究在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上使该领域研究水平较上年有所提高，但也存在某些问题重复研究，研究视野狭窄等情况。
兹分述如下。
总体性论述抑商问题始终是先秦秦汉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齐秀生认为，抑商政策贯穿于整个中国古社会，表现出一贯性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抑商政策的形成阶段，秦汉时期是定型阶段，而魏晋以降则是抑商政策的推行阶段①。
袁林认为中国古代作为经济政策的“抑商”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
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对交换环节影响甚小，而对分配环节作用较大。
②周春生等强调，2000多年来在如何处理农业工商业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主导思想与政府政策经历了从农本工商末、农本俱利，到重本轻末、禁末，再到三者皆本、并重的二次重大转变。
③柳思维认为夏商至春秋时期，中国并未产生明显的轻商思想。
战国时期轻商思想开始形成。
轻商思想在中国的长期延续与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和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直接相关④。
魏明孔指出中国前近代工业经济的七个特点：家庭副业手工业一直比较活跃、官府手工业自始至终相当发达、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前店后坊模式比较普遍、合伙制具有近企业的某些特征、民间手工业生产者有土投资偏好、工匠身份变化比较大、工匠技术的传授主要通过父子相承或兄弟相承⑤。
小农经济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关注。
程念祺认为，从战国到秦汉，中国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低投入和低产出。
在其后的中国经济史上，由于高额的租税剥削，低投入的情况甚至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经济史上“枣”与“桑”的并称，反映出粮食替代品生产对维持农民生活的重要性。
正是这种重要性，导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种种的制度安排。
研究中国经济史而忽视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以及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⑥。
张翔迅认为古代农业财税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国财政收入，解决纳税不均和逃税等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
家族形态研究》、杨升南的《商代经济史》、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及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时常得到学者们的引用,获有广泛的好评,有的还出版了修订本,也有的再版或再次印刷。
4.十一卷本《商代史》的完成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商代史研究的进展,尚需说一下由宋镇豪主编、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项目———十一卷本《商代史》(已于2007年结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十一卷本《商代史》首次全面构建了商代历史的完整框架,既是对百年来商代历史研究的总结,也是对这一研究的继续和新的深化。
第一卷是集体供稿、由宋镇豪主笔的《商代史论纲》,第二卷是由韩江苏、江林昌撰写的《〈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征》,第三卷是由王震中撰写的《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第四卷是由王宇信、徐义华撰写的《商代社会与国家》,第五卷是由王震中撰写的《商代都邑》,第六卷是由扬升南、马季凡撰写的《商代经济与科技》,第七卷是由宋镇豪撰写的《商代社会生活与礼制》,第八卷是由常玉芝撰写的《商代宗教与祭祀》,第九卷是由罗琨撰写的《商代战争与军事》,第十卷是由孙亚冰、林欢撰写的《商代地理与方国》,第十一卷是由宫长为、徐义华撰写的《殷遗与殷鉴》。
上述内容囊括了商代史中诸多专门的领域,可以说每一卷都是一部断代史中的专门史,不但在资料上尽可能地网罗了所有相关的甲骨文和考古以及文献资料,而且在立论上,在总结和尊重、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都有自己的体系和创新。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在于各卷都发挥了作者的研究专长,有的作者原本在该领域就很有学术影响力,在主编认真负责的带领下,全力以赴,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既完成了这一重大集体项目,也使个人在该学术领域更上一层楼,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所以,十一卷本《商代史》的问世,不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暨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这一甲骨文研究重镇在继《甲骨文合集》和《甲骨文合集补编》出版后的又一可喜的成果,而且也体现了中国甲骨文殷商史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
“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的进步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上世纪50年代末史学界逐渐形成的对唯物史观的僵化教条理解被打破，“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被摈弃，通过对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研究，解释中国历史进程，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第二，大量新出土资料的不断刊布，使得我们在许多历史细节乃至某种程度的历史整体上都获得了新的知识，一些长期形成的定说受到动摇和改变。
第三，随着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我们可以迅速和直接了解海外同行的最新成果。
第四，由于电脑检索系统的广泛应用，资料搜集变得更为快捷，结束了以往皓首也未必能穷经的时代。
就本质而言，这些进步同样也是中国历史学的进步。
这种整体性的变化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是空前的，即使与上世纪初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过程相比较，也增添了若干新的因素，因此，将这个时期作为包括秦汉史研究在内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时期，是不过分的。
从研究重点的转移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与“文革”前十七年（1949年～1965年）学术思路的变迁。
