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年轻人应多读小说 脱离狭隘的心胸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一连七天的香港书展云集全球近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580家参展商参与。

今届香港书展的主题为“从香港阅读世界·一读钟情”。

今年由香港书展文化活动顾问团推选出的年度作家是著名人文学者兼文化人李欧梵教授。

《深港书评》再次专访了这位在文化界不同领域作出成就和贡献的多元文化人，并介绍40本参展书目，以飨读者。

晶报记者刘忆斯特约记者林骁实习生王建荣罗婉我们与李欧梵教授缘分不浅。

2011年，李教授曾经接受《深港书评》的独家专访。

而2013年底也斯先生去世，李教授也将自己撰写的悼念文章独家授权《深港书评》发表。

记得在四年前的访谈中，我们曾与李教授就中国文学的传统，尤其是唐代文学进行了探讨。

今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林骁的帮助下，我们得以再访李教授，终于又续上了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的话题还是从下周三即将开幕的香港书展开始，众所周知，李欧梵教授荣膺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

今年76岁高龄的李教授戏称，目前获得香港书展“年度作家”的六个人里，“刘以鬯最老，我第二老！我想他们给我颁这个奖，主要是因为我老吧！”但事实上，古稀之年的李教授求知欲与学心仍盛，他目前正在学习德文，希望有一天能用德文朗读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我不赞成我自己得“年度作家”晶报：首先恭喜您荣膺今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您是什么时候获悉这个消息的？能分享一下您当时的心情么？李欧梵：我五月初在台湾师大讲学的时候就收到了电邮，说选举委员会大多数人同意，推选我为“年度作家”。

我当时第一个感受就是：糟了，变成媒体人物了！我不愿意出头，而且跟政客握手没什么意思。

香港书展之前选的作家都是写小说的，创作型作家，而我是个评论型的，所以我说自己不够格。

晶报：如果您有选票，“年度作家”您会推选谁？李欧梵：我马上想到两个人，都是女作家，一个就是黄碧云，另一个就是小思，黄碧云的创作能力很厉害，小思是学者型的，对香港也比我更有贡献。

后来我太太就说，你这样是不是有点瞧不起评选委员会啊？我一想，是啊，“年度作家”代表香港对我的一种承认啊，说明评选委员会承认我这么多年来写的这么多文章。

这些文章基本上都不是学术文章，也可以说它们牺牲了我一部分学术生命。

晶报：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以前已授出五位，有刘以鬯、西西、也斯这样的香港文坛前辈，也有陈冠中这样的文坛中生代和董启章这样的文坛新人（其实董也不算新人了），您怎么看待这五位获奖者？李欧梵：这五位我都非常尊敬，特别是刘以鬯。

另外几位我觉得也非常合适，比如也斯是第一个教我香港文化是什么的人；陈冠中跟他合作过好多年了，他对香港有独特的贡献，而且近年来越写越好；西西是公认的香港最好的女作家，香港早该承认她了；董启章是我心目中年轻作家最用功的一位，他写那么大的书，花了很多工夫，这种辛劳是外人很难理解的。

对他这样默默耕耘的作家，能够给他“年度作家”很不容易。

总之，每个得奖人我都赞成，就是我自己我不赞成（笑）。

我觉得自己是“三像”“三不像”晶报：之于香港乃至华语文坛，您怎样给出自己的坐标？李欧梵：说到给自己坐标，我倒更愿意给自己三个角色，一个是学者，一个是文化人，一个是业余爱好者。

我在这三个角色里不停地徘徊、犹豫，因此我常觉得自己是“三像”“三不像”。

一方面是一开始如鱼得水，后来发现这三个角色中间也有断裂。

“三像”的意思是我做得很好，“三不像”是每样都还做得不够。

在香港公共文化领域里，我一直知道我的角色，就是从学者的立场从事文化批评。

不过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倾向于个人的兴趣，这跟香港社会没什么关系，比如说古典音乐，比如说欧洲的老电影，我越写越过瘾。

当然，我自己也会反省，这些年来关注个人兴趣过多，有点荒废学术研究，因此这几年也在恢复学术。

我去台湾的一个目的也是躲起来做我的研究，基本不写文章。

晶报：其实学术研究与个人兴趣是很难区别开的。

李欧梵：对，这是一个混杂和滋养的过程。

其实国外很多学者研究和写作的方向都很丰富，写建筑文化批评的就有很多，至于跟音乐跟文学关联的文章就更多了。

比如罗兰·巴特既写理论性文章，他的文化批评也写巴黎铁塔，也写嘉宝的脸，也写男女爱情，也写舒曼的音乐，说起来，哪一个作曲家的作品他不喜欢呢？罗兰·巴特是伟大的作家，他同样也是一个理论家。

在这一点上，本雅明更是，他写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化批评，他还是一位翻译家，德文翻法文，法文翻德文……而且，本雅明也很懂音乐。

晶报：可今天的中国文坛却更服膺专业化，比如我们常用的“专家”这个词，就意味着专业方能成家。

李欧梵：对，我们现在就是太专业化了，所以我的目的就是反对专业（笑）。

不要以为学术化就是专业化，更不要以为专业化就是说你在自己的专业内学得好，有造诣。

真正的大师级文章都是深入浅出的，而不是卖弄那些专业性的词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好厉害，其实里面却是空洞的。

事实上，后一种文章我们见得还少吗？比如一些学术性的议论文章，那文字简直让人搞不清作者在写什么，想写什么，就好像是把英文直接翻译成中文一样。

还有，一些人写文章很喜欢使用泛政治化用语，另外每天都有大量小资的、华美的、轰动的、标签式的、创造新怪字的用语大行其道，以为了不起，但那是最肤浅的东西。

“五四”的传统没有了。

我很担心中国的白话文会被带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步，让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一开始学的就是糟糕的语言。