在十七年中，秦汉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形态和阶级关系，包括商鞅变法的性质和作用、秦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秦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这个时期的上层建筑与阶级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者的兴趣发生了明显转移，在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中，学术探讨逐渐转向职官制度、法律制度、政区地理、政治变动、社会基层组织、人口状况，研究思绪指向更为丰富、更为宽阔的历史表现；与此同时出现的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为秦汉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这些变化直接得益于思想解放和对国外研究方法的借鉴，其成果不仅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学术变迁，也为秦汉史研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多少有些吊诡意味，在我看来当前秦汉史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恰恰也来自这四个方面。
这并不是说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够大，也不是说这些因素还不足以令我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是说这四个方面在改变秦汉史研究状况的同时，也凸显出目前包括秦汉史在内的中国史学研究内在结构的核心问题。
2004年秦汉史研究述评
2004年秦汉史研究述评黄留珠24年大陆的秦汉史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据初步统计，全年出版有关著作6部左右，发表论文6篇上下，著作数与论2004年大陆的秦汉史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据初步统计，全年出版有关著作60部左右，发表论文600篇上下，著作数与论文数较前两年均增加了1／3。
①全年学术活动相对活跃，较重要的学术会议接连不断，如(西安)“秦俑学第六届学术研讨会”，(长沙)“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章丘)“汉代考古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哈尔滨)“秦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等。
还有不少专论汉、唐两代的学术会，如(北京)“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西安)“汉唐历史文化讨论会”等。
以下拟就论著方面的情况略作述评，而对有关学术会议的信息，由于各次会议均有综述稿或纪要稿发表，故不再赘述。
一2004年出版的约60部著作中，约17．9％为研究专著，约l6．1％为论文集(包括个人论文集、学术会议论文集和以书代刊者)，约33．9％为考古文物类著作，约12．5％为整理的历史文献，约19．6％为人物传记。
三联书店推出的钱穆作品系列之《秦汉史》，虽为钱氏旧作，但其对秦汉史的总体把握及对众多问题的独到见解，迄今仍不失其学术指导意义。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修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两部贯通秦汉魏晋的专题研究论著，凝聚着两位前辈学者的真知灼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山大学出版社)、吉仕梅《秦汉简帛语言研究》(巴蜀书社)是两部学术特色突出的简帛研究专著。
中国汉画学会、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汉画研究(第一卷)》(广西师大出版社)、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齐鲁书社)、黄雅峰《南阳汉画像砖石的视觉造型》(河南美术出版社)，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汉画、总结汉画，颇具参考价值。
黄怀信主编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汇集有关《大戴礼记》的校、注于一册，并参以己见，多便读者。
《秦汉史》书评-最新文档
《秦汉史》书评孟祥才先生著《秦汉史》，这部书稿以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将这一时期近四个半世纪的历史从各个层面、全方位地展示给读者，以从中体现我们祖先创造历史的豪迈和悲壮，汲取启迪与智慧。
全书共分九章，只有首章叙及秦朝的建立和灭亡，其余章节均论两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故两汉是全书论述的重点。
作者于第一章“秦朝的建立和灭亡”中，追溯秦人的祖先，利用《史记》《汉书》等资料一步步推进，分析了秦人先祖步步为营，最终强大。
用图表的形式列出了秦人封国之始至二世胡亥，共传30代，37个国君的世系表，使读者一目了然，看起来非常清晰明了。
且详细地分析了各个君主在位时发生的大的历史事件及对这一时期产生的重要影响。
如：详细叙述了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的内容及影响。
第二章至第四章探讨西汉的政治、经济、农民起义。
第二章描述了西汉的建立与前期的政治经济。
由于秦末农民起义和四年的楚汉战争，使得人口锐减，人民生活困难。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黄老无为。
文景时期，民间经济复苏，商人兴起而奢风盛行，农民生活仍很困难。
奴隶亡民、豪杰任使、诸侯骄纵、外患凌逼（匈奴），经济复苏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的社会问题。
第三章描述了西汉中期的鼎盛，是本书的重点。
汉武帝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
作者认为汉武帝拓边的动机是“耀武德”经济背景是民间经济的扩展，汉与西域在张骞之后经济联系的加强，汉初七十年积累国力强盛。
汉武帝内兴礼乐、外勤征伐、费用浩繁，耗尽汉初七十年的积累，造成了西汉的中衰。
武帝为补充用度不足，实行了盐铁官卖、算缗、均输平准、钱币、增口赋、鬻爵等敛财措施。
而其中算缗对百姓的伤害最重。
第四章“西汉后期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新朝代汉后的农民战争”。
由于奴婢问题的日趋严重、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奢侈淫乐与政治的腐败致使矛盾激化。
王莽新政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一：“公田”（土地收为国有）；其二：废奴；其三：“五均六箢”，目的都是缓解社会危机，然而王莽刻意篡古，改革币值，重划郡县，更改官名，造成社会混乱。
2004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
2004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田静2004年学界发表有关秦文化的学术专著10部，论文近百篇；有关秦文化的学术会议是7月在兵马俑的故乡临潼召开的“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和12月在上海召开的“周秦汉唐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秦文化的考古发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早期秦文化联合调查成果显著，二是凤翔发掘大型周秦墓葬，三是阿房宫考古工作依然受到各方关注。
一、论著出版专著有台湾兰台出版社出版何清谷先生的《秦史探索》，该书由37篇论文合集而成，分三编。
第一编收论文4篇，讨论秦人的起源问题。
第二编收论文21篇，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历史的断面。
第三编收论文12篇，论述秦王朝十五年的人与事。
专著类还有三联书店重印钱穆作品系列之《秦汉史》，中华书局出版田余庆先生之修订本《秦汉魏晋史探微》，巴蜀书社出版吉仕梅先生的《秦汉简帛语言研究》。
考古报告有科学出版社的《秦都咸阳考古报告》，这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一部考古报告，总结了1959〜1999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对秦咸阳故城阶段性的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成果。
全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调查、勘探与试掘部分，介绍秦都咸阳的城市建设、宫殿布局、手工业作坊及其生产情况；下篇为一、二、三、四号宫殿遗址的发掘和中、小型秦墓的清理部分，较全面地公布了秦宫中出土的方砖、瓦当、壁画、空心砖、陶文等资料。
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西安南郊秦墓》，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的汇集该所近年来发掘的三座秦墓的发掘资料。
文物出版社的《秦西垂陵区》，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高陵张卜秦汉唐墓》；论文集有三秦出版社《秦文化论丛》（第十一辑）《秦文化论丛选辑》和《秦汉史论丛》（第九辑）。
前两本书是秦俑博物馆编著的有关秦文化的学术性文集。
后者是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编的文集,本辑收录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的论文42篇。
通俗类著作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秦兵马俑》，该书以考古发掘者的身份讲述了发掘和保护秦陵兵马俑过程中难忘的经历。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黄今言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的研究有重大进展，成就斐然。
其突出表现是：一是研究队伍扩大。
除老一辈史家外，新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
二是研究领域拓展。
过去只局限在少数领域，如今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教育、人口、地理、思想文化、人物评价等各个领域。
三是研究成果丰硕。
过去发行的专著、论文数量极为有限；如今专著、论文大量涌现，满天星辰，数量大为增多，且刊发了很多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学术价值高的成果。
从秦汉史研究的走向和发展趋势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拓展与深化了传统课题的研究。
对秦汉史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包括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职官制度、军事制度、宗族家庭、法律制度、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继续成为重点研究领域。
旧题新作，多有深化，先后刊发出了一批史论结合，体现特色，功力扎实，富有生命力的新成果。
其二，重视简牍、文物的研究。
随着大批简牍及画像砖石等文物考古资料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有的对简牍、画像砖石本身进行专门研究；有的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以简牍印证文献，或以文献诠释简牍，研究出了一批开拓性的著作。
其三，加强了区域史的研究。
在这方面，一是秦汉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进行了有力引导，如1991年年会重点讨论齐鲁文化；1993年年会重点讨论江南经济；1996年年会重点讨论南越国史；1999年年会则讨论西南开发等。
再者，伴随着各省通史的编写，一般也都设有《秦汉卷》，如《陕西通史·秦汉卷》，《山东通史·秦汉卷》等。
这都有力推进了秦汉地域史的研究。
另外，不少学者，就地取材，从实际出发，研究本地的秦汉史，关中、西北地区的学者尤为明显。
多年来由于大家合作，拿出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成果。
其四，研究方法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许多学者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无史不证，同时又重视价值评判，力求做到“以史为鉴”；有的学者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引进历史学研究；还有的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计量分析法等引进史学研究，试图使研究更加精确化、科学化。
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宋尚文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
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
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
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
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
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
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
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
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
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
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
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
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
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
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
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变，秦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本文将从改革开放前的秦汉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上）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下）三个方面，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
在改革开放前，秦汉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秦汉史研究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