不过很高兴，最近看到李陀和北岛编的《给孩子的散文》，我猜他们心里也有这样的担忧，才会回头去找一个真正的好的文学传统，让孩子去读。

我有一张关于小说的“空头支票”晶报：说到传统，其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不乏兴趣点多、涉猎广泛的文化人。

阅读您的书，除了洋范儿，亦能感觉您身上有着中国老派文人的风范。

您觉得自己是“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呢？李欧梵：“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没有分别，体用对我没有分别，几乎都是“体”，也都没有“用”（笑）。

我是从没有讲过用的，我体现出来的都是实质的内容。

我承认在家庭教养之下长大，我身上“西化”的成分会比一般人重，不然名字也不会叫“欧梵”（欧梵是希腊神话中音乐之神的名字），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学西洋音乐的嘛；可我后来却选择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文学，这也对我有影响。

所以我中西是混在一起的。

晶报：您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学者，而我听说最近您却醉心于德国文学……李欧梵：是啊，我近年来可以说一头栽在德国文学里边，对了，还要告诉你，我现在开始学德文了，而且是跟着专门的德文老师从《格林童话》到里尔克的诗一路学，我想可能没有谁会像我这么学吧，我觉得这是正规的学法。

我还给自己开了一个德文书单，希望自己能独立阅读完这些书，能不能最终达到另说，至少能让自己高兴一番吧（笑）。

我给自己制定的最终目标，是能用德文念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念《变形记》。

当然，如果能用德文念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就更好了！晶报：您的小说作品并不多，但正如邱立本说的那样，您是“用迷人的文字、诗化的语言，带来了戏剧张力”。

自《东方猎手》之后，您有没有再写小说？会不会再写小说？李欧梵：我只写过两本小说，一本是《范柳原忏情录》，一本就是《东方猎手》。

其实我还构思了一本小说，不过到现在一直还没动笔写，这是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音乐家既喜欢中国音乐，也喜欢西方音乐，可他却处在一个战乱的年代……我想写一个艺术家个人成长的故事，还有那个时代，总之是一个很大的故事。

后来抗战结束了，这个音乐家跑去台湾等等。

我是以我爸爸作为原型来构思的。

我翻中国当代小说史，写音乐家的作品很少，其实西方也很少，所以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蛮珍贵的。

我想写的这本小说，讲起来有点像一张“空头支票”，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写出来，至少有这么一个想法吧。

我心目里的中国就是唐朝晶报：2011年，您曾接受过《深港书评》的专访，记得您说自己特别喜欢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开创出新天空的拉美文学，而对于当代的中国作家，您也希望他们能多从乡村小说走出来。

有意思的是，您说这话没两年，莫言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写的多是乡村小说，但却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

李欧梵：说到拉美文学，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写过一篇学术文章，名字叫《欧美文学的两个见证》，写的就是米兰·昆德拉与加西亚·马尔克斯。

当时这两个人在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我大概是少数早期把他们介绍进中国的人之一，也许莫言他们也读到我的那篇文章了（笑）。

当然，莫言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他自己也承认受了马尔克斯的影响。

我觉得作家互相之间的影响是很正常的，比如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非常喜欢看狄更斯的作品，但他们是两个风格迥异的作家。

如果一个作家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不受任何人影响，恐怕也写不出特别好的东西。

但不可否认，一个作家也会面临被影响的焦虑，这要看你能否处理好这种焦虑，进而超越影响你的作家。

我觉得莫言就已经走出了马尔克斯的影响。

我们再回到中国的乡村小说的话题，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实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潮流，但最后沉淀下来的最好的作品，还是写乡村题材的小说。

中国作家对都市题材把握得不好，我觉得还是没能很好地了解到都市人的心理，就算这本小说写的是都市，也可能会带有一点乡村味儿，比如这两年很红的一本上海小说《繁花》，我读下来，感觉上海就跟乡村一样。

其实中国也曾经有自己的都市小说，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可是没写多久就断掉了，非常可惜。

后来一些香港作家也曾做过一些都市小说的尝试，比如刘以鬯，但也没能坚持下去。

我觉得，写都市小说必须要先建构起一座都市，没有都市，就不可能有都市小说。

晶报：上次您接受我们的专访，还说到希望有中国作家可以“把唐朝的灵魂带回来”，近年来中国的文艺界确实也兴起一股唐朝热，小说有张大春的《大唐李白》，电影有侯孝贤的《聂隐娘》、徐克的《狄仁杰》……您觉得他们有没有抓到唐朝的灵魂？或者说您认为唐朝的灵魂是什么？李欧梵：之前我看过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包括徐克拍的《狄仁杰》，我觉得他们都是只以唐朝做背景而已，说的还是现代人的故事，侯孝贤的《聂隐娘》我还没有看过，比较期待，因为这部电影是几位高手写的剧本，有阿城，还有朱天文。

你说的张大春是我很喜欢的作家，我觉得他是台湾作家里唯一深懂中国传统的作家。

说到我心目中唐朝的灵魂，或者说唐朝的气象，其实就是那时候中国人的国际视野，我们可以称之为唐朝视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一次去敦煌，当时敦煌还很少游客，当看到沙漠，看到敦煌的壁画，我一下子就傻眼了，我觉得我眼前的这些才是中国古代的世界，什么所谓的“中心”都感觉都是边远地区——整个心灵的地图改写了我想象中的唐朝，把当时的世界完全打通了。