例如，对于秦始皇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暴君”为主，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对于汉武帝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学术界往往将其简单地归为“英明领袖”，而忽略了他在位期间所采取的一些错误政策。
因此，改革开放前的秦汉史研究存在一些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变，秦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考古发现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
例如，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的发掘，为研究秦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洛阳出土的文物也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秦汉史研究的素材，也提高了研究的精度和深度。
文献整理也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加大了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力度，出版了大量校注、今译等形式的文献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同时，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居延汉简》等，这些资料为研究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思想史研究也成为了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过去，秦汉史研究多注重政治、制度等方面，而忽略了思想方面的研究。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等方面。
例如，对于秦朝法家思想的研究、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认识，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秦汉史研究的新得与心得_秦汉史论集_外三篇_述评
#书评#秦汉史研究的新得与心得)))5秦汉史论集(外三篇)6述评ù刘汉东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这基于当时的历史重要性。
长期以来,研究秦汉史的专家学者可谓多矣,且硕果累累。
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学者反而有些彷徨,不得不面对四大问题。
一是有关秦汉的各种材料,包括成文的和物化的各类信息载体,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数量显得不足,经过了千百年的研究者的反复爬梳,增加了材料运用的难度。
二是有关秦汉史的各种问题,从小到大,几乎都有研究成果,特别是重大问题,或有定论,或者认可,或者沉寂,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要有新的构思,才能有所突破。
三是历史为前人各种社会活动所遗留的痕迹,与总体文化相关,如何把握历史文化的关系,涉及到理论体系和一系列的观点问题,要有全盘和慎重的思考。
四是成果的发表和学术书籍出版难,不少颇有见地的成果因而不能及时面向社会和学术界,甚至常年湮没不闻。
在这种情况下,张荣芳教授的5秦汉史论集(外三篇)6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以下简称5论集6,文中观点,一般标页码,不注明论文题目)与各界读者见面,将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入。
5论集6收入论文15篇,从内容上加以归类,笔者肤浅之识,意可分为四组。
第一组为社会与阶级研究,包括秦末大起义性质和西周/民0、/氓0身分两篇;第二组为经济状况,主要是田制和对外交通与贸易;第三组研究文化,涉及面较广,跨度较大,上及先秦,下至现代;第四组着眼于岭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对南越国、岭南青铜铸造、地区文化等进行了探讨,资料发掘工作做得较细,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关于社会和阶级研究,5论集6主要侧重于秦末农民大起义。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体建立之后所爆发的第一次全国性大起义,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关研究论著因之纷至迭出,数量很多。
但评论的角度有所不同,观点也就有所区别,甚至于结论迥然相异。
5论集6从大起义参加者社会身分入手,对其性质具体分析。
2016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之探析【优质】
2013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之探析2013年的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在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的同时，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出现了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相关著作和论文集40多部，发表论文400余篇。
其中，如果就个人的研究成果统计而言，当以王子今最为突出。
他出版了三部著作——《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合著)[1]、《细说秦汉》(合著)[2]、《中国社会福利史》(合著)[3]，发表学术论文23篇，并在《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诸报刊发表文物考释、读书随笔、学术综述等11篇。
以一人之力而有如此丰厚的收获，实在令人惊讶和钦佩。
正是由于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出现了秦汉史研究全面推进和步步深入的可喜局面。
兹依据见闻所及，分七个专题综述如下。
为了节省版面，对作者的尊称一律省略;成果出处凡是学报“社科版”者皆略去三字。
遗珠之恨，恐所难免;论说失当，尚祈鉴谅。
一学术交流与成果结集重要学术讨论会议有：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西安，8月11日至15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由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咸阳师范学院等单位承办。
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台地区以及韩、日、英等国的200多位学者参加了年会，提交会议论文(含提要)175篇。
在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上，与会者围绕“政治与制度”、“学术与文化”、“简牍与考古”、“农业与科技”四个中心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
特别是对新出张家山汉简相关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此次会议的明显热点。
与之相关的会议论文多达45篇，并有多位学者在大会发言时交流了研究张家山汉简的心得体会。
这充分反映出重视利用新出考古资料、注意跟踪学术前沿问题，已经成为秦汉史学者的共识。
会议还选举出以周天游教授为会长的新一届秦汉史学会理事会。
与前几届年会一样，一批海外知名学者(来自日本的学者东晋次、江村治树、鹤间和幸、吉村昌之、太田幸男等人，来自港、台地区的学者管东贵、廖伯源、陈文豪、吕宗力等人)参与了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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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秦汉史研究述评
关于典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某些新变化。
如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河北学刊》4期)从变革的角度把制度与汉武盛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汉初制度多疏阔，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却无法得以实施。
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
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
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
董平均《西汉诸侯“惟得衣食租税”考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则对学术界颇多争议的汉代景、武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所食究竟是“全租”还是“半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诸侯的衣食租税应为‘全租’，而非
‘半税’。
田租、算赋为诸侯之公用，山川园池市井之税作为诸侯的‘私奉养’并未完全取消。
汉武帝为解决财政困难，推行盐铁专卖政策，逐步取消了诸侯经营盐铁、铸币、酤酒的权利”。
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胡守为《“举谣言”与东汉吏政》(《中山大学学报》6期)堪称一篇代表作。
该文对东汉一代国君“仿效古代听百姓的歌谣而知施政及地方官吏得失”的意图与实践，进行了极有见地的分析。
以东汉的事例为证，阐明“此举要收正面效果，必须使民能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君主不受干扰，确以民意为鉴，舍此徒具虚名而已”。
有关军事思想的研究，黄今言《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对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西汉前期，奉行‘黄老学说’，采用南抚北守、以防为主的战略思想；自汉武帝起，‘尊儒’‘重法’，实行主力伐胡、开拓边疆的战略；东汉前期，在‘柔道’治国方针指导下，实行保境安民、俱存不扰的战略思想，废除更戍役制度，大力调整边防力量；东汉中后期，公卿大臣‘多近儒’，实行‘恩信招降’、‘以夷制夷’的战略思想，着力于组建与增设营兵，大量使用属国兵等”。
指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形势不同，边防战略思想有别，战略思想的文化特征和所产生的效果、影响也各有不同”。
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葛亮《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河北学刊》5期)对长期流传的王昭君嫁匈奴是“和亲”说做了辨析。
认为“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弥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王昭君奉命出嫁匈奴单于并非“和亲”，而在汉代的史籍中亦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只是随着“和亲”词义在北朝隋唐之际的衍增，民族“和亲”与跨民族的“政治联姻”混为一体，于是昭君出嫁就被唐代学者引申联想为一次民族“和亲”，从而世代流传，遂成定论。
作者指出，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邪韩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研究汉代历史，应该摒弃‘昭君和亲说”’。
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4期)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并对西汉屯戍士卒的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诸多问题，做了全面的探讨。
经济类文章之中，关于土地、徭役制度的探讨仍占较为重要的位置。
朱绍侯《论汉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河南大学学报》1期)指出，“名田制是商鞅变法时建立的土地制度，并为汉代所继承，但在史书和秦汉简牍中，从未见过名田(受田)制的具体内容。
《张家山汉
墓竹简·二年律令》中保存有吕后二年颁布的以军功高低及其他身份为依据的受田受宅的律文，才第一次知道高爵获得者所得到的惊人受田数字，证实了汉初确实培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
该律令还证实了名田制是一种有受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
但汉政府为了确保税收，对授出的土地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并能干预和调整土地的再分配。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长期占有逐渐转化为私有，并导致汉武帝时期出现的汉代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名田制遭到彻底破坏，到东汉建国，名田制再也没有恢复。
历史进入了豪强地主掌权时期。
”张金光《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山东大学学报》3期)一文认为，“秦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
凡单言‘更’或‘更’卒者，尽皆指为月更之役卒。
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称为
‘更’役，应‘更’役者，在习惯上可以称为‘更’卒。
‘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
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为‘正’，此为着重就其在役之龄方面而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
此二义又实相联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侧重而已。
然‘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
‘更’、‘正’起役年龄先后稍有所差。
先为‘更’，待稍壮之后，即按法定年龄‘移为正’，并按编次从事正役。
每一个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龄期限内，既需为‘更’，又需为‘正’。
‘更’的役期以月计。
‘一更’就是一月的时间。
正役役期以岁计，所谓‘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即是也。
时间总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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